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特赦中十名获准赴台人员遭遇

十名特赦人员兴冲冲抵达香港，台湾当局却冷漠相对

在获释人员中，已有280余名战犯向政府提出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的要求。党和政府很快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要求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的十名获释人员的申请也很快得到了批准。十名申请赴台人员是：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此时已71岁高龄，母亲、妻子和子女多人在台湾。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时年74岁，是这一批特赦人员中年纪最大的，妻子及多名子女在台湾。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时年69岁。他有七名子女在台湾，最小的女儿在美国读书毕业后工作。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时年56岁，是当时所有释放战犯中年纪最轻的。与其他去台战犯不同的是，蔡省三的妻子曹雪霞此时生活在江西，蔡在台湾并没有亲人，他去台湾只是前去探望旧友。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有一个侄子在台湾。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时年68岁，妻子和儿女均在台湾。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杨南村，时年70岁，妻子和子女在台湾生活。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时年61岁，母亲、妻子和子女均在台湾。原国民党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时年67岁，父母早亡，妻子下落不明，其叔婶在台湾，从小由叔叔抚养成人的他急于去台湾拜见叔婶。

对于王秉钺等十名希望赴台与亲人相聚的获释人员，中央不仅给足路费，而且还在4月11日他们将要离开北京前往香港之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全国政协礼堂设宴饯行。两天后，十名获释人员在首都机场登上了飞往广州的客机。抵达广州后，他们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再次隆重饯行。香港几家主要媒体的记者，先期到达广州，并顺利见到这些获释人员。

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王秉钺动情地谈到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生活：“我们的食住都得到了优待，共产党做到不杀不辱。我们虽是战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吃的粮食和共产党干部一样。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共产党干部吃的比我们还少。我长期患胃病，在扣押时曾多次复发，每次都手肿脚肿，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曾有两次送北京及沈阳医院治疗。……政府根据我们各人的情况批准回台湾，政府没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任务。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台湾，我怀念他们，我想尽早与他们相聚。”

4月14日上午，十名获释人员从广州乘火车前往深圳，中午时分抵达香港。不久，他们就下榻在位于九龙弥敦道上的帝国酒店和加拿芬道上的兰宫酒店。王秉钺、蔡省三、周养浩、段克文、陈士章五人住在帝国酒店，王云沛、张铁石、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五人住在兰宫酒店。十名获释人员来到香港后，很快就成为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香港《快报》记者在十名获释人员赴港的列车上就采访了他们。

《快报》这样写道：“在火车厢中，这十名战犯并未拒绝记者的采访，他们口若悬河，对答纯熟，以同一语气强调中共对战俘宽大为怀，在监狱里享受优厚的待遇，营养比中共老干部还丰富。……从广州来港，他们每人获得港币2000元作为路费。同时，他们每人还得一张由昨天起生效的为期半年的进入大陆通行证。”

在记者采访周养浩时，他说：“我曾三次参观中国各地工业及建设，我对中共的建设进度甚为称赞。如不会对我不利和被怀疑，我会留台湾，否则会返回大陆。”张铁石对记者这样表示：“我此次去台湾主要是为探望母亲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台中，纯粹是和家人团聚，没有担负任何政治使命。”王秉钺已经年过七旬，家人都在台湾。他充满深情地说：“我到台湾之后，希望给我爱妻突如其来的惊喜。”段克文的亲人在世者已经不多，他表示此次去台，主要是“探望我多年始终通信的亲侄，以享天伦之乐”。赵一雪说：“我赴台的目的是会见叔婶及弟妹，我自小即为叔父养大，他待我如同父亲，虽然20多年来完全没有通信，我知道他仍然健在。”杨南村表示：“我和妻儿断绝音讯已久，希望此行获得国民党的帮助，使我一家团聚。”

台湾当局的态度：如果他们想回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

就在王秉钺、蔡省三等十人准备起程经香港前往台湾之前，蒋介石于4月5日在台北病故。当十名获释人员经广东来到香港时，正是台湾为蒋介石举丧的日子。

不久，台湾领导人严家淦对记者发表谈话，把十名获释人员统统称为“中共的间谍”，称他们“回台湾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在为中共做统战工作。中共利用释放他们来进行统战阴谋。我们不欢迎任何间谍和统战工具”。随后，又有消息说，如果他们想回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

十名获释人员宁死也不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赴台申请。然而，他们又不能久滞香港。他们知道如继续停留在这里，就必须马上解决签证的延期事宜。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还是大陆派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派人把十人送到香港移民局。这样，他们的签证得以再延期十日。

4月23日，台湾主要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称：“‘中华民国政府’对真正的爱国同胞，由大陆投奔自由基地的，一直采取欢迎政策，并妥善照顾其生活，这一立场早为中外所共知。但是最近共产党继其所谓释放战犯的统战政策，复于4月14日，由其统战部选派其中蔡省三等十人送抵香港，声言：即转赴台湾。连日以来，他们在香港一再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已充分暴露了为共产党控制的统战工具。‘中华民国政府’指出，蒋‘总统’虽已去世，但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以前的决心。”

