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讲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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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讲记(四)

 

 

 平日里,我们居家过日子,从小到大,严格来说,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在人格上,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刺激,也就是一没有受到别人对自己的侮辱,这种侮辱对士大夫来讲,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作为古人的一种气节是很看重这点的。这里举了很多例子,首先有些说法: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作为我们后人来说,太史公这个职务是很圣神高贵的,但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成为被圣上所戏弄,像伎艺一样被畜养,为世人所轻,为什么呢?那些在皇上身边的人,在别人眼里把他们当成是太监一类的人看待。像司马相如因狗监而见汉武帝,包括如前蜀王王建,因唱《西风》的太监田令孜得宠,而拜太监为干爹,所以才有在四川有了地位成了四川的节度使,有势力后,任何人也不认,见了干爹干妈通通杀掉,在当时仍然为士大夫所耻,所以“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这就是所伺候上面的人,一定要明白其中的分寸。

 

现在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上级领导时,真如“倡优”一般,讨好卖乖,这些人活得也很窝囊。我自己平日不喜欢见当官的,如果自己的话稍微说的硬一点,别人就觉得是犯了上,如果话说的温柔一点,别人又说是有献媚之相,与其两难,不如不见,所以一个人在气节上,如何达到像庄子所说,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那样的确是需要澹泊之气才行的。

 

像古代的老和尚,如庐山慧远禅师被东晋的皇帝召见时,连圣旨都不会接的,而那些大将军、宰相到了庐山要想见他一面,慧远禅师不下山,最后大将军、宰相非得自己上山去请教老和尚。那时有一条规矩,沙门不拜王者,还引起了一大番的争议。古代有道有德的人有没有必要去礼拜当权的皇帝?有的人认为,那些出世之人是释迦牟尼的子孙,珍贵的无比,既然是出世之人就不应该被世间的理法所陶铸,能坚持自己隐士、出世之人高尚的节操,他们不向世间的权贵低头,但另有一批人认为,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就是皇上的臣子,不管你出家与否,出世还是入世都得在皇上面前磕头,这个话题争论了几百年的时间,一直到武则天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最后认为大家都应该向皇上磕头。涉及到与权贵打交道,作为有气节的士大夫很注重这点,所以才出现像陶渊明这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仁人志士。

 

下面又提到一句:“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熟悉的,在毛的“老三”篇之《为人民服务》里,就点出了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或“造反派”在冲锋的时候,口里都念着这句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毛泽东写纪念张思德的文章中,做为一般的普通士兵,英勇献身,在延安的时候,张思德负责烧炭,为过冬做好准备。当队长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回答:“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就是拼出命,也要把炭烧好!”1944年9月5日,在他挖第三孔炭窑时,窑洞突然倒塌。张思德脱险不及,结果牺牲在窑洞里,年仅29岁。毛就用司马迁的这句话来表扬他。

 

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我经常说人有两种命,一是自然生命,从生到死,这种生命在大道面前人人平等,另外一种是社会生命,社会生命就赋予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荣誉地位等等一切。面对社会性的生命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取什么,舍什么,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每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下面司马迁列举了受辱的轻与重。以前的人很讲究羞耻二字,而礼、义、廉、耻的重点在于知耻,周敦颐《通书》的《幸第八》里面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最大的不幸就是无耻,为什么呢?“必有耻而则可教,闻过则可贤。”如果一个人有羞耻之心,他就可以接受教育,向好的方面转化。“知耻”、“知辱”,这是古代士大夫们非常看重、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情,《中庸》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功夫有一个最重要的对立面就是辱,如果你稍微不慎,就自取其辱。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这里又提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平日里在社会之中,大家都很难有受辱的感觉。或许有可能在单位里,领导发脾气时骂你几句,或者同事们在你背后指指点点的,但大家要知道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耻辱”很多都发生在监狱里,如果没进过监狱就不知道其中的黑暗。如最近几年媒体对某些看守所出现打人至死的事情,还有若干的冤家错案,为了急于破案,要对上级有所交代,而随便的怀疑一个人然后行刑逼供,等等事件      频频暴光,从古至今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尽管中央政府、公安部三令五声,进行反省、禁止这类事件的发生但却屡禁不止,为什么呢?下层的人掌管,或者手中有一些权利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意气、威风,的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大城市里这样的现象要好一些,但到了农村、乡里或县区里那种感觉是非常可怕。最近有关部门到基层作批示,下面那些有所收敛,另外在国家内部,如工检法部门等,把那些不称职的,或过错大的人清理出去,可能有所好转。

