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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注音版序言

东汉人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字典。关于许慎的生平，正史上有简短的记载：“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后汉书·儒林传》）。这篇传记没有提到《说文》，而主要是推崇他在经学上的突出成就。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和他的儿子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我们还可以知道，他向贾逵学习过古学，做过太尉南阁祭酒，曾奉诏校书于东观。后来有人称呼他为“许祭酒”。除了《说文》一书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著作，但它们都已散佚，仅有清人的辑本。

许慎编写《说文》，始自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于病中派其子许冲进上，前后长达20多年，可谓精心之作。许慎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呢？这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经学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是所谓“显学”，影响很大。但是到了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传授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私人藏书，推行“挟书之律”，严重地打击了儒家经典的正常传授。儒家经典面临“失传”的危险，幸亏秦帝国的文化专制和暴政没有像始皇帝期望的那样万世不绝，否则我们今天能否看到五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很大的疑问。西汉初年，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文、景之后，又广开献书之路，儒家经典才得以逐步浮出水面。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朝中专门设置研究经书的经学博士官职，儒学又成为“显学”。

汉人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文献主要是通过两种文本方式。一种是口耳相传，靠背诵和记录来流传的文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当时通用的隶书，称为今文，如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尚书》，又称为《今文尚书》。另外一种是从墙壁或地下发掘出来的文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如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里发掘出来的《尚书》，又称为《古文尚书》。这样的古文，我们今天从出土的战国竹简上还能读到，其写法与汉代的隶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今文和古文，本来只是书写文字的不同，但后来研究与讲授的人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在治学方法和经典取舍等方面，各有师承，逐步展开门户之争。这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典只是在民间流传，没有被朝廷立为“博士”。直到西汉末年，著名文献学家刘向的儿子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经典列入学官，古文经学才慢慢兴盛起来，逐渐在东汉占主导地位。

在今古文的斗争中，许慎持古文经学的立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期，他的老师贾逵就是一个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五经异义》就是用古文学派的观点来研究五经的。从时人所谓“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称许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个古文经学大师。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他编撰《说文》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字训诂，而是有其明确的经学目的，其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说：“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当代《说文》专家陆宗达先生指出：“从古文经学派的观点出发来发扬‘五经之道’，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这才是许慎的真正根本目的所在。”（《说文解字通论·引言》，北京出版社1981，第4页）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古文经学家很早就在文字学与经学之间、文字学与政治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所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在古文家的眼里，文字和五经根本就是互为依据的，这是我们今天读《说文》首先应该了解的。

所谓“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的说法，则意味着《说文》不仅仅是一部字典，它还可以看作是一部博物志或汉代的百科全书。后人从《说文》中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它”（音tuo）字即今“蛇”字，《说文》云：“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顾相问无它乎。”意思是说，上古时候的人居住在草木丛林中，蛇很多，人们经常会碰到蛇的侵袭，因此彼此见面时的问候语是“有没有碰到蛇啊？”就像后来文雅的问候语“别来无恙乎？”或者像今人问候语“你吃了饭没有？”尽管学者们对“它”字的解释有歧义，但我认为许慎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古老的生活习俗的遗存。由于《说文》包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因此，现代的学者很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此书，如程树德先生的《说文稽古篇》（初版于1930年，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版）、臧克和教授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说文》一书在编撰体例上有什么特点呢？《说文解字叙》里说明道：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言旁）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其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从这段说明以及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中我们可以得知：

一、《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共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同时列举字形不同的古文、籀文（即大篆）、或体、俗体等，这些重文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个。加上解说文字“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经过长期流传，原本的各项字数已与今本不相符合了。

二、《说文》主要根据字形系联部首，全书共分五百四十部，各部字不相混杂。许慎把同一形旁的汉字类聚起来，又把共同的形旁作为部首统领该部的字，同一部首的字按意义内容或声音排列（详见后）。所有部首又按始“一”终“亥”的次序排列（取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理论万物生于一而毕终于亥），使得全书自成一体，有条不紊。

三、《说文》解说字形、字义，采用了书证方法，书证分为两类，一类是博采通人见解，其中有名有姓的杰出学者就有司马相如、刘向、扬雄、董仲舒、贾逵、班固等十余人。另一类是引用典籍，如《易》、《诗》、《书》等。许慎在称引典籍解说文字时，其形、音、义皆合于古文。需要注意的是《说文》并不是全部采用古文经典，也征引了今文经典如《韩诗》、《春秋公羊传》等，同时还引用了谶纬之说、阴阳五行之说。马宗霍先生有《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我们可以查看。

四、《说文》对于不清楚的形、音、义，都标以“阙”字，这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许书中“阙”字共用了十四次。当代学者富金壁统计许书标“阙”字共三十一次，有形、音、义全阙者，有三者中阙其二、阙其一者。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专考许书中“阙”之三种情况。（参看富金壁《训诂学说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92页注3。）

上述《说文》编撰体例上的特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而没有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图画性或象形性，更能反映当初的造字意图，而经过隶变后的字形、结构都与原始文字相去甚远。《说文》根据字形来解释字义，只能从小篆出发。今本《说文》为了方便读者识读，一般在小篆字头前加上楷体，但我们要深入了解汉字的源流发展，就不能不反复体会汉字的小篆写法。要进一步研究先秦的古文字也必须在小篆的基础上进行考辨。因此，我们建议查阅《说文》的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古汉语的青年读者，每查一个字，最好把该字的小篆抄写数遍，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说文》。另外，《说文》保存了部分籀文的形体，它对于我们辨识甲骨文和金文也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