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路半”的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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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内蒙古的肢解行动早已着手进行。且不说在张作霖时代失败的那些事件,在1933年8月,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就开始在内蒙西乌珠穆沁设立分支机构。工作对象主要为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王(索特那木拉布坦)和副盟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派分裂势力,主要集中在内蒙东部百灵庙一带,又称 "东盟派"或"百灵庙派"。在日方的策动下,德王不断向国民政府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1934年3月1日,汪精卫为之颁发了"蒙古自治条文",承认设置"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主要官员由各王公担任,德王任秘书长,负责实际政务。

 



    1935年5月,在关东军连续发出对德王的支持信号之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第一课长石本寅三大佐、参谋田中隆吉中佐会见德王,确定扶植关系。日方后来还利用《秦土协定》对德王进行暗中支持。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对内蒙施策要领》。其中非常详细地提出了从全方位肢解内蒙、控制内蒙,以及与侵占内蒙相关的侵略华北其他地区和外蒙的一系列措施实施的要领。

 



   同年8月,南次郎派少将田中隆吉赴内蒙古,促成德王与伪满李守信军等结成同盟。并以多伦为据点,在张家口、西苏尼特等地设立特务机关,并准备进一步向绥远渗透。

     李守信系原张作霖部将,日本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久策动李所在崔兴武骑兵旅投降关东军后,李升任旅长,被封为满军中将。趁关东军大举进攻热河、中国军队不抵抗之际,李部夺取了多伦。日本随即扶植其在该地成立"察东特别自治区"。

     与此同时,日本促使德王东盟派与坚持不脱离中国的"绥远派"("西蒙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1935年11月,德王主持召开第三次蒙政会议,通过"与日本合作复兴蒙古"的决议。

    当年12月8日,为迫使宋哲元决心进行华北五省自治,关东军策划驻扎在察东多伦一带的李守信部进占察哈尔南部、外长城线以北的"口北六县",接管了行政,并勒令使用伪满货币。当时,关东军还派出了在锦州和承德附近的独立混成旅第11团一部予以支援。

      1936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这一"实属宏伟的泛蒙设想":首先整顿、巩固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深入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

 



     日本陆军省随即据此制定了《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其中强调:"关东军对内蒙进行工作……目的为使中国政权之政令,实质上不能达到本地区。 ""关东军对内蒙军政府之指导,应依靠幕后极秘密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并以最小限度之日人顾问团辅佐之。""注意掌握王侯庶民,努力抓住全地区之领导权。"

 



   当月,关东军便在张北设立了特务机关,并策动了察哈尔设盟。同年2月,又激发"东蒙派"和"西蒙派"在百灵庙冲突。时任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的是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他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原则,同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

 



     德王败退至西苏尼特地区后,立即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与绥远政府对立的临时自治政府(内蒙军政府),德王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8个公署。同年4月又组建"蒙古军总司令部",将李军编为第1军,德王近卫队为第2军。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1.日本不以德王亲兵部队为第1军,是为内蒙军政府内部矛盾埋下重大隐患,以便日后操纵、控制内蒙。2.在大历史视野中,日本既然能不惜克服重重困难侵占整个中国,又怎么可能会让没有招架之力的" 满洲国"、"蒙古国"等真正独立自治呢?】

    同时,日方又将伪军王英部编为"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另以伪满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等地。

    11月5日,关东军策动和指挥日伪蒙军分3路进攻绥远,企图先集中兵力攻取红格尔图,打开进攻绥远的门户,然后左、右两翼同时出动,一举攻占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以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率部秘密集结。

   15日,日伪军王英部5000余人,在飞机、野战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晋绥4个团正面迎击。11月17日夜,彭毓斌、董其武所部潜伏至红格尔图西南丹岱沟一带。次日晨,三路部队突发进攻。19日,伪军败退商都。此役歼敌千余人。

    伪蒙军随即增援商都、化德,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准备以此为基地反扑武川、归绥。当时正调集大量军队准备"围剿"陕北红军的蒋介石,抽调汤恩伯率第13军一部增援第35军。

