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金瓶梅》是一个另类？

选自蒋勋《生活十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

　 　基本上，宋代以前，中国文学是理性的，以格律约束情欲；宋元以后，很多话本小说搬上戏剧的舞台，欲望的描述变多了，而且在舞台上很容易用身体去调情，所以累积下来到了明朝，就诞生了《金瓶梅》。
    　《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其实是属于异类，从来没有人想过可以书写“欲”书写到这种地步，几乎整部小说都是描写欲，情的部分很少，西门庆、潘金莲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被塑造成很原欲性、动物性的角色，而这里面可能牵涉到商业的发达、个人主义的解放、女性长期被约制禁锢后产生反弹等种种文化现象。
    　我们不要忘记《金瓶梅》的写作年代正好是中国压抑女性最严重的年代，女性可以用一辈子的生命去追求一面贞节牌坊。这样一个现象在当代的小说、戏剧中都受到批判。最有名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写一个十六岁的女孩透过死亡去完成情欲。游园惊梦那么动人，在当时造成流行，很多女孩子看完这个戏后就自杀了，因为她们觉得在死亡当中情欲才有可能表达。这就说明了一个社会对情欲的压抑到了不健康、病态的地步时，势必会出现反弹的现象。
    　《牡丹亭》里最惊人的部分是“惊梦”一段，柳梦梅跟杜丽娘在梦中性交，完全就是性交的描绘，非常直接，直接到惊人的地步，包括用花瓣飘落来形容女性的落红。最后十二月花神拿花把他们惊醒，说他们贪欢太甚。在官学、道学系统昌盛的明代，能够这么直接、这么大胆地书写情欲，可以说非常的另类。
        在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他们经由启蒙运动去认识情欲，卢梭写《忏悔录》剖白自己的情欲，就是让情欲走到一个比较光明正大、比较开放、比较健康的状态中。
  　  我想情欲在我们的文化中，会变成一种恐惧，而使人不敢去正面凝视。连我自己以前偷偷看《金瓶梅》时，都会有一种罪恶感。不是它本身是可怕的，而是在一个道德系统当中，我们害怕去看、去接触。张爱玲曾说，她认为《金瓶梅》是远比《红楼梦》重要的小说，她并且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红楼梦》的书写受到《金瓶梅》很强烈的影响。她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认真地读了《金瓶梅》，并公开推崇它，是很难得的。
    　但《红楼梦》绝对也是中国了不起的忏悔录。大家记得里面贾瑞这个人吗？他一直想要和王熙凤做爱，最后死在床上，遗精而死。欲望是可以把一个人折磨成这个样子的。贾瑞生病后，跛足道人给了他一面镜子，交代只能看反面，反面就是看到一个骷髅，他觉得好可怕，就把镜子反过来看正面，看到的是王熙凤向他招手，跟他云雨无数次，最后他就死在床上。曹雪芹要写的是欲望被挑起后无处抒发而陷入一个最痛苦的状态。可是这一部分被多数谈论《红楼梦》的人都自动过滤掉了，多数人看的还是林黛玉的情。
   　 别忘了“情既相逢必主淫”，曹雪芹要讲的情跟欲是同一个东西，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隐藏在“情”的包装里对“欲”做了非常了不起的揭露，让《红楼梦》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阅读，有的人看到表层不愿意挖下去，但像张爱玲这样的人，就看出《金瓶梅》跟《红楼梦》根本就是一体两面。
    　有一次我跟白先勇聊天，他也讲《红楼梦》里不会随便用“玉”这个字，贾宝玉、林黛玉、妙玉、蒋玉菡，只有这四个人用到“玉”字，本来还有个丫头叫红玉，王熙凤就说：老叫玉，讨厌死了，改她叫小红。
    　而这四块“玉”也各有所指。黛玉、宝玉是仙缘，妙玉是佛缘，蒋玉菡是尘缘。妙玉因佛缘走火入魔地压抑情欲，最后下场是被强奸。而尘缘蒋玉菡则是一个反串的男戏子，他跟贾宝玉有过性的关系，贾宝玉后来挨打也是因为他。
    　白先勇提出这个“玉”的观念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看出曹雪芹为人物取名字取得很小心，每个名字都是有暗示性的。譬如贾宝玉的父亲一定要叫做贾政，他潜意识里面是最不喜欢这个父亲的角色，所以在命名时便意有所指其“假正经”。
    　《红楼梦》在情欲书写上有非常细腻的安排，在表达上也用了非常多的格律，使得一个纠缠形态的“欲”能升高到一个比较可以缠绵发展的“情”。我用“纠缠”、“缠绵”这两个词，虽是一字之差，但是前者是解不开的，很苦，自己苦别人也苦；后者却是可以细水长流，缓缓进行，他可以有牵挂、有思念，也可以放下。情欲纠缠是一种折磨，而情感缠绵却是很饱满的东西。
    　我从来不觉得《红楼梦》的主角是宝玉、黛玉，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主角，甚至也可以说《红楼梦》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自己。
    　可能过去我们会肤浅地说班上哪一个人是林黛玉，哪一个人是薛宝钗，在那边比来比去。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所有的人物都在我的身上，我有王熙凤残酷的那一部分，也有晴雯的悲壮浪漫，她又撕扇子又补裘，什么也没做，却被冠上勾引宝玉的罪名，最后惨死，死之前咬断指甲给了宝玉，叹一句：“早知如此……”我想，每个人一定也都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