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问题 - docin.com豆丁网

再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问题 ——答段忠桥教授的辩文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 本文再次讨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问题， 对段忠桥教授的答辩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做出了回应。 文章强调， 不能只是从《草稿》来理解《序言》， 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论据； 同时论述了两种不同的“三形态论” 及其与“五形态论” 的关系。 文章还讨论了生产方式的依次交替和同时并存， 历史哲学和历史环境的关系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 五种社会形态 三大社会形态 依次交替 同时并存 历史哲学段忠桥教授在《南京大学学报》去年年第2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 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 的文章， 我在《教学与研究》 今年第2 期上发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 的文章， 对段文进行了评论。 最近， 在《教学与研究》 第6 期上读到了段教授的答辩文章《马克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吗？ 》 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文章《关于五形态理论和三形态理论的讨论》 ， 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 这样指名道姓、 有来有往和有广泛参与的讨论， 有利于讨论的深入和问题的最后解决， 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对这个讨论抱有很大的期望， 特再为文， 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进行再认识， 并对段忠桥教授的答辩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作出回应。段忠桥教授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的否定是从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1 857-1 858 年草稿） 》 的关系开始的， 而我对段教授文章的质疑也是从《序言》和《草稿》 的关系入手的， 从段教授的答辩文章看， 这方面的分歧还没有解决， 因此还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我在上篇文章里针对段教授所说的“《草稿》是《序言》的基础， 《序言》是《草稿》的总结 ” 的说法， 指出： “《序言》不是为《草稿》写的， 而是为于1 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写的。 显然， 段文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 857-1 858 年草稿） 》混为一谈了。 实际上， 无论从写作的时间看， 还是从写作的内容看，二者都不是一回事。 ” 大概是由于事实确凿的缘故吧， 段文没有对我的上述批评作出正面的回应， 也没有进一步论证“《草稿》是《序言》的基础， 《序言》是《草稿》的总结” ， 而是转移话题， 提出了“ 《序言》仅是为《第一分册》写的吗?” 这样一个问题。 在他看来， 马克思的“《序言》不是为《第一分册》 写的， 而是为他那时计划完成的由六个分册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写的” 。 我认为， 段文这样说是不正确的。 人们写序言都是为已经写好正文即将付印出版的书写的， 哪有是为根本没有写出正文而仅仅是未来的计划写序言的？ 更何况马克思的“六册计划” 就在写《序言》时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 这一点， 《序言》本身就说得很清楚： “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 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 马克思怎么会为这样一个还未最后确定的计划去写《序言》 呢？ 而且， 马克思在《序言》 里还明确反对在读者一开始接触某一论著论收稿日期： 2007－3－5 作者简介： 奚兆永（1936－） ，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1 时就预先把结论介绍给读者的做法。 我们知道， 马克思在1 857 年8 月底曾经写过一篇总的导言， 但是， 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时把它压下未用， 因为他认为， “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 ， 因此说马克思预先为他的六册计划写好序言， 也是不符合马克思写《序言》时的想法的。 事实上， 认为马克思的序言是为 1 859 年1 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972 年版编者对《序言》写的题注说， “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 858 年8 月-1 859 年1 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书所写的序言。 ” 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995 年新版编者对《序言》 所写的题注也说， “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 858 年11 月-1 859 年1 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1 分册所写的序言。 ” 二者说法虽然并不完全相同， 一个说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写的序言， 一个说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1 分册” 写的序言， 但是， 所指的却是在同一时间写的同一本书。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说“《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1 分册” 要比说“《政治经济学批判》 ” 似乎更准确一些， 但是由于马克思后来没有再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2 分册，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后面不加“第1 分册” 也是完全可以的。 事实上， 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就已经确定， “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 ， 认为“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 。 实际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 里提到这本书时都是只称《政治经济学批判》 ， 而从来不加“第1 分册” 字样。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 段文强调马克思的序言不是为“第一分册” 写的， 而是为“六个分册” 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写的， 这样将“第一分册” 和“六个分册” 加以对照， 会给人一个印象： 好象“第一分册” 就是“六个分册” 里的第一个分册。这样说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是， 马克思说的“第一分册” 并不是“六册计划” 里的“第一册 ” 。 “六册计划” 里的第一册（“资本” ） 的内容要比后来出版的“第一分册” 要丰富得多，它一共有四篇： 资本一般； 竞争； 信用； 股份资本。 “第一分册” 只是“资本一般” 一篇的内容， 而且只是这一篇中属于绪论性质的前两章， 还不包括真正属于“资本” 内容的第三章。 马克思准备将资本章作为“第二分册” 出版。 显然这个“第二分册” 也应该属于第一册第一篇即“资本一般” 的“第二分册” ， 而不” 是“六个分册” 的“第二分册” 。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 应该说， 和现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译本有些地方把“六册” 译为“ 六个分册” 有关。 本来， 马克思在德文原文里“册” 与“分册” 在用词上是有区别的： “册 ” 一般用 Buch， 该词原意是“书” ， 转意为“卷” 、 “册” ； 而“分册” 一般用 Heft， 原意为“练习簿” ， 转意为“小册子” 、 “分册” 等。 马克思在讲“六册计划” 时用的都是 Buch 一词, 而在讲“第一分册” 时用的则是Heft 一词， 如果中译本在翻译时完全按照马克思的用法， 将Buch(“册” ) 和 Heft(“分册” ) 严格区别开来， 上述误会可能就会消除， 至少可以大大减少了。 希望中央编译局在以后校对马恩著作时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段文在答辩里还强调， 他说“‘草稿’ 是‘序言’ 的基础， ‘序言’ 是‘草稿’ 的总结” ， “涉及的不是‘序言’ 的全部内容， 而只是‘序言’ 中的那段著名论述。 ” 我认为，即使就关于社会演进的几个时代那段话来说， 段文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里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书是他“1 5 年的研究成果” 。 