     11月22日,傅作义令晋绥军骑兵师旅长孙长胜、第35军第211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正副指挥,率部4个团向百灵庙东南集结。23日夜,部队冒着零下42摄氏度的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迅速占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2军第7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24日晨,孙兰峰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向北山出击,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至大庙。此役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

12月2日,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反扑,被我军击溃,歼敌700余人。

   10日,傅作义指挥部队乘胜收复了大庙(锡林木楞庙)。小滨大佐等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

     百灵庙战役我军主动出击,成建制歼灭日伪军,为中国军队自长城抗战和多伦大捷以来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方肢解内蒙古的阴谋,有力鼓舞了民众抗战救亡的斗志。

 

      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集结于北平昌平附近的傅作义所部第59军第73师,奉命由昌平地区进到怀柔布防。5月15日,第73师进入平古大道怀柔西北牛栏山经石厂、高各庄一线构筑阵地。17日,主力在后方30余里构筑第二道防线。傅作义将曾延毅第218旅、叶启杰第210旅部署在一线阵地左右两翼,金中和第211旅部署在二线主阵地。

   傅作义非常重视知己知彼,所部到昌平后,专门派人到各部队广泛搜集日军作战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深知日军装备优势显著,须用良好的工事弥补我方装备悬殊。针对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坦克冲锋的特点,他提出了"七分用土,三分用枪"的对策。

     为修筑好工事,傅作义亲自带参谋人员和工兵到牛栏山现场察看地形,设计出多种样式的掩体和战壕,绘制成图,连夜下发到各连。在上万名当地劳动力的帮助下,各团营连按照要求,在20日前抢筑了相当规模的三线纵深配备阵地,还在阵地前挖出4米深的外壕两道,外壕外面另埋地雷。为应对飞机轰炸,各连工事均分为上下两层,炸毁上层,还有下层。各掩体内设有指挥部、弹药库、绷带所、厕所等。前后阵地之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沟。并且,为对付日军侦察机,阵地上都进行了伪装,伪装得甚至连人走到跟前也难于发现。

   21日,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坐镇密云,派出飞机和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向阵地扔下少量炸弹,但损坏和伤亡很小。

     23日凌晨4时,西义一派出铃木旅团和川原旅团福田支队,以飞机10架、坦克10辆,山炮、野炮各10几门的兵力,向一线阵地发起猛攻。日军以惯用战法,先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再以坦克掩护数路步兵冲锋。前沿阵地的董其武第436团将士,凭借坚固工事沉着迎战,直到中午,日军都未能攻破该团主阵地。

   其间,上午8时左右,傅作义接到何应钦从北平来的电话,要他到北平去开紧急会议。傅作义因战事紧张,抽不开身,就让军参谋长苗玉田代往。

      中午,铃木亲自到一线指挥,把主攻方向改为左翼的第210旅薄鑫团。与此同时,还派出骑兵第72联队和早川步兵联队偷渡过河,向薄团后方迂回包抄。为打退日军围攻,炮兵连把山炮抬出掩体,在暴露的高地上用零线子母弹进行轰击。这种炮弹射出30米即爆炸,杀伤面积长、宽各30米。由于我军官兵有工事掩护,我军很少被自伤。但炮弹中的铅弹却使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朝日新闻》随军报道称:"两军相距甚近,华军竟敢发炮射击,实属罕见,其勇敢令人惊叹。"

      骑兵第72联队和早川联队转而攻占了我方守备薄弱的茶坞村阵地,对其他阵地构成威胁。傅作义电令二线阵地的第211旅孙兰峰第421团增援收复。孙兰峰准备从背后抄袭日军,被日军发现,派骑兵来冲击步兵。孙兰峰留下重机枪连和一连步兵依托树林伏击日军骑兵,大部队继续前进。结果,敌骑不仅没有冲垮我方步兵,反而伤亡惨重,茶坞村阵地也被我方收复。当天,其他丢失的前沿阵地均被夺回。

