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这些受益终生《1》

第二篇  中国古典思想概述

第一章  中国古典思想的特点

一、体大思精的中华民族

中国人是世界民族中最庞大、最复杂的一群， 她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幽玄莫测的韬略令世人叹为观止。

曾有西方画家，想用漫画表现出中国人的智慧特点，都难以成功。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有时是方的，有时又是圆的，有时看似简单，有时又透出复杂。他们象水，既有形又无形，既可量又不可量。利刃割水水不断，彩笔描空空不染。

中国人聪明。他们经天纬地，以平定天下为己任，他们朝乾夕惕，为治国兴邦而苦思。

中国人明智，深谙人生策略。他们遁迹人海，匿影藏形，不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中国人憨厚，讲究礼尚往来，王道人情。他们默默承受着已经或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合理，从不申诉。而对于滴水之恩，必定涌泉相报。

中国人平和，感情上不轻易显山露水，举手投足之间也显得温文尔雅。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轻视玄想，不关心死后世界，不受各路神灵的愚弄，道教中的神也只不过是年高寿长的人。

中国人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落拓不羁，放浪形骸，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自在。

中国人最简单，他们知道不做就是做了，无为而无不为。他们崇尚不战而胜，攻城非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人最复杂，他们含敛光芒，心藏不露。他们的表面和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

“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型的中国人。

“出入六合，游于九州，独往独来”，这是庄子型的中国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型的中国人的理想。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这是韩非型的中国人的主张。

“但愿老死花草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这是唐伯虎型的中国人的追求。

“知行合一”，“致良知”，这是王阳明型的中国人的思想。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这是郑板桥型的中国人的韬略。

“韬光养晦”，“功成身退”，这是曾国藩型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

自本世纪以来，许多名土哲人孜孜以求，探索中国人的思想特征，总结东西方观念的不同。

严复说：中国人是亲情的，孝治的，节流的，淳朴的，谦屈的，而西方人是尚贤的，法治的，开源的，享乐的，发泄的。

李大钊说：中国人是直觉的，艺术的，精神的，向天的，而西方人是理智的，科学的，物质的，立地的。

陈独秀说：中国人以和谐、家庭、感情和意识形态为本位，而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律和实利为本位。

孟德斯鸠说：“开疆拓土是罗马的目标…宗教是犹太的目标…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标”。

黑格尔说：“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有一则故事，一个美国姑娘和—个中国姑娘同时走在大街上，她们都戴着帽子，穿着裙子。突然，一阵风吹来，两个人反应各异：美国姑娘双手捂住帽子，唯恐风吹走了帽子，又要化钱去买。中国姑娘则双手捂住裙子，裙内的机密泄漏不得。这个小小的笑话说明这样—个事实，即西方人重物质，中国人重伦理道德。

还有一则故事，一位教授拿出一幅现代派画家画的《断臂的维纳斯》，让在座的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指出画中的错误或败笔。结果，中国人说它不平衡、不完美，而西方人则一眼看出维纳斯的现代服饰。这里反应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注重局部，具有分析头脑。而中国人强调的是整体性与和谐性。

悠悠五千年，中国人一边劳作，一边思索。近取诸身，远取万物，涌现出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思想家。有的锋芒毕露，有的不露圭角，有的迅如流星，有的灿若北斗。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汇聚成民族的思想洪流，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从远古到今天，中华智慧之河滔声不绝，震彻环宇。  

二、源于土地的智慧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民”。中国人的智慧深深地扎根于脚下的土地，来源于土地。在这块既富饶又贫瘠、既温情又暴戾的大地上，我们的祖先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同时从中凝聚和升华出自己的思想。

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其北面是人烟罕迹的荒漠和草原，西面是无法逾越的黄土高坡和崇山峻岭，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垠海洋。这块天然封闭的大陆号称“地大物博，”内部回旋的余地也很大，以至于古人把它看作是整个“天下”。在这个巨大的相对不变的生活舞台上，几千年来中国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他们很少有人到海上去冒险，统治者为了巩固他的“万世基业”，甚至实行海禁政策。由于生活范围限制在陆地，不会遇到海上的惊涛骇浪，很少体会到大自然的乖张暴虐，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热爱大自然的性格特点。