 

这里除了受辱还有几个方面,从秦国开始变法,其它的诸侯国似乎受到周礼的影响,显得很温柔。到了商鞅、韩非以后,秦的官吏都成了机器人,效率极高,但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要想讲人性化是不可能的。尽管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那是为了与项羽争天下而制定的。刘邦做皇帝的时候,他也没有自创刑律,完全是继承了秦代的法律,所谓“汉袭秦制”整个国家的刑律是非常苛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才逐步废除肉刑、苦刑。汉文帝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我最推崇的皇帝就是汉文帝。大家翻开《史记》之《文帝本纪》就明白了。在当时的全中国几乎是处于破产状态的一个国家,在战国时期,全中国大概两三千万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大战乱,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中国人口大概有两千多万,刘邦统一全国,全国仅存有五六百万人。通过文景的“无为之治”,黄老之术来料理天下,使国家的得到修生养息,从而焕发了生机,这与汉文帝的功劳不可分的。汉文帝第一,不好大喜功,第二他清静无为,第三,他宽厚仁慈,国家对整个社会基本上不加干预,让老百姓自己把土地种好,把生意做好,那就行了。当然杀人、放火,作奸犯科的事是要管的,但多以教化为主。所以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家迅速自富,人口也恢复到两千多万。如在《史记》之《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太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粮食都发酶,仓库里串铜钱的牛皮绳子都烂了,都没有拿出来用,已经是相当的富裕,在此情况下,汉文帝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很优秀,如果大家有雅兴,可以看看《史记》之《文帝本纪》。

 

下面又说:“‘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这样一种状态是很可怕的,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朱元璋时期,康雍乾的文字狱时期,那些现象都是很恐怖的。远的不说,就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句“阶级斗争”四个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有谁敢冒犯?冒犯者就被抓进监狱里,如同咒语一般,可能比咒语还灵。等于是“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在人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一种恐惧,怎样造势,只有是非常之人,才有本钱,平日里,是不可能造势。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造势很厉害的首推秦始皇,然后是朱元璋,个人的权威与声势是无法比拟的。康熙皇帝也会造自己的势,但他是以仁和宽爱为主,乾隆皇帝是靠自己自吹自擂,粉饰太平,好大喜功,但他个人的威势还不像朱元璋那样把所有的事情做绝——乾隆自己还不敢超越康熙嘛。我们看到这样的势,哪怕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下面举了很多例都是这样,如“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大人物失势入獄,面对狱吏牢卒,可以说是胆战心惊,惶恐已极。所以这些地位与名气,用佛教的话来说是“无常”,很多事情靠不得,用《菜根谭》里的话来说,“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也就是把这些看破了,权势是无常,没有了怎么办?  

 

且西伯,伯也,拘于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如下面举的例子“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作为西伯的周文王在关中一带很有力量,“拘于羑里”一样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当时周文王被殷纣王抓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分天下有其四了,但他毕竟是臣子,还得接受命令。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李斯辅佐秦始皇兼并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的改革都是出至他的手,也获得秦始皇的宠幸,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篡权即位,与宦官赵高一起谋害于他,他受到秦国最严密的五种刑罚,到李斯死之前,有则小插曲,与他的儿孙们谈起,当自己看见仓库里跑来跑去的老鼠,自由自在的样子,觉得很舒服,想起自己当老百姓的时候,自由自在的,现在想回到过“小老鼠”的日子,都不行了,觉得自己很失落。  

 