   其间,在下午4时前后,双方激战之际,傅作义接到何应钦让苗玉田和其他人打来的4次电话,要其停止战斗。傅作义因两军胶着,自己不可能单方停战挨打,未予执行。

     此次连续15小时的恶战下来,第59军阵亡将士367人,伤400余人。日方公布的数字,阵亡340余人,伤600余人。即便按日方公布的数据,也意味着我方获得明显胜利。

   当晚,傅作义让孙兰峰团替下了伤亡较重的薄鑫团。孙兰峰提出当夜扰袭日军的计划,傅作义认为不错。孙兰峰随即挑选了素质好的奋勇队员500名,配备上全团所有的冲锋枪,准备在12时出发实施夜袭。

   这时,上午派到北平参加何应钦紧急会议的苗玉田赶回来,他带来了何应钦的手令:"着第59军即刻停战,向高丽营撤退集结。"当晚,傅作义被迫传令部队撤离阵地。

第二天,日军专门到第59军阵地来研究我方工事构造。日本《大阪新闻》报道说:

     有少数部队顽强抵抗,是役我军因受地雷之损失甚大,所以士兵不敢走不长草及无道路之地。……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旁伸出,一对密云前来之我军,一对由蓟县前来之我军,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三百余人。在高地之敌,利用微小之枪眼孔射击,我军既难达歼灭之目的,又无法攻击前进……5月24日观看中国式之阵地,实有相当之价值,且于坚硬之岩石中,掘成良好之战壕,殊令人惊叹。敌兵陷藏于坚固之穴中,仅露出2寸宽、4寸长之枪眼,做殊死之抵抗。观其在作战中掩埋之遗体,其中尚有十六七岁者,且有类似学生者,青年之狂热可见一斑矣!

     当天,日军进至怀柔县城以南一带后,正准备继续向顺义进攻时,也收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停止战斗的命令。于是,牛栏山一战,成为整个热河--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

      怀柔抗战胜利的消息,被全国各报竞相报道。傅作义率部返绥后,将长城抗战牺牲的阵亡将士遗骸收敛安葬于城北大青山下,并下令建立烈士陵园,树立纪念碑,请胡适作了一篇白话体的碑文,碑文由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牛栏山一仗,充分利用条件有限的地形构筑良好工事,扬长避短,重创日军,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打得很智慧的一仗。可惜,如此富有战略价值的阵地战战术,在日后的抗战过程中并没有充分推广。2.傅作义令孙兰峰团及时从二线增援,而不是"节节抵抗",不仅解除一线之危,也救了二线,避免了重蹈中央军的古北口纵深防御被逐次击破的覆辙。3.傅作义爱护官兵,忠于职守,无愧抗战名将。4.这次阵地战,仍属于纯粹的防御战,不如日后的平型关大捷那样主动和丰收。】

永津、黄郛密谈,何应钦欲弃城而逃

      其实,此时侵华日军的真实处境,远比牛栏山的失败更加危险。当时在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有40个师,而日军只有两个多师团,并且日军的战线很长,各深入部队,实质上都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日方很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较中国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殆已用尽。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惟恐予中国军以反击的余裕

七路半傅作义

“七路半”,是国民党军中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老总不是八路,也就差一点儿了。


傅作义,字宜生,时任绥远省主席,35军中将军长

 



     “七路半”这个称呼,原因众说不一。有讲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军作战比较积极,有些战术作风类似土八路。这一点给日军造成了相当的混乱。萨曾在日本看过一份华北地区共产党军序列资料,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二师都划给了共产党;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一个原因,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都是共产党,虽然后来傅作义和共产党打了两年多内战,且一度被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象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这样一来,傅作义被叫做“七路半”也就情有可原。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 – 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共产党。这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象国民党,也不象共产党。阎的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 见大家拘谨之状阎锡山一拍桌子 – “你们倒是吃啊!” 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筷子齐飞。。。 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