显然， 这个成果不是“草稿” 所能概括的。 就社会演进的时代问题来说， “草稿” 之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里所表述的观点无疑是不应该排除 在外的， 而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时所形成的一些重要思想， 尤其是不应该放在考察范围之外的。 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部成熟的著作， 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比如关于劳动两重性的学说， 关于价值形式的学说等） 都是在这本书里首先加以阐发的。 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 段教授似乎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里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 因此他问道： “《第一分册》 中有弄清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相关论述吗？ 如果有， 就请奚教授指出来， 如果没有， 那从哪里去找弄清那些问题的相关论述呢？ ” 但是，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 书信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76， 1 30． 2 事实是， 并不是马克思没有相关的论述， 而是段教授没有认真去读《政治经济学批判》 ， 没有从中找到相关的论述。 我认为， 至少马克思的如下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 认为原始的公有制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 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 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 日耳曼人、 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 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 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 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 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 就会证明， 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 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 例如， 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 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序言》有关社会形态演进那段话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首先， 它告诉我们， 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 并且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现象， 而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普遍的现象。 其次， 它告诉我们， 原始的公有制“直到现在” “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 ， 因此“亚细亚” 公有制或“亚细亚” 生产方式就成了原始社会的一个典型形态。 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类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 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复次， 它还告诉我们， 私有制的各种形式包括罗马的私有制和日耳曼的私有制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产生出来的， 它们“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 这就清楚地说明， 《序言》所说的社会的发展决不像段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而没有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应该指出的是， 虽然《政治经济学批判》 里的这一论述是在一个注里说的， 但是， 马克思对它非常珍视， 后来在《资本论》 第二版论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 “劳动的原始形式” 时又再次引用了这一论述。 笔者在1 983 年写作《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思想和 “亚细亚生产方式” 说》时曾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注里的这一论述作为一个重要依据进行了引证。事实上， 《批判》里可以作为《序言》有关论述依据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 比如《批判》在论述原始公社商品交换的起源时指出， “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 在它的边界上， 在它和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 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 并由此侵入公社内部， 对公社起着瓦解作用。 ” 并且说，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原始公社的私人家庭时也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家庭的最初形式本身是氏族家庭， 私人家庭只是从氏族家庭在历史上的解体中发展起来的。 ”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指出了原始公社由公有演变为私有、 由非商品交换演变为商品交换的历史过程， 这对于认识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后来的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演进无疑也是大有帮助的。段文说， “把《〈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的那段著名论述” “作为五种社会形态理 论的重要依据是不能成立的， 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1 857-1 858 年草稿） 中的相关论述为依据， 论证了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 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 。 ” 在我看来， 段文的这一看法， 不仅与事实相去甚远， 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我们知道， 《政治经济学批判（1 857-1 858 年草稿） 》只是马克思众多著作中的一本， 而且是一本生前没有出版也不打算出版的草稿， 直到 1 939-1 941 年才由莫斯科出版， 仅用这一个草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98， 42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 第3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72． 奚兆永． 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思想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说[J]． 中国经济问题， 1 983(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98， 443． 3 稿作依据， 来论证“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 ， 这本身就是以偏概全，是用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我们说， 即使《草稿》里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 那也只能证明马克思的《草稿》 而不能证明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 ” ； 要证明“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 ” ，就应该研究马克思的全部著作， 否则是不能得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 这样的结论的。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来看， 马克思究竟是不是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 呢？ 让我们来看事实：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1 845-1 846 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的论述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的有关论述是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也有简单的介绍， 但是， 段文显然不赞同， 并且还特别提到了他在 1 993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发展“五形态论” 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文章 。 