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说百年孔子

袁伟时说百年孔子

作者：王晶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1974年的宣传画《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资料图片
一百多年前，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此后其一生中，同时致力于立宪与立孔教这两项截然对立的事业；1919年，陈独秀发起“新青年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宣言“打倒孔家店”；然而1937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就读小学第一日，校长仍带着他们向孔子行礼；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巴金也写下批斗文章《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袁伟时也被逼着写批判孔子的文章。他的同事杨荣国教授因“文革”被批斗，又因向来否定孔子而在后期突然飞升，大起大落，身不由己。而今天，孔子变成了于丹嘴里的人生导师，变成了周润发和精心布置、耗资巨大的场景与难辨真假的电脑动画。

这一天中午，记者与袁伟时相约赶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不知何故，这家放映厅里连我们在内只有五个人，与此前报道的票房数额并不相称。前排空空荡荡，与网络上喧嚣的评论、声明恰成对比。

电影有开场、散场。而在中国近代一百年的历史巨幕前，是谁在不停地导演、扮演孔子，又是谁在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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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孔子》一部儒家的宣传片

南方都市报：袁老师，请您先谈一下对这部电影的大体看法。

袁伟时：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体的人物。如果只从他作为教育家的方面来讲，影片内容争议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在公元前5、6世纪这个时代，即使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是个大教育家。这部电影拍得很严肃、认真，不是流行的瞎编、搞笑的“戏说”片，把孔子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来了。

《孟子》上有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注：此句有多种理解。《孔子》编剧陈汗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开始用俑来殉葬的人都该断子绝孙，见《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四期对陈汗的访谈），把孔子用来说理的话变成了一个故事，虚构出了一个逃避殉葬的小奴隶，演化成一个故事，从文艺创作上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献纪录片，容许虚构。

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知识阶层，应该有理想的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应该延续，应该继承的。电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了，从基本方面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但是孔子这个人很复杂。对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为政治家的成败的得失，历史研究上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并不像电影表现得那么单一、完美无缺。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足？

袁伟时：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对儒家的宣传影片，而不是高水平的传记片。一部真正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而《孔子》这部电影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有意掩盖了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

比如说在影片着重描写的夹谷之会这段情节里，省略了一些史实：“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你看，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不过，这也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

除此以外，《史记·孔子世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说得更具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理由呢？孔子说得头头是道：“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前两条———所谓心“险”、行“辟”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后三条说的是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非圣犯上”、“离经叛道”，在前现代中国是罪该万死的大罪。历代儒家都用这种诛心的方式迫害他人，完全扼制了思想自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这种自诩正统、把思想自由当做罪名的做法，无疑是对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犯罪。而这种迫害思想自由的传统正是儒家培育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的编导说他们在拍摄时非常注重史实，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袁伟时：一个历史故事电影容许虚构，虚构人物是可以的。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编。影片中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们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应该加一个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报：请您介绍一下，从史学角度应该如何看待孔子这个人物本身？

袁伟时：史学界有个共识，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较真实的基本轮廓，是史家的责任。心平气和看孔子，我以为简单说来有这么几条：

首先，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而且他的文献整理、传承功劳很大。但他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教育家。

比如说比孔子稍晚几十年的苏格拉底，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他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

孔子作为思想家，论述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记·六家要旨》的话来说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

2

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热潮与反对并存的文化黄金期

南方都市报：近代一百年里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脉络吗？

袁伟时：儒教是从明清时期起真正统治全中国。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这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热潮。

南方都市报：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

袁伟时：对，带头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开始，他们发起组织孔教会。那时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办了一批尊孔报刊，如康有为的《不忍》杂志，还有《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等；还办了一间孔教大学。

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代表性的言论有：“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康有为的调子更高：“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

不光这些孔教吹鼓手涌动，官方也强力支持。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各个地方的督军和社会名流，都发电报支持，将孔子捧到天上。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要复辟宗法专制制度，而是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了。

南方都市报：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康、梁本人也同时支持立宪。

袁伟时：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随者分别草拟了三个宪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启超的宪法草案，迎合袁世凯，是开明专制方案。康有为草拟的宪法，反而对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面面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基本倾向是虚君共和。即使以他为国师的张勋复辟，发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虚君共和。

当时的问题在于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何况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

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所以，这一场热潮招致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于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一场尊孔热潮就是针锋相对的。

袁伟时：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文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当时的官员们多半口口声声子曰、诗云，满脑子儒家教条。有人非要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儒学，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波尊孔潮后来如何？

袁伟时：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启超也插了一手，谱成颇为壮观的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归纳起来，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都以得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但与民国初年孔教会兴盛时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话减少很多。

这些典型人物里，张君劢提倡新宋学，说要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战后残破的欧洲，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说欧洲那些人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

进入20年代，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而未来则向以禁欲为特征的印度文化发展。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

他们往往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比如说，杜亚泉认为只能发展自给的手工业。梁漱溟则声称最讨厌算账的生活。张君劢说西方文化里面有三条不能接受，是束缚人的三重罗网：一是工商赢利；二是国家主义；三是科学知识。

而且他们都反对个人独立、自由。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所在：离开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平等、自由，宪政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目的就被取消了。这是不是真宪政就不无疑问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

袁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加上如何调控市场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一再陷入经济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快速发展，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

此外，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我1937年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我们给孔子牌位鞠躬。