庄子赞赏“山天地与我合一，万物与我并生”的自然生活，并希望人类文明不要破坏原始的生态环境，保持“山无道路，水无舟楫”(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人与禽兽同处，与万物共存”(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古朴风貌。陶渊明则更是忘情于山水。在他汪洋恣肆的笔下，不仅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人与物之间也显得圆融无碍。请看他的诗句：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

“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采菊东篱下…种桑长江边”

真可谓涉笔成趣，他把布衣蔬食、寂寞劳顿的农村生活写成了自得其乐、避世绝俗的人间天堂模样，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崇高精神境界，是将个人的思想感情溶入宇宙之中，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万物。

西方人的地理背景和思维模式与此大相径庭。他们的国土面积狭小，对海上贸易的依赖性很大，人民必须往来穿梭于大海之上进行商业活动，甚至从事海上冒险。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和古希伯莱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仅视海洋为国家的生命，而且其地理环境恶劣，山呼海啸，飞沙走石，人民由畏惧大自然而逐渐产生战胜大自然的想法。所以，我们说，西方人的性格是竞争型的，是海洋型的。黑格尔就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而中国的孔子却不喜欢水性而赞扬山性，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在这里，“仁者”是比“知者”处于更高思想境界中的人。由此可见，东西方人的思想有时有着天渊之别。

由于中国是个内陆型国家，人民以农业为主，所以土地是财富的基础，是中国人的命根子。纵观中国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土地的兼并和分配的历史。地主通过收购破落农民的田地而发家，农民变得流离失所，于是挺而走险，举起“均田地”的大旗。推翻前朝后，农民可能会得到一些土地，但最终又将失去。从汉代张鲁起义到太平天国，甚至到以“平均地权”为口号的辛亥革命都是演着相似的历史。毛泽东说：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赢得了农民；赢得了农民，就赢得了中国。可见，解决土地问坛成为解决政权的问题。当年斯大林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一次农民土地改良运动，他认为农民一旦分得土地便一哄而散，革命也就终止了。这是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土地改良在中国的重要性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政策历来是“尚农”、“抑商”，“重本轻末”，“本”就是农业生产，“末”就是工商活动。而农业这个“本”又是建立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上，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老子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安宁封闭的小农社会：

“国小人少，即使有物品也无人使用，百姓安土而不远迁。虽有车船，无物可载。虽有兵器，无地存放。人民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食虽粗但津津有味，服虽朴但美不自禁，虽是茅屋但心有所安，虽是陋俗但自得其乐。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与其类似，孔子设想了一个“路不拾遗”、“外户不闭”的乡村大同世界，孟子则对“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的“仁政”社会充满憧憬之情。他们的最高理想都只不过是一个弊绝风清的乡土社会而已。

中国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搬迁的，所以，炎黄子孙只有祖祖辈辈各自生活在固定的一个地方。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依血缘形成一张巨大的宗族网络，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家族制度，也称伦理宗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各成员处于不同的家庭地位之中，宗主或家长甚至拥有生杀予夺之权。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中国封建政权是按家庭的模式构造的。这样，王朝国家建立在广阔的社会基础之上，是超稳定的。家庭内的父子、夫妇、长幼关系的延伸就是君臣关系。

人们一般把古希腊国土上的各个国家叫做“城邦”，因为社会是以城市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城荣则乡富，城灭则民殃，履巢之下焉有完卵，所以各个城邦的公民在遇到外敌时总是能够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依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封建国家叫做“家邦”，因为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家邦社会不仅影响和促成了孔子的和谐观念，韩非子的集权思想，董仲舒的伦理设计，而且由于对祖先的祭奠和崇拜，造成了中国人的崇古心理。孔于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期初期社会，老子追慕“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庄子则情愿回到“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蒙昧时代。

中国人的思想，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源于土地。诸如，孔子的“仁”、“礼”、“和”，是乡间亲情的延伸和概括，老子的“无为”本质上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小农智慧，韩非子的封建专制思想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是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的，生于斯、死于斯，在泥里劳作，在泥里思想……