阎长官心里有话 – 反正你们回去也不会饿着。

阎老西的炒鸡蛋真经吃啊。

傅作义虽然也是山西人,还没有简朴到这个份儿上。

     说起来傅作义集团,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有意思的军事团体。小时候家里人回忆过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的经过,傅军虽然是国民党,但军纪良好,即便到最后兵败不支的时候,依然能做到不扰民。我三叔当时虽家里保姆在东四住,回忆北平围城期间,傅军官兵多有来家敲门的,都态度和蔼,说话很客气,讲这个仗我们快不行了,求大爷大婶给几个钱作盘缠还乡。给几个,也就走了,真不给,他也不犯横。



    三叔还回忆傅作义的兵也有横的,一般兵都怕他们。谁呢?就是现在东四五条东口陆军医院(现在是解放军陆军医院了)的伤兵。伤兵走在街上,向站岗的兵要钱要烟,没有不给的。因为傅作义部有规矩,伤兵可以用拐打普通的兵,不犯军纪;但伤兵也有怕的,伤兵怕的,是宪兵。因为傅作义让宪兵在西直门设了大刀队,敢扰民他真杀。

这话后来说给一位舅老爷,舅老爷一笑,说宪兵也有怕的。

怕谁?我们好奇的问。

怕我。

这位舅老爷是中统的,因为卷进准备用迫击炮打天安门的案子,被关了二十年。

      傅作义的部队,说来来源相当复杂。傅本身是阎锡山的老部下,抗战爆发后才自己独立出来,他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有徐永昌的国民第三军,有民团保安队,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蒙古骑兵旅,还有阎锡山手下十三太保的余部,可说鱼龙混杂。然而,经过傅作义的手,这些部队却都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华北堪称劲旅。而且,他部下的将领对他,也有着特殊的忠诚。

      傅作义部下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曾经说过傅作义的特点,这个人“不说硬话,不作软事”。 真实的傅作义,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又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有记者回忆,抗战中采访傅作义,谈到他为了赴援太原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绥远,而使绥远落入日军手中,傅竟至哽咽难语。他待人宽厚坦诚,大公无私,又能够破格提拔,战阵中从不肯轻弃部下,因此取得了极高的威望。而部下在他手中,也觉得可以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极好的发挥,因此对他死心塌地。可以说,傅作义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团,傅作义的个人魅力正是它的核心。

       在傅作义集团中,傅作义被称作“老总”,“傅先生”。直到一九八零年,关于绥远起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派人采访傅作义的老部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兵团司令董其武上将时,董其武依然不变的称呼傅作义为“傅先生”,谈到绥远的事情,他说:“我多年来一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在他多年思想教育的启发和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个人可以说一直是跟着傅先生走的。”

爱戴之情,虽历三十年而不变。
在傅作义系统中,陈炳谦这个名字虽然不显眼,却贯穿始终,从北伐守涿州开始,他的正式职务一直是傅作义的参谋长,他在傅部威望很高,最后以华北剿总中将高参的身份参加绥远和平起义,在内蒙古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副主席。

 



         陈,山西晋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和傅作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要说傅用人,本是不拘出身,属下来自五湖四海,孙兰峰是黄埔军校的,董其武是太原学兵团的,刘万春是徐永昌国民第三军的,郭景云是行伍大头兵,要说老蒋“烂烂黄袍”式的嫡系亲信,也就陈炳谦算得上吧。傅对陈十分信任,比如太原守城,到最后大家都说要撤,但无人能够说动傅作义,只好陈炳谦出面,傅看到他都出面了,乃终于同意。这是因为他深知陈忠心耿耿,而且言必有中。

 



      然而,陈虽一生临阵,将略却非所长,他在傅军中真正的价值是一个财神爷大管家,军中收支悉出其门。陈对全军账目收支烂熟于心,而且乐此不疲,军中或目为刘晏邓通,或目为周扒皮,则说法不一也。这一点同为山西人的傅作义,自认不但没有他这份能耐,也没有他这份精力。

 



