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知兴：坏的制度让资本的毛孔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肖知兴

语出著名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中国，这是但凡受过一点正统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话的原意是批判和诅咒，但在我们“打左灯，向右转”，开始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开门招商引“资”后，这句话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话语，却吊诡地成为我们为一些超越了人性底线的恃强凌弱、以邻为壑的掠夺行为的辩护词和安慰剂。不管多大程度的赤裸裸的罪恶，大家只要神符一样地背背这一段话，一瞬间仿佛就心安理得了：都是这样过来的啦，有什么好少见多怪的。文字之功效，莫之大焉。

作为作者，要是知道他的文字在一百多年之后，还在以这种他所料未及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魔力，成为做恶者事实上的帮凶，该会怎么想？古人云，以暴易暴，未知其可。这个“暴”，也许不仅指行动的暴力，也包括文字的暴力。在历史的磁场中，这些暴力像澳洲土著的飞来去器一样，不管你怎么扔出去，都又会以一种诡异的方式飞回来。胡适在民国年代再三让中国小心不要让自己成为 “正义的火气”(self-righ-teousindignation)的俘虏；基督徒强调宽恕那些冒犯者，用爱去感化那些罪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宁可用鸡蛋去碰石头，也不陷入永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也许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我们难于逃脱的规律？

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对中国经济界、中国媒体界的冲击，不亚于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但对我而言，却一点都不意外。我对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用工情况一直很熟悉，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迟早的事情。一次到南方去讲课，一企业主诚恳地告诉我，他挣的钱，确实绝大部分是从工人身上挣的。一没技术，二没品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这么低，给国外厂商逼得只有几个百分点的毛利，大鱼吃小鱼，小鱼当然只好吃虾米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中国现在的制度环境和这种制度环境给定的各种要素价格下，企业变成食肉动物，主要靠吃廉价劳动力为生，实在是事所必然。光谴责出事的企业，不去追究这背后的制度环境，是典型的“正义的火气”,看起来热闹，其实多半是扬汤止沸，于事无补。

中国经济三十年增长，成就之大，令外人目眩。但定睛分析，国家拿大头，企业拿小头，雇佣阶层尤其是蓝领工人能够分享的这种经济成长的好处却微乎其微，与日港韩台等地经济增长之后劳动力价格也迅速同比例增长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些人强调这完全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中国的劳动力的供应量巨大，价格弹性几乎无穷大云云，看似公正，其实是错过了问题的核心。同样的工人，本地的工人和扛着铺盖卷、拖家带口、从几千公里外远道而来的农民工的谈判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看起来平等的谈判桌，但一边是“坐商”，一边是“走工”，走工自然吃大亏(这跟酒店的Walk-inprice往往是天价是同一个道理)，更何况他们还没有法律支持的集体谈判制度。更不堪的是，好不容易有点通过同乡关系组织起来的工人，又被奸诈的坐商以各种形式 “分而治之”，例如富士康不让同乡住在同一宿舍的做法。

唇亡齿寒，蓝领如此，白领又怎能独善其身。白领所代表的技术和管理，本质上是对蓝领进行替代、节省总体人力成本的一个途径。但蓝领这么便宜，企业对蓝领进行替代的需求自然也就下降了。中国面向中小企业管理升级的软件和服务生意为什么这么难做，症结就在这里。偌大的一个经济体，为什么连600万大学生都难于消化，症结也在此。也同样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有8000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有蚁族、啃老族、月光族，还有为2000元薪水的工作而被老板强奸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强大的资本机器面前，他们可以看见的命运是一一变成了顺从的小虾米。

然而，出来混的，迟早要还。扔出去的飞来去器，迟早会被扔回来的。资本把雇佣阶层逼到墙角的结果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找不到买主，原因很简单：需求不足。加入WTO之后的国际市场的扩大，只是把这个问题激化的时间暂时拖后了一些时间而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是箭在弦上的事情，到时候，我们那些过剩的产能怎么办，过剩的资本怎么办？大家本来都同在一个生态体系之中，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结果最后只能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西方自社会民主运动以来，工人地位步步提高，社会福利节节上升，终于走出了这个死循环，不是工人单方面斗争的结果，更不是资本洗心革面、幡然悔悟的结果，而是大家认识到了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利益所在，长远的自利，开明的自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liveandletlive)的那种自利，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自利。血的教训面前，我们能认识到这种自利吗？

富士康事件中最令我纠结的其实是苹果等跨国大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他们的血盆大口在先，就不会有员工们面临的那些重重的压力。我一直在努力思考，在管理模式上，富士康有没有能够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益的另外一种稍微更人性化一些的管理模式。想而又想，答案倾向于是否定的。没有那些如狼似虎的保安，没有侮辱性的同工不同酬，没有对员工极权式的全面控制，也许就不会有富士康在代工业的地位。一边是每次出厂都让粉丝尖叫的乔布斯和光可鉴人、让人爱不释手的苹果产品，一边却是那些不可见人的“肮脏的东西”，二者对比之强烈，足以让心思单纯的头脑为之死机。

好的制度让人升华，坏的制度使人堕落。同样一个公司，在制度完善的国家是合法随俗的公司公民，到了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却成为无利不图的势利小人；同样一个人，在制度好的地方俨然是神，到制度不好的地方，却汹汹然成为食肉动物。面对这种变化或对比，我们所要做的，也许不是辩论、责备或感慨人性之复杂，而是扎扎实实地把我们的制度一点一点改过来，让那些月黑风高、血水横流的“屠宰厂”能够早日变成风清日朗、杂花生树的人居之地。不管现实多么残酷，至少我们心中还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