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 专家称系追求安全感

　　精英移民与一个国家的成长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我为什么想移民

　　【作者】口述：吴佳川(化名)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皓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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