三、不可言传的真理

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中央之国的土地上。这样一群黄皮肤的人们在与大自然相处时凝聚起来，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思想和性格。

中国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上——那就是感性强、理性弱。

中国人所擅长的思维模式是感性的，而不是西方人那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性思维，对于后者，中国人不擅长，更不感兴趣，认为是雕虫小技。而中国人所崇尚的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暗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心灵体验和顿悟，是对大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体会和感受，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因而很多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推崇“无言”，推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推崇简洁的大众化的思维方式。正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模糊的，悟性的，所以它必然不清晰、不明确，它不可言传是因为它难以言传，它要求一个人用自己的心灵亲身去体验，得出有关事物的直接的结论。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始终都是模模糊糊的，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里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是世界医学的一枝独秀，它许多西方人疑惑不解——中国医师把几根针插在人体上就能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而中医及针灸技术的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圣哲投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所有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中国人不善严格的理论分析的特点，中国人只注意现象，却从来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形而上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被动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想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其弊则必有其利，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入在自然科学上显得异常笨拙，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哲学和文学艺术上身手则要矫健得多。

中国哲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是简明的大众哲学。其中没有繁琐的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有的只是言简意赅的片段言浯，但寥寥数语，却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中国哲学简洁，不复杂，故能普及推广。在封建时代，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要学学，儿童入学，首先读《三字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三字经》最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

是孟子的哲学观点。如果说，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印度是印度教文化，西亚是伊斯兰教文化，它们都是宗教型文化，那末可以说，中国是哲学型文化，哲学在中国已不是少数哲学家关在屋里苦思冥想的对象，而是每—个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因为中国哲学思考的是与人生直接关联的东西，学哲学的目的就是成其为人。但是中国哲学并不庸俗，它强调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它发展起来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它充满了韵味无穷的暗示和隐喻。可以说，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孔子、庄子并不比任何一个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逊色。

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独特的韵味。唐诗宋词，于只言片语之间，便道出一个美妙清新的意境，谁不曾读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谁不曾咏过“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读罢之后，余音绕梁可以三天不绝，使多少中国人为之沉醉！不仅如此，中国诗歌还广泛采用比喻和暗示的手法，诗中隐含着没有说的内容，聪明的读者往往能读出言外之意。例如，骆宾王《在狱咏蝉》诗中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就是以蝉来代表诗人自己。孟浩然的诗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所暗示的是他对显宦之士的羡慕。这种隐喻内心，间接表达的诗歌艺术被西方现代的意象派诗人广为推崇，其代表人物庞德就翻译了不少中国诗词。

再看中国的水墨山水画。一位游者独立于浩邈山水之间，淡泊清新，云遮雾掩，空空寂寂，幽幽荡荡，让人沉思，让人倾醉，不禁为之叹惋，为之流连！有人说，中国画中的人物太渺小了，太不“像”，殊不知，它所要表达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一种神韵，是作者自身诸多心灵体验的自然抒发。而西方人呢?关在屋子里对着石膏球体一次又一次地画素描，仔仔细细画出每一根光线，每一层明暗的对比。在中国人看来这又太“死板”，又是“雕虫小技”，那里有水墨画的意境高远，气贯如虹?

中国人写诗作画，讲究的是“气”。但如果你抓住一个中国人问他：“什么是气：”那你—定会失望，他一定答不上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直接把它说个明白。因为那是每个人心中的体验，是“得意而忘言”的意境。

老子说：“可以道出的真理，不是永恒的真理”(道可道，非常道)。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四、实际与玄想

中华民族以重实际、轻玄想闻名于世。

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

更概括地说，在人生世俗方面，中国人不仅远胜于东方民族，而且超越了西方民族。

诸如社会生活，印度人几乎全盘否定它，西方人只把它看作是通向天堂的历程和手段，中国人则全身心地追求道德的、实在的生活体验，这种体验可能在家庭中，也可能在仕途中得以实现。

诸如欲望：印度教(现代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不同于佛教)有纵欲的一面，但印度文化从总体上讲是禁欲的。西方在中世纪以神扼杀人的欲望，而现在又走向另—个极端，放纵人的情欲。中国人则既不禁欲也不纵欲，强调节欲——用理性引导和节制欲望，同时适度满足欲望。这样做是现实的，既可满足中国人子孙满堂的愿望，又有利于调养身心。