而我自己当年关在监狱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位农民,如果自己有一份土地,养一只猪,养几只鸡,过年是喝几两烧酒,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向往无比。当年曾与一位难友约定,到朋友家附近找一块地,买一套房子,自己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如武侠小说中所说,找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深山老林,然后过着隐居深山,不问江湖事的日子。当一个人处在最危险、最恐惧的精神状态,就希望找一处心灵安稳之处。正如一人掉进了大河中,哪怕是一根稻草能抓得住,都要伸手去抓一抓。

 

“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刘邦能够打败项羽,而统一天下,主要靠张良、韩信、萧何三人都离不开。带兵打仗如果没有韩信,刘邦哪里是项羽的对手,那一定是百战百败。彭城之战时,刘邦有五六十万的大军,项羽才仅两三万人,然而在袭占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表面上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而项羽一接到彭城失陷的消息,即亲率精兵三万从齐地赶回,乘刘邦毫无戒备的时机,发起进攻,夺回彭城。刘邦溃不成军,仅带骑兵数十名狼狈逃脱,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成了项羽的阶下之囚。后来得到萧何发关关之兵,与项羽相持于成皋,项羽被迫与刘邦议和,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尔后引兵东归。

 

而韩信分兵一支,先灭赵,后降燕,再破齐,对项羽形成了大包围,最后在垓下一战,击灭楚军。论武功,韩信是天下第一,起初他是齐王,韩信在齐国待了两三年,刘邦把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刘邦还封了几位异姓王,英布为九江王,在今江西一带,彭越为梁王,今河南一带。刘邦的兄、儿子儿孙都封上了诸侯王。刘邦一直不放心韩信,如果韩信一旦造反没有人能打得过他,刘邦想到此就连饭也吃不下。后来采用陈平的建议去南巡,皇帝巡狩时全国的诸侯都要到那里去朝见天子。刘邦将要到楚国时,韩信和其他的诸侯们都去迎接,结果几名贴身侍卫把韩信给抓了起来,韩信大叫冤枉,于是把他带入京城长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本应该把他放回去,也没有放他,最后在长安把他软禁,赦免了他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后来燕王叛乱,刘邦亲征又受困于匈奴,吕太后怕韩信谋反,找了一个借口,在长乐宫中把韩信杀掉。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将军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彭越、张敖、南面称孤”,彭越为梁王,张敖为赵王,张敖还与刘邦是亲家,但一样被“系狱抵罪”,最后还是免不了一死。“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周勃与陈平谋划,诛灭了吕氏家族,拥立孝文皇帝,他的功劳最大。儿子周亚夫袭为绛候,平六国之乱。如上次提到的,周亚夫已经是告老还乡,买一些东西作殉葬品,就被别人举报,告他要造反,汉景帝也毫不客气的说:“此时不想造反,就算到了阴间都要造反。”因为汉景帝快死了,他的儿子汉武帝很年轻才十几岁,景帝害怕自己的儿子驾驭不了这位将军,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借口,必须让他死。周亚夫最后不甘心,面对狱吏,绝食吐血而亡。

 

“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魏其侯窦婴,是太皇太后的亲侄子,在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功劳仅次于周亚夫。周亚夫在前线,他也在前线,他当时是大将军,统筹全局。汉武帝即位后,前些年受窦太后的管制,很不舒服,所以汉武帝找了一些借口,“下求贤诏”,引进青年人,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通过年轻人来“洗牌”,把老的挤下去。因窦婴的权势太大,再加上太皇太后和王太后之间的宫廷权利的争斗,非得要把窦婴除掉,最后制造一件冤案把他的亲舅爷弄死掉了。

 

“季布为朱家钳奴”;季布是楚霸王的著名的将军,多次追剿刘邦,差点把刘邦抓住。刘邦当皇帝后下令辑拿季布,他曾毁容到朱亥家当奴隶,朱亥是当时的侠客,所以季布为了躲避刘邦的追杀令,甘于在朱家当奴隶。后来夏侯婴在刘邦面前为季布说情,终于使刘邦赦免了季布。在汉文帝时期,对边境上的战争季布还立了大功。大家知道的一句成语“一诺千金”的典故就出至此人,说话是言必信,行必果,一个遵守信誉的典范就是季布,在《史记》中有他的传,大家如有兴趣不妨去看看。