台湾当局的上述立场，对十名归心似箭的获释人员而言，无异是兜头泼下一盆冷水。不过，他们毕竟有亲人在台湾。为此，蔡省三向记者激愤地发表谈话：“我原来意想不到共产党会让我回台湾去的，因为特赦释放我已是最宽大了。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到台湾可能会搞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到台湾去只是一个个人权利的问题，是个人的决定，那些不去的也是他们个人的决定。我想台湾方面不会拒绝我们入境。我们为国民党工作数十年，如今要回台湾去，难道也不提供条件？”

实际上，就在十名获释人员留港期间，海外媒体也在抨击台湾当局在战俘问题上的迟疑不决。美国《新闻选刊》认为：“台湾显然陷入了窘境，它最初的反应，是将整个事情压下去。但是，国民党人终于要面对北京这个最新的挑战！”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准许十名前国民党军官与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和朋友见面团聚，使它在与国民党人进行的持久宣传战中胜了一筹。”

张铁石突然自杀，台湾当局对特赦人员依然不闻不问，其余九人各自选择了不同归宿

十名特赦人员自4月上旬从北京起程来到香港，转眼已过去一个月时间。尽管他们一再由中国旅行社人员陪同前往香港移民局办理延期手续，尽管台湾方面不时利用报界散布近日可派人前来“甄别”的信息，但他们仍然困居在九龙的两家酒店里，度日如年地期盼台湾来人。在此期间，十名老人中已经有人与台湾家人通了电话，还有一些人的亲属悄悄来到了香港，设法与困居在兰宫、帝国两酒店内的亲人接触。

这时，也有一些行迹诡秘的人，不时接近两家酒店内的获释人员。这些人往往以“记者”身份出现，但接触起来，马上就会现出“情治人员”的本相。这就更苦了十名无家可归的老人，尽管他们竭力回避“情治人员”，可又无法排除这些陌生台湾来客的暗中插手。

5月11日，王秉钺独自离开了居住的帝国酒店，前往另一秘密地点下榻，据说是有人暗中胁迫所致。5月14日下午，张铁石也悄然离开下榻的兰宫酒店。据报界说，他是在“国府代表”的安排下，只身来到另一家富都酒店匿居的。十人之中有两人悄然离去，给本来就不顺利的赴台探亲又蒙上一层阴影。港刊报道说：“王秉钺和张铁石两人的离去，显然是台湾‘情治机关’暗中分化瓦解的结果，其目的是策划战犯们尽快脱离中共，然后再分批甄别，秘密送往台湾。”与此同时，也有港报披露说，王秉钺和张铁石离开中共安排的酒店神秘失踪之前，台湾就不断派人前来与两人单独接触，其中台湾设在香港的工商日报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台湾当局如此作为，最终只为“甄别”清楚十名赴台者的政治面目并顺利让他们前往台湾探亲，事情本来也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但是，王秉钺和张铁石离开十人团体后，仍然没有得到去台探亲的特许。5月5日，香港媒体刊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张铁石自缢身亡》。消息说：“目前获中共特赦释放、自愿来港前往台湾的十名前国民党将官，因申请入台证问题滞留香港逾半个月后，其中一人突于昨午在弥敦道富都酒店房间内自缢毙命。此事发生后，在港右派人士均表震惊，而其他九人亦惊讶不已。据说他留有遗书，传其中一句是‘赴台已感绝望’。记者昨晚就此事询问警方作何种案件处理时，警方发言人称作自杀案处理。”

在中国旅行社的大力协助下，张铁石的遗体火化以后，骨灰得以运往台湾安葬。谁也不会想到，当初从大陆兴冲冲来香港期盼赴台探亲的张铁石，竟会以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回到台湾。

香港、东南亚甚至美国的中英文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指责台湾当局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种种失误。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并未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他们对九位仍然滞留在香港的特赦人员不闻不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8月中旬，陈士章、段克文先后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寻求定居。

接着，王秉钺也对返回台湾探亲产生了绝望。经过思考，他于9月下旬从香港起程前往美国。继陈士章、段克文、王秉钺赴美定居之后，周养浩也于11月办好赴美定居的一切手续，并于11月12日飞往美国。

尽管面对台湾当局的冷遇，但蔡省三、王云沛两人仍然不肯放弃在有生之年前往台湾与亲友会面的愿望。经过慎重思考，两人决定暂留香港，将来在适当时候再飞往台湾。

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村则选择重新返回大陆。1975年9月12日，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村决定乘机返回大陆。行前，三人联合发表公开谈话，郑重指出：“我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特赦释放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的政策来到香港准备回台湾的。到现在已经在香港滞留140天了，由于台湾当局无理阻挠，至今不能回去。……我们三人过去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在台亲人不断地来信和长途电话，迫切希望我们回台团聚，而台湾当局始终不让我们回去，我们非常不理解，非常不满。我们都是古稀老人，体弱多病，在港人生地疏，生活不惯，实难空等，现在只有暂时回内地去，治病疗养等候消息。我们仍极盼望有机会回台与亲人团聚，仍极盼望亲人能出来和我们相会。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能同亲人团聚。我们到港以来，承蒙香港各界和中外舆论给我们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再次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三名再返大陆的特赦人员抵达北京以后，生活和工作都得到党和国家的悉心安排。张海商被安排到故乡武汉，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协委员；赵一雪定居上海，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杨南村回到成都老家以后，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