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词派确立于康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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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陵词派在清词“中兴”中的“先导”地位,已经越来越被当代的清词专家所认同,但是对清词中“广陵词派”的明确,专家学者依然显得暧昧,在该确立“广陵词派”的时候,往往以“广陵词坛”、“广陵词学中心”或“广陵词人群体”等来代指,而不能旗帜鲜明的直提“广陵词派”,这主要是因为专家学人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广陵词在清词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的。

       真正能够旗帜鲜明的提出“广陵词派”的应该算得上是李国涛先生。他的2009年3曰4日发表于《香港文汇报》的《康熙五年文人之会》一文,向世人宣布了“广陵词派”的现实存在。文中提到:“近来翻阅李丹著《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我又见到‘康熙五年’屡屡出现,这也是巧合,那一年,可以说就是广陵词派形成的一年。”“康熙五年秋(应为春三月--本博注)原来的那班词界唱和人员,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唱和集会。这时当年的骨干曹尔堪、王士禄(王渔洋的弟弟-李注;应为哥哥-本博注)、陈维崧等人,就作为领导者了。更有趣的是,他们以激越的长调《念奴娇》为词牌,相唱和,各自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和悲慨之情。参与唱和的有几十人,词作现在多已不存。不过存世的也还不少,收入《广陵唱和集》。应当说,这次是以曹尔堪为首的,应为现存的词里,有十五首是步他的韵和成的。居李丹书中介绍,《念奴娇》,有用‘屋’字韵,更成为慷慨悲歌。这成了一次集体抒情,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风格,即‘稼轩风’,就是辛弃疾的豪放风格。这进而形成了一个流派,即‘广陵派’”。

       李国涛先生的文章只是明确提出了“广陵词派”的真实存在,但在对广陵词派的具体认知上,叙述还是不够透彻的,仍有必要加以详细阐述。但笔者认为至少广陵词派作为一个客观上确实存在的清词派别,任何形式的否认、推诿或回避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刘扬忠先生的《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一文,将庞大的广陵词创作群体阵容,划分为四重人员结构,即:“一、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二、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扬州者;三、短期游宦或居扬州,组织或参加过广陵词坛的重要词学活动者;四、扬州外围词人等等”。这种划分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者,就还有六十余人。”的说法是有较大的欠缺的。因为,在他列举的人员中,不仅将与广陵词派有着十分密切关联的曹尔堪兄弟遗漏,而且还疏漏了像著名的布衣诗人吴嘉纪;明目清初著名的词人如方文、施闰章、丘象随、汪涴、曹溶、朱彝尊、朱克生、宋琬、邵潜、林古度、张养重、费密等等在清初词坛举足轻重,又与广陵词派关系密切的词人。这种缺失,对学者确立广陵词派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纵观历史,明末清初活跃在广陵的词人的人数应该在数百人之多,其中可以细考其文学事迹的也已经远远超出了百人,这在清初词坛的任何一个流派中,都是无法比拟的。这也使得广陵词派从著作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作用之先导等方面来考量,其被称之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清词学流派,都是理所当然的。

       康熙五年确立了广陵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