因此结合段文的这一观点重新学习马恩的有关论述就很有必要了。马恩说，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 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 ”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 所有制。 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 当时人们是靠狩猎、 捕鱼、 牧畜， 或者最多是靠耕作为生。 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 在这个阶段， 分工还很不发达， 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因此， 社会的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 父权制的部落首领， 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 最后是奴隶。 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 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 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所有制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 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 除公社所有制以外， 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但他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 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 这里第一次确立了这样的关系， 这些关系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遇见， 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 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 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 ，内战发生以来， 尤其是在王政时期， 发展得非常迅速； 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和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 然而后者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 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 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 ” “与希腊罗马相反， 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广阔得多的、 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 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征服本身， 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 “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 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 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 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 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 ” 上面我们尽量简要地介绍了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里有关三种所有制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 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代表着“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二、 部落所有制代表着生产的最不发达的阶段， 体现着人类的原始状态： 三、 古代的或国家的所有制是在部落所有制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 四、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是在第二种所有制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 同时也是日耳曼人入侵的产物；五、 尽管古代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都还以某种共同体为其基础， 似乎与部落所有制一样， 但 段忠桥． 历史发展“五形态论” 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993(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95， 67－71 ． 4 是， 它们只是部落所有制的残留， 其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显然是不同的， 部落所有制是共同生产（其晚期也有奴隶生产） ， 而古代的奴隶主是靠奴隶进行生产， 中世纪的封建主则是靠小农奴进行生产； 六、 马克思说三种所有制只是作为例证， 而不是认为所有制的形式只有三种， 他们在第二种所有制的论述中为了对比就提到了“现代私有制” ， 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而在讲到分工消灭后的情况时， 他们还明确地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 就是证明。段文说， 马恩“在谈到部落所有制、 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时， 更为强调的不是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各自的特征， 而是它们在所有制形式上共同具有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一般特征； 不是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区别， 而是包括这形式在内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区别； 不是这三种所有制中的哪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 而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 ” 段文的这些说法完全背离了马恩的论述。 实际上， 马恩讲三种所有制， 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论证这三种所有制的共同的一般特征， 也不是为了说明这三种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区别， 更不是为了说明这三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 我们知道， 马恩是在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中的“A． 一般意识形态， 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绪论部分谈到了三种所有制的。 在这里， 他们所要论述的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这就是：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的因素。 这从他们在介绍了三种所有制以前和以后所讲的一些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比如，在讲了三种所有制以后， 他们说， “由此可见， 事情是这样的：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发生一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 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 “思想、 观念、 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 思维、 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 当然， 段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也引了三条引文作为根据。 但是， 这三条引文不仅不能说明他的观点， 相反倒可以用来否定他的观点。 比如所引的第一条， 说马恩讲封建所有制 “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 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 ， 似乎马恩强调的是三种所有制的共同的一般的特征。 可是， 我们看到， 马恩在讲了此话后紧接着就是一个“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