      可是陈管财,不但带了山西人的精明干练,也带了山西人的抠门吝啬,所以绥远军中一方面有说法 – “傅总没帐,问参谋长”,一方面也极怕和参谋长陈炳谦核对账目,申请经费。只是晋绥本来就是穷苦地方,要没有这样一位掉在钱眼里的参谋长,傅作义要支持下去还真不容易。傅部经济一直比较清廉,和陈炳谦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财务上陈的精明时时可见。一次,阎锡山的二叔阎书典家办喜事,此人素来无赖,借此机会遍索各军,亦无人敢不给面子。到傅作义这里,傅也不好推却,乃令部下各出资财,为阎家贺亲,凑了一万余元。这时,陈炳谦说话了,他说各军都是送钱,我们也送钱并不希奇,何不买成合适的贵重礼品,如金银首饰之类更有特色呢(大意)。众人都觉得有理。陈推荐后来做了三十五军军长的鲁英麟拿了钱去办这件事。

 



      不料几天以后,傅问将起来,居然礼物还没有买好。正要发作,却听说阎家退婚,婚事不办了,这礼物的事情就此不了了之。大家凑的钱自然还了回去。

 



      事后问于参谋长,陈说早料到这样结果。原来陈对给阎家送礼颇为肉痛,并知道阎书典家这桩婚事阎锡山并不满意,有意干预,如是,就有可能退婚,也就没必要送礼。然是否真会退婚,谁也没把握。陈心生一计,提出购买礼物这个办法。其中诀窍是让鲁英麟去办。鲁英麟虽然忠诚清廉不会贪污,但他有个外号叫作“鲁蘑菇”,办什么事情都是瞻前顾后没有痛快(这个毛病最后让他在和解放军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鲁因此自杀。),把采购礼物的事情交给他办,没三五天是办不完的。等到三五天过去,婚事是否会办,也就有了结果。其他各军没有陈这个心眼,或者给了钱,阎书典当然不会退,或者一开始就摆出一副铁公鸡的样子来,在老阎心里留下了个坏印象,只有傅作义,没花钱,还显得满大方。

 



        无奈这陈炳谦除了公事,在交往方面也是吝啬著称。绥远部队老人称就不曾见陈炳谦请人吃过一次饭,部下袍泽有红白喜事,他是人必到,礼必无,热情万分就是淄铢不掏,别人虽背后有怨言,当面倒也不敢给参谋长脸色看,他也安之若素。

 



     要陈大方一次,那真是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真有这么一次。那也是太原守城的时候。激战两天,日军没能突破太原城防防线,恼羞成怒之下,坂垣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有的资料显示是日本伞兵部队,不过,这支部队并非空投进入太原的,日本伞兵最早的空投作战,要到太平洋战争夺取巴腊巴坂油田),利用在炮兵营盘城墙的突破口,乘夜奇袭傅作义的指挥部。

 


     这支部队的确精锐,一路兵不血刃,绕过傅军防线,钻入城中腹地,直取傅的军部。傅的军部本来有一支看家部队,那就是王雷震的警卫营,装备精良,英勇善战。但此时恰好傅看到炮兵营盘被突破,把这支部队作为预备队派出去反击了。王雷震和日本伞兵错肩而过,却让傅总司令唱了空城计。

 

 



      幸好卫兵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发现有戴钢盔的部队立刻开枪反击 – 国民党军当时都是软沿帽,没有这么好的装备。附近有傅作义部队的仓库,仓库守兵也匆忙赶来参战。但是这点儿兵力实在抵挡不住日军精锐部队的猛攻,眼看司令部就要被突破。

 



      当时是傅作义本人都提枪准备肉搏了,参谋长陈炳谦赶紧组织军部的参谋,文书,医官等二十几人,组成最后一道防线。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虽然在大门里放好了机枪,却紧张万分,眼看是一触即溃。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陈参谋长居然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烟来,先自己拿了一支,然后十分大方的把其他的烟统统散给了大家。。。

 

 



