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二十五章官与文化-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这些经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取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很难只由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背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者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当然这种道德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
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官”，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身份，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加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会被许多人引以为荣。
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贱者服从尊上者，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人作为楷模。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会正直守法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结婚称为红喜事，光荣榜称为红榜，立功要戴大红花，出门求个开门红，进屋乐见满堂红，谁都想着一辈子走红运，当演员恨不得红得发紫，做生意但愿天天红红火火。至于人在机关，心中也无不是一个红字，最想做的是领导红人，最想戴的是红顶子，最想拿的是红包，最想去的是红灯区，最想玩的是红颜，最想入非非的是年轻下属的漂亮老婆红杏出墙。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祸福，对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自利，冷酷；这种自私自利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是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有意义的生活。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
在中国人眼里，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相当的知识。
作者：净素道人  回复日期：2007-5-24 7: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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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文化产生的一般时间和阶段是这样表述的：
史官文化存在于三代，昌盛于西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落。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而作为文化道统的发轫则一般认为要从从春秋时期的两个大事件开始，因为这两个大事件太具有典型性，并成为后代知识分子追慕和遵从的楷模。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历史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是这样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单纯的“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短暂的，但史官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与“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清了统治者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观。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册中，史书的数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还有大量的野史。（南彦：此处应充实一些数据）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 周积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精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作者：净素道人  回复日期：2007-5-24 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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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荫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作者：净素道人  回复日期：2007-5-24 7: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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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