诸如生命：印度人认为生命是痛苦的，而痛苦的根源又在于人的主观上的“无明”，所以，有必要尽早结束人的一切意念活动。而西方人视生命为神所赋予，现实的活动是为了报答神，也是为了获得神的拯救。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不再到生命之外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而极端地重视生命过程本身。谚语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即反映了这一观念。战国时期的杨朱的“重生”哲学和中国道教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也透露出或多或少的信息(道教与道家不同。道教是主要流传于民间的神仙信仰体系，它主张违反自然地吞吃丹药而延年益寿，道家则是主要流传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中的追求恬淡虚无、顺应自然的哲学理论)。

再如神话和宗教：印度是个神话传说异常发达的国度，诸如牛神崇拜、树神崇拜、湿婆崇拜(湿婆是毁灭神、舞神、生殖神和保护神，他保护穷人，保护艺术，保护苦行者)和毗(Pī)湿奴崇拜(毗湿奴是世界保护神，他从魔鬼手中夺回世界，他救了人类的祖先摩奴)等等早已与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冰连玉结了。印度人还没有什么历史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史书，它的历史资料只能通过神话故事的渠道口碑传载，因而承继下来了。印度还是个宗教的国度，印度教教徒占人口总敢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还有耆(qī)那教教徒、伊斯兰教教徒和佛教教徒等。

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和古希伯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古希腊的丰富的神话以及与人感情相通、同样悲欢的神的形象早巳为世人熟知，起源于古希伯莱犹太人的基督教也已经融入西方人的精髓之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

与以上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人似乎不爱想像，不受神灵的捉弄。中国只传有支离破碎的不成系统的神话故事，如盘古、女娲(Wā)等等，即使他们不是从异域传来的(有人考证盘古是古代波斯的神)，也不能给中国人的玄想力增添多少光辉。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的国度，佛教东来而蜕变为不是宗教的禅宗，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佛教的另一流派净土宗是仅凭口诵佛号便能超度到净土的极其简单的宗教。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是道教，它已经不符合宗教的束缚教条，而主张迎合人的欲望，通过内丹(据说修炼后身体内都可得此丹药)、外丹(长生不老之药)而延长人的寿命。后期的道教甚至有纵欲的倾向。道教中的“神仙”也不是西方神话中存在于世界之外的“神”，而是寿命极长因而传说能腾云驾雾的人。从上可见，与其说道教是相信神的宗教，不如说是相信人的一种生活信仰。其它如祭拜关公、孔子、财神、灶神等，就更算不上是宗教，只是人们心中愿望的简单表达而已。

中国人不相信上帝，基督和其它神明，却有着宗教式的献身精神和拯救世界的道德理想，同样可以“杀身成仁”，可以“内省不疚”，这些不是通过服从于神，而是自觉于“仁”来达到。中国人不追求三生业报、转世再生、灵魂不灭和天堂乐园，而是把“天堂”，放在此生世间，就像洪秀全那样，向往着在地上建立“天国”。

中国人就是如此，不是以神秘的狂热或冰冷的理智，而是以现实的，合理的态度对待一切事务，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实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厘定和处理；

中国古代的哲学不是冰冷的，而是切实于人生实际的；

中国古代的学问不是纯智活动，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自身的“觉悟”和尽教化的责任，是为了人格的高超。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征服宇宙、了解自然规律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可以感情相通、和谐共处的。困扰中国人的不是自然界的现象，而是人间的风云变幻。所以，《左传》中说，“天道远，人道迩(近)”。