 

“灌夫受辱于居室”,灌夫也是为平七国之乱,冲锋在前,身上的伤遍身都是七十余处,但他与窦婴一样,最后被汉武帝栽赃所冤杀。这类的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这些人都是身至王侯将相,功名显赫,由于某种罪名而落入监狱后,连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与骄傲的能力都没有了,真是可悲可叹啊!这样的情况是古今一体,进了监狱就没有你说话的份,不管你是王侯将相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也好。下面几句话很关键也很重要:“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有的人是非常了不得,是绝对的英雄,如明末清初的人物洪承畴,当时如果清政府多尔衮一刀将他杀死,他也就算得上很勇敢,但是把他关了一段时间,再送给他几个美女,他就完了。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有的人牛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赴汤蹈火,义不容辞,那时他的意气上来的时候,他的气节,什么忠君报国,仁义礼智信,的确可以做到从容不迫。但意气难以长久,若在监狱里关上几月或几年,那意气还有吗?像文天祥那样被关了好几年,仍然不屈服的人,那种气概一以贯之,经受得住时间的折腾而不变的人很少。有的人在意气冲动之下,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勇怯,势也”,勇怯是因环境而定的,在特定的环境中,怯夫也可以成为勇士;反之勇士也可变为怯夫。一个真正大勇的人能够把气守得住吗?真正的大丈夫他也必须有所持势,势必须要深厚,他才能耐久。“强弱,形也”,有些人强,如同行兵打仗一样,阵势没有布好,别人的四两拨千金就把你打败了。形也很重要,如果做得好,弱也可以变强,行做得不好,强者也可以变弱。又如监狱里的看守很弱,在官场上是不能入流的小不点,但他可以把诸侯王当成如苍蝇、蚂蚁一样,放在手中掐死,那种阴暗、无情、残酷会令你窒息的。

 

我那时进监狱还算得上运气好,该开始是进的省看守所,里面有一定的政策性,整个监狱里只有五十几个人,至少在生活上,在肉体上还没有受到折腾。粉碎四人帮以后,省看守所住满了人,实际上我们已经被判了刑,只不过没有宣布,被放到了市看守所,成都人称为市大监。进了市大监首先就得去睡“金鱼缸”——便桶,而且要扣你的饭,还要受狱霸的欺辱。我这个人还可以,走到哪里去,那些狱痞流氓不太欺负我,没有几天就与他们熟了,很快就升了级,新来的又去睡“金鱼缸”。我毕竟在省看守所待了两年,自己的大小便没味,新进来的是绝对要挨打的,只要他们去方便,就会引起众人的讨厌,因为新来的大小便太臭。犯人与犯人之间也斗,持强凌弱是常事,如有的引人乁讨厌,那决活不不来,众位犯人会群起而攻之,那滋味真不好受。

 

有些领导干部,平日里很风光,很了不起,真正进了监狱,有谁会在意你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在监狱里呆得太久的混混,看见有当官的进来,把你往死里弄。几天以后,平日里盛气凌人的眼光,突然就像被斗败了的公鸡,看着他的精光慢慢地暗淡下去,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怜的,狗也不如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后果,就会升起畏惧感。

 

前面所提到的都是需要我们提高在这方面的警惕性,使自己不要因为一念之差、一时之差,一事之差而误入歧途,那是进入幽冥道的捷径,不到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是地狱,真正是很可怕的环境。如果自己心性不强,没有一点功夫,到了那里就活不出来。人格完全给你扭曲了,前面所提到的伟大人物,英雄豪杰到了监狱就完了。李广将军他知道里面的厉害,因为他以前进过监狱,所以到老了把他抓进监狱,他宁愿自杀都不愿意进监狱。周亚夫也知道自己的父亲就被冤枉进去的,他宁愿被饿死,而把自己给了断。这些都是惊天动地的英雄豪杰,后来被收拾到这种程度,看到此我们怎能不沉痛呢?所以“勇怯,势也”,并不因为你是大英雄,你就不怯弱,换一个环境,势可以使你勇也可以使你怯弱,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是英雄了,这都是靠不住的。