3

蒋介石尊孔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国民党掀起的尊孔热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袁伟时：从上世纪20年代的“戴季陶主义”到40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孔子都是蒋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

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提出一个新道统论。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是“中山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当时国民党内权力争夺非常激烈。这是戴季陶为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夺权理论。左右开弓，既打中国共产党，也打欧美自由派，因为这些都是与中国的正统思想迥异的“欧洲文化”。

蒋介石先后十多次仔细阅读戴季陶的这部书，完全接受他的道统论，把它作为自己的“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中和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变的主题。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更直截了当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正中书局重庆版第73页）。攻击“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同上第124页）。强调必须“以民族思想为第一”（同上第177页）。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文化就体现在孔子身上。他说：“我中华民族文化，垂二千五百有余岁，至孔子始集其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胡适与中西文化》第321页）

南方都市报：蒋氏尊孔，与康有为、张君劢他们有什么差别？

袁伟时：与那些书呆子不同，蒋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武器。孙中山继承孔子的道统，他就自称是孙中山的化身。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黄埔组建的所谓党军，其实是蒋氏的私家军。

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对外来的自由思想。“以后我们大家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这是他对追随者的要求。而作为治国方略，则宣称：“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中国之命运》第138页）他要的是“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下来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平天下。”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是蒋介石国民党重复千百万次的口号，说到底无非是朕即国家，朕即民族，一切听我的，别谈什么个人自由。孔子就是他们冀图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这两波尊孔热潮，有什么共同点？

袁伟时：康有为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得孔子真传的当代教主。吹捧孔子，其实是吹捧自己。蒋介石尊孔也一样。其实，在吃政治饭的人手中，孔子无论被捧上天还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

4

“批孔”打倒“复辟派头子”

南方都市报：20世纪下半叶，孔子反过来成了批判对象了。

袁伟时：其实，只要政要不插手，让书生们从容论道，肯定或否定孔子都无关紧要，慢慢就会在辩论中认识得全面一些。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南方都市报：批林批孔是高峰。有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顺便把孔子抓来陪绑。

袁伟时：“批林批孔批周公”，显然有剑指周恩来的意图。不过，当时毛泽东是绝对权威。如果要撤换周恩来，毛只要说一句话，以周的身体不好之类为藉口，一下子就可以让他下台。有没有必要全民动员批林批孔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终极追求。他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国。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共产党宣言》有个核心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为避免误解，马克思特地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于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开始，两个决裂的口号就把全国弄得地动山摇了。

要消灭私有制，就要制造一批复辟派；要与传统观念决裂，就要“破四旧”。文化和文化遗产遭遇千年一劫。批林批孔当中，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两个决裂。这样的语境下孔子当然在劫难逃了。

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相当活跃。

袁伟时：杨荣国教授是学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行政能力。他从40年代开始，就对孔子持否定态度。在正常的环境下，他的观点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何况70年代，他已癌症在身。他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不应苛责。

5

国学热

孔子成了大国崛起文化符号

南方都市报：从90年代到现在，十年间，孔子又热起来了。

袁伟时：这一次，孔子穿着“国学家”的宽袍大袖登场，似乎成了大国崛起的文化符号。而且这一波的成分更加复杂，无论是官方、国学派、新左派，都在谈论孔子和传统文化复兴，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他们都热望孔子治国安邦，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这四派里，自由主义者与前三派有所不同，他们对内坚持宪政、对外坚持改革开放。这些都没有问题。他们认为文化上要保持中国的传统。但国学派、新左派等，实际上是反对宪政的。除此以外，他们也反对开放，强调中国被殖民化了，比如汪晖、崔之元就讲这一套。

而这一波孔子的复兴，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以什么东西、什么思想，来整合我们当前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这是核心问题。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整合社会的底线不是民主、法治和自由。而在真正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看来，整合社会的底线应该是民主、法治和自由。

另外，也有些人提倡用儒家学说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儒家学说里藏着治理现代社会痼疾的锦囊妙计。

南方都市报：在民间也有于丹的《论语》热，这一支潮流主要是讲究个人与社会道德的重建。

袁伟时：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用儒家道德来巩固宗法专制制度。但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要推动现代化全面、深入发展，只能用法治来解决社会整合和道德沦丧问题。

其实凡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法国的《人间喜剧》，左拉、雨果笔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都是很可怕的。美国也有扒粪运动。这是新的社会秩序确立过程的现象。如果因为社会道德沦丧，就把儒家当做救命稻草，那就太荒谬了。

把文明和公共道德的底线法条化，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会促进良风美俗的养成。经过选择，孔子和儒家的道德格言会有益于新道德的生长。但是，离开法治，孔子没有治理来势凶猛的道德沙尘暴的能耐。

法律就是总结文明的发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将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法制化。比如诚信，无论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只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诚信。个人自由是现代道德的核心。要确保个人自由，也要把它变为法律。法治是边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础。在这里不要有民族主义情绪，不要和清代权贵一样，认为中国道德是世界第一的。

总之，孔子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他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中国是多民族文化，不能以儒家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并不是只有孔子可以做代表。有些朋友热爱儒家传统心切，有点是非不分了。例如，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的孔教儒学和张君劢20年代宣扬的“新宋学”，那是不能肯定的。另外，三曹与建安七子也是中国文化的奇葩，怎么在有些人眼里，曹操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了呢？

唯独尊崇一个孔子，不是在保护或者发扬中国文化，反而是在泯灭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性。历史同时也证明了一条：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那个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