中国人不争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主张政治和法律“合情合理”。

中国的史书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但它不是客观的历史的记录，不是繁琐的学问的堆积，而是古代的实用人际关系手册，是为人处世的指南，是治国安邦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医学不追求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强调实际疗效。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主要不在于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逻辑思维结论，而在于高度发达的实用技术，如火药，造纸术和冶炼技术等。中国古代天文学发达，是因为历法是农业国家的要务，而且统治者自称“授命于天”，所以鼓励对星象的观测。而西方人却不喜欢须先了解科学研究的实用性。据说，有一个学生问欧几里德学几何的用处，欧几里德立即给这个学生一个金币，然后叫他离开。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完全没有过理想和幻想呢?不是的。基于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太平天国的乌托邦幻想从来不绝于中国。再者，因为有一部分中国人(儒家)殚精竭虑地从事对人的设计，给人套上伦理的枷锁，那么必定还有一部分中国人(道家)希望挣脱锁链，还人以自由的本来面目。于是乎，出现了“御风而行”的列子、“造遥游”的庄子、“负雅志于高云”的陶渊明、“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李白、“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李贺和“把酒问青天”的苏轼，……他们的想像力与西方人的玄想不同，前者是针对人生的，后者是针对大自然的；前者是对天空的瑰丽的想像，后者是对规律的艰辛探索。

中国人也萌发过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屈原在《天问》中间道：“太古之初，宇宙从何而来？混沌无形，如何探讨它?谁又能了解它?”(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meng)暗，谁能极之?)，他还独具慧眼地继续发问：“焉有石林?何兽能言?…女娲有体，熟制匠之?”与屈原同一时代的庄子一向关心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可他在《天运》篇中也提出了天问：“天是运动的吗?地是静止的吗?日月交替出现，又是谁主宰着他们?是谁推动着他们?…我敢问何故?”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惟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事？…敢问何故?)另一个中国哲学家荀子(荀况，荀卿)甚至提出了“战胜大自然”(戡天)的光辉思想，他不像孔子，孟子以及庄子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而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可惜的是，中国人对宇宙的兴趣到此为止矣，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探个究竟的想法和决心。而且，在中国占主流的思想并不是“析万物之理”，而只是“判天地之美”，以至于中国古人嘲笑杞人的“忧天”和屠龙术的“无用”，到近代则讥讽西方科学技术为“奇巧”、“鬼工”。

但是，回过头来说，西方人征服自然，同时破坏自然，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而中国人的有情宇宙观主张的天人和谐、天人感应和与物为春的思想在当代却有着重大的价值，可以说，中国人最早提出了生态思想。

看来，西方人的天人敌对的思想与中国人的天人为友的思想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以完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人重实际，并不是重视机关发明，而是重视人生和社会实际。西方人也有重实际的一面，但偏重的是科学技术和人生享乐。例如，美国人将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即倡导冒险、创造、享受和判定是非的个人主义标准。

如果我们说西方民族是爱好玄想、擅长抽象思维、富于理性精神同时又充满非理性精神的民族，那末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偏重实际、诉诸于感性经验、具备实践的理性精神的民族。   

五、两面文化

《易经》中有这样的话：“不事奉王侯，高尚所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就是不以做官为意，以表示自己德行的崇高。这正反映了中国文化有崇尚隐退的—面。

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两面文化”，既有执着于现实和冲突的“入世”(介入世俗)的一面，又有喜爱恬淡无为的“出世”(逃出世俗)的一面。而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单面文化”，西方文化的单面性在于只强调入世精神(貌似出世的基警教思想实际上是世俗生活的翻版，只有劳动、竞争、节俭才能进入天堂)，印度文化的单面性在于只发展起来了出世观念(厌弃今生，追求来世。因印度土地非常肥沃，故只要参加极少的生产劳动)。中国文化与它们都不同，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儒家思想，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道家追求，同时儒家中含道家观念，道家中有儒家哲学，入世与出世相辅相成，紧紧缠绕，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如果我们用中国古代太极图来描绘之，白“鱼”代表儒家，黑色“鱼”代表道家，“鱼目”反映儒道互相渗透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画出如下的“中国文化太极图”：