 

“审矣,何足怪乎?”这些现象我们要有所了解,有所看破,弄清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下面又说:“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一个人不能在早在受法律制裁之前自杀,而逐渐颓废,到了挨鞭打的时候,要坚持自己的气节,该死的时候就死,不要苟且偷生,那种日子还不如一死痛快。古代的志士仁人他宁愿死,也不会去饱受侮辱和羞耻,而他死以后名声很好,大家都很赞叹他们。

 

在古代寺庙里个规矩,老病者要搬进“涅槃堂”里去呆。有修行的老和尚名声在外,到了七八十岁突然生病了,生命垂危了,自己就到“涅槃堂”蒲团上去,坐上七天七夜,最后一口气写上几个字,然后就走了。预知时日,坐脱立亡,很了不起。面对生死的时候,要有勇气,就怕贪恋生死,斤斤计较,藕断丝连,拖泥带水,这样的话就会后患无穷,麻烦事情不断。

 

司马迁也说了自己为什么不死的理由,最后归结为:“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自己暗自忍耐苟且活下来,幽禁在粪土一样的监狱中忍受不辞,是怨恨个人想完成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为了一部巨著《史记》,苟且偷生,忍辱负重,如果没有负重的心理准备就不会如此。下面一段: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岂有悔哉岂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这段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最重要的一段,因为很多有志的人都以这段立心,以这段立志。甚至很多人都会背这段,毛泽东也反复用这段话来激励后人,也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一些文饰。《尚书》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孟夫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一个真正大有作为的人,他必须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把这个道理说得很透,司马迁在这里引用了很多例子,这些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如果周文王不被拘禁于羑里九年,就没有《周易》这片伟大的著述;孔夫子如果不周游列国,对诸国的国君彻底失望,他就不会退而著《春秋》;屈原如果不被流放也没有这部伟大的诗歌《离骚》;左丘如果眼睛好,就不会有《国语》。这里司马迁还有误,左丘是著《左传》,而不是《国语》,《国语》是无名氏所著,有历史学家认为《国语》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著,而不是左丘明能够著的,因左丘明的岁数比孔夫子还大些。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还没有到四川,他是当宰相时集合众多门客共同编辑出《吕氏春秋》,后被秦始皇流放到四川,走到半路就自杀了。韩非受李斯之谗而被囚,因郁闷而作《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经》大都是贤人圣人为抒发内心的愤慨而创作出来的。的确是这样的,一般人都没有留意作者的内心情结。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在自己所写的《心灵锁钥》,谈佛教心理学也就引用了这段。用韩愈的话来说,不平则鸣。我们看苏东坡的作品,如《赤壁赋》、《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很多著名的诗文都是他失意的时候所作,那种境界、气象远远超过他当年飞黄腾达的时候。辛弃疾的词是慷慨悲凉,也是在“意有所郁结”时所作。

 

弃疾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名壮士,自己的抱负不能得以施展,所以他所写的词更加地慷慨悲凉。在诗词歌赋里,我第一欣赏的就是辛弃疾,因为自己生活的历程也有这种味道,在年轻的时候想干一番大事业,但自己运气极差,当知青,进监狱,搬运工,营业员,到现在也只是一个“三无人员”。我的那些诗词歌赋多是在监狱里写成的,也非有意去学辛弃疾的词。也正是因为“意有所郁结”,写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要有大的作为,他必须在心灵上的积蓄,那种郁闷愈深沉,他的爆发力也就愈强。但也得需要有这方面的容量才行。首先自己要有一定的免役力,支撑得住各种的精神上的折腾,而且要把这样的怨气,抑郁之气化为英雄气,化为智慧,如果不善于转化,那么你就会栽在里面。鲁迅的话说的很好,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如果我们要想有一番大的作为,首先应该确定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要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需要把这些看好。

 

司马迁在这里做了一个统计:“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想想一本伟大的历史巨著印成书是两本,上下两册,估计有二三十万字,字数并不多,而现在的人写书动辄百万字,想想其中的质量又如何呢?