       参谋长居然给大家散烟了!这些临时的卫兵觉得新奇又有些不敢相信,然而,紧张情绪也缓和了下来。还好,这时候孙兰峰发现不对,派出了增援部队,那时太原城不大,援军迅速赶到,控制了局面,日军见势不妙,知道已经不能生擒傅作义,匆忙退却。

 



       当时董其武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后来听说此事,还不知道有多严重。等听说参谋长陈炳谦散烟,董说,我信了那是千钧一发。绥远起义,大家讲话,都说的是如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只有陈炳谦号召中央开发绥远矿藏。。。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是我在网上能找到的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陆军中将孙兰峰的唯一一张照片,应该是他在解放后在内蒙古第三届人民委员会任职时期所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原来的一代猛将已经垂垂老矣,但凶悍之气依然如欲破纸而出。

历史上的孙兰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长城抗战中如此,绥远抗战中如此,太原守城战中亦如此,往往可守奇效。

有趣的是对比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 -- 傅作义集团和杜聿明集团,高级将领中居然很能找到对应的人物,比如傅有极信任的共产党人乌兰夫,杜有敬重有加的的乡党杜斌丞,傅有个善战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杜也有个只能算半个部下的邱清泉,傅有董其武吃苦耐劳善于正面防御,杜有郑洞国忠厚正直能防守,傅有孙兰峰善于斩关夺隘,杜有戴安澜极富攻击精神。

这样的结果,却有些对董其武不公平,因为防御战是“苦活”,虽然艰苦却难见功勋,而攻击往往令舆论振奋,目为英雄。一九三六年,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到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的纪录片,就专门采访了突袭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英雄孙兰峰旅长,纪录片放映以后,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少将旅长,就成了民众的偶像。孙成了傅部第一个上了电影的将军。

关于孙兰峰,可以在网上找到不少资料,比如他在奉命坚守红格尔图的时候“炮打羊群” – 孙兰峰不是善于进攻么?让他防守他也不好好在阵地里呆着,零下二十度带侦察兵出去瞧日伪军的动静,结果果然让他看到了新鲜的 – 阵地前两公里居然来了一群羊。孙脑子一转 – 不对,零下二十度出来放羊?羊又不是二百五,肯出来吗?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孙立刻返回阵地,下令炮兵对羊群瞄好了狠打。同时,还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

他琢磨对方指挥官看见同样的一群羊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立刻明白这是孙瘸子侮辱他,早看明白了他的计谋;第二个是可能要愣一愣,琢磨会不会是自己部队的跑错了方向。事实上被他琢磨的这位对方指挥官就是伪蒙军副司令雷中田。雷被一阵炮火打懵了头,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就在孙瘸子的选择题第二项上画了钩。这一钩把他自己送上了鬼门关。双方碰面的时候,老行伍的雷司令犹豫了一下,开火的命令晚了一分钟,被三十五军先打响了。偷袭的三十五军弟兄都是神枪手,一个齐射就送雷司令见佛祖汇报去了。

红格尔图保卫战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毙伪蒙军副司令雷中田。

这类网上可见的内容,兄弟就不多说了,说点儿不太有人知道的。

在傅作义面前,孙兰峰是个炮筒子,而他的当面放炮,往往因为其军事才能大有价值。比如太原守城战中,孙就和傅有过一次当面对垒,差点儿把傅老总当汉奸抓了。

一九三七年,日军攻陷娘子关,进逼太原,第二战区兵力捉襟见肘,十一月四日夜,撤回省城的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孤军坚守危城。

让傅作义守太原,说起来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傅在战前本来是绥远省主席,部队都来自绥远,在山西属于客军,对太原的城防根本不熟悉,如果换本地部队防御应该更好些。但要说阎老西有意陷傅作义于死地清除异己也不尽然。傅作义有善于守城的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原因十月二十七日娘子关失守时,晋绥军和中央军主力都在北方的忻口前线和日军对峙,十一月二日,阎锡山下令从忻口撤退,前线部队在作战中相当英勇,但撤退却因为军心动摇混乱不堪,第二天大白天依然在行军,遭到日军空袭,大部溃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几乎是赤手空拳回的太原。

