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时间:2010-07-10 02:44 作者:杨奎松点击:1921次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1]。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张闻天还进过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但这五任总书记当中，却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是向忠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仅此一位。因此，向忠发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能够在知识分子众多的党的领导人中异军突起，他在何时起过何种作用，等等，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课题。
　　然而，向忠发到底不能因为其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个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辱。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位最受鄙视的党的领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以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说明，都是相当刻薄的。向忠发的工人出身，被说成是“流氓无产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在党内的作用，自然只是“挂名”；而他的品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据说他自任总书记以来，在那种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竟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妓女叫杨秀贞的整天在他的住鬼混”，以至“党”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自己总书记的“种种不轨行为”。[2]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至少，在近两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于向忠发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如，关于向忠发根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关于向忠发“大字识不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向忠发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乐，跟妓女姘居。不过，看起来关于向忠发是“挂名的总书记”的说法是难于改变了，作者只是换了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儿，叫做“名义上的总书记”，并且断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3]
　　过分地贬低共产党的总书记，结果只能是使人对共产党本身的水平与能力产生严重的疑问。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只是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如果说，这纯粹是共产国际的主意的话，那么，第一，难道它就不了解向忠发的能力？难道它就不知道，让一个毫无德行的人来做中共的领袖，即使不会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信任？第二，稍微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绝不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发生在向忠发就任总书记之时的““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绝不可能听任共产国际安排一个蠢才来做自己的领袖。
　　事情很清楚，时至今日，人们关于总忠发的种种说法都还不尽准确。对向忠发的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说明。
　　向忠发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一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然而，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于这一步之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条[4]，使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之流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与闻中央之事，致使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了在武汉的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5]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6]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7]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8]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10]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主张鞭笞党的向忠发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11]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
　　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12]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13]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14]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15]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16]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17]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3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18]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19]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ｌ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20]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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