 

中国历史上有《二十四史》,其中最优秀的公推《史记》,它为什么怎么好?好史学的人,有几位能熟读宋史?又有几位能熟读明清史?除非是专家,清史专家研究清史,明史专家研究明史,宋史专家研究宋史,但是大家一定都读过司马迁的一两篇文章,因为他的文学性强,感染力强,除了有历史的价值,有美学的价值,有文学的价值。如果你想写一篇好的文章,必须先读《史记》,读了《史记》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英雄气。司马迁的文章不仅仅是有英雄气,也有很委婉,很舒服,很美的,有的却很悲壮,包括这篇《报任安书》,也是极其悲壮。

 

但落下来接着又说:“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做学问的人是否是能够在这方面立志,“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自己是否有这样的底蕴,要达到这样的火候,我们需要下哪些功夫。我一直很感谢本光法师,因为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以这个方面来要求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史都是必须读的,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的,如有余力再读《晋书》,《唐书》之类的,但《宋史》,《明史》,《清史》浩如烟海,读来就费力了。另外儒家的经典《四书》要必读,道家的《老庄》要必读,道教的寇、葛、吕、陈、邱这几位祖师的东西也要有所了解。不仅仅是这些,中国史,世界史都应该读读。而且不仅是中国人所写的,其他国家所写的中国史或世界史都要看看,读了以后才会省力,通过大学问家的疏理,对整个历史的脉络就会更加清晰。读史会给人以极大的方便,才会全局在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史也是应该熟悉。现在回想起来,本光法师对我的启蒙作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通过这些,你才知道什么是“通古今之变”,现在还应该加上“古今中外之变”,然后才能“成一家之言”,对这个我们应该有一定的清晰度,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清晰度,那么我们要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进入上乘境界,要想自己大有成就就很难做到。在世间法上,我们一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大成就者,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大成就者,所谓大成就者,自己要有所成就,更要对社会有大的贡献。

司马迁忍辱负重,为了把《史记》完成,面对种种耻辱,刑罚,但还为此苟且偷生,也应了他那些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死是应该是“重于泰山”。下面还有一段: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刺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我们看到这里,可以对比一下,苏东坡的文集里有没有这类意味?有,但意味不足;韩愈的文章中能看到这些意味吗?应该看不到;只有柳宗元的文章还有这样的意味。柳宗元被贬到今天广西的柳洲,他才高八斗,抑郁愤闷,尽管也学佛法,也没有完全化解他心中的心情,他的文章有的写得也很沉重。在宋朝很少有这类似的文章,因为宋朝的政治比唐朝宽松。苏东坡虽然受到打击,甚至想到了自杀,但还是欠缺司马迁的这种味道,如果好好的看看《苏东坡传》,还有他的一些相关文章,觉得他在这些方面还欠缺一点。再与辛弃疾作比较,辛的诗以及文章并不多,但辛的词有这样的味道。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章中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很少,这是因为欠少司马迁文章中所透出的那一种大气,那一种深沉的情感。

 

到了唐宋以后,士人们都去学佛,很多情感上的东西都化掉了,不愿意直面情感。拿我们现在来说,很多假、大、空的东西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折腾的没有了感觉。“反右”以后,有谁敢说情感,到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言论的禁忌宽松了许多,但阶级斗争所形成的惯性,在新闻媒体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们的习惯之中仍然难以摆脱,能像司马迁那样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写文章也要讲求文章之道,如哀而不怨的准则,但也不是折腾我们的意气,我们的意气应该在什么地方表现,以什么恰当的方式来表现我们的意气,表现我们的见地,成就我们的事业,这是需要我们各自要有心,找出一种适合自己的特色,适合自己的情绪,又能为时代相容。每个人对自己的环境要有所考量,对自己的目标,对自己的定位都应该作为一个比较周详的审视。