想想辽沈战役,卫也是把部队丢下狼狈撤退,几乎连副官都来不及上飞机,看来这位五虎上将不善于组织退却是有传统的。

这里面只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因为训练有素干部团结,基本完整的撤了下来,还带回了其他部队丢弃的兰式高射炮数门,除了傅这支部队,也没人可以守城了。

大概傅也明白阎的苦衷,所以后来并不太记恨,他守卫太原的主力就是孙兰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加上其他部队勉强有一万兵力。实际上,傅只有一天的时间进行城防部署,因为五日日军的骑兵侦察部队就已经开始对太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了。

好在三十五军素质不错,依然军心不乱,能够组织防御。傅匆忙间连续下达命令,以孙兰峰董其武分守东北两面城墙,配属的杨维垣旅只有两千余新兵,防守南城,太原守城炮兵火炮总计约百门,傅将炮兵阵地部署在树木森森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几处园林,以期隐蔽。此外,城外的太原兵工厂破坏需要时间,傅下令李思温(也是傅部名将,一九四八年已经升任师长,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团坚守太原兵工厂。

六日晨,北路日军坂垣师团开始对太原的总攻。战斗一开始,坂垣就下令日军重炮猛轰中央公园!

原来,坂垣凭着多年的军事经验,和傅对于炮兵阵地的部署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而且,傅部炮兵进入阵地的消息,已经通过城里的汉奸报告了出来。

日军炮火的凶猛,是当时中国军队无法正面对抗的,这一阵猛烈炮击,按日军估计中国炮兵就算不被全歼,至少也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日军随后跃出阵地的步兵,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炮火的密集杀伤,炮弹直接砸入日军冲击队形,使日本兵伤亡惨重。

坂垣大惊,急令停止攻击,从炸点判断,中国军队的火炮几乎是毫发无伤!

日军第一次攻城,以失败告终。

这是怎么回事?谜底就是孙兰峰。

原来,五日晚,傅作义一天忙碌完毕,刚刚喘口气,从阵地上下来的孙兰峰破门而入,一进门就嚷着要傅作义抓汉奸。

谁是汉奸?

我看见炮兵进了中央公园,谁把咱的炮兵阵地放到中央公园的谁就是汉奸!

傅作义火了,告诉孙兰峰是我下令的,怎么样?

这下子,急火星马上就蔫了,他谁都敢顶,就是特服傅作义,一听是傅老总下令的,还有什么好说?肯定是傅总另有用义呗。

傅作义火过了忽然明白过来,这孙兰峰不是糊涂人,他认为这样部署炮兵阵地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赶紧让他说明白。

孙就说了 – 正常情况下把炮兵部署到树林里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太原守城恐怕这就不对了,太原城里就这么几片树林,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只能把炮部署在那儿,日本人不是傻子。。。

傅作义当时立刻明白过来 – 他哪里是另有用义,是忙晕了阿。赶紧下令炮兵变更阵地,命令传到下面,已经是后半夜了,大炮连夜拉到了几个中学的操场上,这地方暴露无遗,但日本人想不到傅作义会“蠢”到把炮放在这里。而汉奸暗探一觉醒来大炮忽然没了影,再想向皇军报告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挨了痛打的日军只好咒骂傅作义狡猾狡猾地。

这一段是傅作义的参谋长陈炳谦讲的,陈也是一个妙人,写完几员大将,也可以把他捎一下。。。

顺便补充一下,有些草莽气的孙兰峰,是正宗的黄埔军校生,字畹九,我曾经奇怪凶悍的孙瘸子怎么会有如此婉约的一个字,后来读到《诗经》,“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才恍然大悟,这字,取得很不错了。

孙兰峰传奇甚多,比如他在张家口战役中的突围,他在绥远起义问题上的“反动”,以及他和解放军在绥北的最后一战,都很有的可写,看看篇幅,还是收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