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从毛泽东《七律·有所思》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1]。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2]，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3]。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4]。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5]。6月1日，又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周、邓前往杭州向毛请示。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6]。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7]。

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执着地相信，惟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已退入“第二线”，毛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8]。在这几年后，毛越来越感到，刘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9]。1965年8月3日，毛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10]。毛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