 

司马迁能写《史记》,如果让他干点别的能行吗?不行!让他当科学家不行,但并不是他里面没有科学成分,他所写的《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天官书》等涵有丰富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学的内容。如《天官书》是如高级天文学家写的出来的,如果对天体运行不熟悉是写不出来的,现在哪怕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未必能看得懂司马迁的《天官书》——除非是中国天文学史的专家。在汉武帝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及地理知识都在《史记》里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介绍。

 

从几十年来,对地下文物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司马迁所写的很多东西是非常准确的。《史记》是一本博大丰厚的百科全书,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会找到比较好的感觉,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报任安书》这篇文章更给我们人生提个醒,使我们真正面对人生。一般的人底气不够,在社会之中与世沉浮,随波逐流也就如此而已。如果要想有一番作为,不能想“愤青”一类的很浅层去发表意见。我们如何在现在的环境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能够写出有质量的东西。

 

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司马迁那忍辱负重的感觉,如“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们出现过这样的状态没有呢?有的人也许会出现,受到一些挫折,受到小小的打击,被领导骂了几句,或者抄股票输了几十万,也可能出现这种精神状态。但是,未免也显出自己太脆弱。

 

在《古文观止》里,我推荐大家有时间看看苏东坡父子所写的《心术论》,《辩奸论》,《留侯论》,看了这些书能增长自己的意气,要有一种承担精神,如《通书》中有云:“见其大而忘其小,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有了这样的修养,有了这样的胸怀,有了这样的境界,那么我们面对变化莫测的环境,或得或失,或是或非,或贵或贱,自己就做到无所谓,就会有一颗平常心,又如老子《道德经》有云:“宠辱不惊”,有的人领导表扬了几句,自己就飘飘欲仙,领导批评几句,尾巴就夹了起来,这就太差劲了。大丈夫要有大丈夫的气象,我们看《报任安书》就应该学会怎样养气,我们要认真对待,大家可以把这篇文章读熟,多在心灵上与司马迁进行交流。司马迁是为了完成《史记》这部伟大历史巨著,也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史诗,其文笔之中具有散文诗的韵味,如果我们能够与《史记》对话,与司马迁对话,那么在陶冶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境界,提高我们厚重的历史感,我们的生活、工作,特别是搞文化的人,自身的底蕴与别人比就不同了。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一个有责任心,有崇高荣誉感的士大夫,受到这样的耻辱,的确常常是“汗发背沾衣”的,灵魂深处的苦楚,实非外人所能领会。作为一个阉人,“深藏岩穴”又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呢?对有强烈历史文化责任感的,又怎甘于“深藏岩穴”呢?不得已,只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这就把孔子说的“素患难行乎患难”落实在其中了。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勇气和智慧啊!忍辱负重可不是说说好玩,其中的艰辛的确不足为外人道。

在这样的情境下,任少卿居然要司马迁为他“推贤进士”,不是在出难题吗?又有什么可能呢?“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我说了以上这么多话,并非是曲言自吹,对你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别人还未必听得进去,说不定还自取其辱啊!如今我哪有资格来“推贤进士”啊!这一切一切,都得“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自有盖棺定论,历史一评说的那一天。“书不能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说了这么多,未必能完全表达自已的心意,也只能说到这里了。“谨再拜”,多有教养,如今的人再难有书信来往了,打电话,发短信,发.QQ,就是不会写文章了,现在也很难看到这样回肠荡气的文章了,要弘扬国学,的确不是一件易事,也令人伤感。

 

如今我们常说要焕发汉唐风采,那么全民族则当有汉唐听的民族气质,没有这样的气质,又怎能有汉唐的作为呢?所以我们学习司马迁的这篇文章,感受感受其中的气韵,从中找到目标和差距,把自已的身心调动起来,提升起来,望大家能在学习中得大利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