中国文化太极图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人强调世俗生活，以官为本位(崇拜权力、官主宰一切)，以家庭为本位(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皇权是父权的延伸)，以伦理为本位 (伦理是家族社会的产物，是古代礼治社会之本)，以“修身、齐家(整顿好家庭)、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满怀一腔济世(救济和拯救世界)热情，这都表现了积极入世和现实主义的民族精神。然而，中国人还有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即以佛家和道家为代表的出世思想、以庄周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风范。具体地说，佛教的摒弃外物、解脱人生的观念被中国人几乎全盘接受，并被发展成追求自然适意、取缔外在束缚的掸宗哲学，这是中国式的出世理论。还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其恬淡虚无、清静无为的人生理论被历代士大夫捧为圭臬，民间的道教则以其神仙信仰和巫符咒术迎合了中国人骨子深处超脱纷繁世俗的出世心理。典型的出世者便是隐士，这是中国文化的“特产”。隐士们不是偶然产生的一两个社会游离分子，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与假出世真入世的基督徒不同在于，喜欢和谐、宁静、超脱和顺应自然，与悲观的印度人不同在于，他们始终是乐观主义者。中国人即使历尽灾难但从不放弃幻想和理想，乐观的人生态度成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动力，这不像西方人在痛苦时不能自拔甚至以自杀而告终的偏激心理。

有人说，没有悲剧的文化(大团圆文化)是肤浅的，但是我宁愿说，中国人是在看穿了一切之后反而觉得轻松喜悦，这是一种超越了悲观的乐观主义，而不是还没有达到悲观主义的高度。更具体地说，中国隐士的乐观表现在“以在野之身应朝廷之命”(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隐士们大都不是真的归隐，而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随时准备出世以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所以，孔子说：“隐居是为求志”(隐居以求志)，老子说：“君子背运则散发跛足而行，逢时则一鸣惊人”(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可见中国人是怀着世俗名利之心而迫不得已隐居的。中国隐士还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遁迹于山林、逃身于大野，而是主要在世俗之中隐匿，正像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隐士逸人仍然做一切人所做的事，照样出仕做官，为宦作宰，照样“往来争名利”，只是因为自己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做这些平常事的意义就不同罢了，所以俗语中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市，小隐隐于野”。当然，也有个别人是以拒绝做官来表示自己清高的，他们仍然是“大隐”，如庄周、陶渊明。

为什么中国古代会出现大批隐士呢？这恐怕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模式和文化背景都有关系。中国是个小农经济的大国，许多地方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加上小农相对自由的游走机会和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使得隐逸成为可能。专制政治使一大批有才干的人不得以施展抱负，尔虞我诈异常激烈的中国官场使士大夫倍感紧张、疲惫和痛苦，他们于是借助隐逸而自娱。另外，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做官便有了一切，于是必然会出现拒绝做官、以示清高的人。特别是当仕途遇到挫折时，中国人一般并没有跌倒再爬起、拼死竞争的悲剧精神，而是很容易心灰意冷，从儒家一下子遁入道家或禅宗，过着自然适意、清静无为的与世无争的出世生活。就连对人生理想满怀激情的孔子也说：“如果真理不被世上接受，我则乘舟隐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也不例外，提出：“仕途通达则救民于水火，穷困潦倒则隐遁而修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

从上可知，《周易》中拒绝做官、崇尚隐逸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了中国人处事韬略之深，也暴露了中国人思想中消极的成分。   

六、中国式的浪漫主义

也有人不认为中国人具备实践的理性精神，例如，严复、陈独秀都断定中国人崇尚的是“虚文”。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则虚文者乃是中国人重视此生此世功德文章的不朽、而不探讨灵魂不灭的表现，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二则中国人的确希望超越现实，以获得宗教之外的更高的精神境界，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中国人的浪漫情绪还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诗经》中的句子，

“月出皎洁哟，女子美貌哟，

缓缓步月真窈窕哟，她使我魂消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俏兮)；

“淑女真美丽，等我于城隅。

爱人不见，使我茫然踟躇”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躇)

其描写是何等的绮丽、婉转，又是何等地充满了情感！可以说，它们开了中国抒情文学的先河。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祖先在集体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交流思想，便发出“杭育”、“邪许”等号子声，这大概便是最早的歌。鲁迅曾说：诗歌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文学与生产劳动有关，那末必然也与生产方式，经济背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思想特点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其核心——中国诗歌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和中国民族性之中。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概述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1.重抒情轻叙事。中国文学多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表达平治天下的志向和发泄仕途失意的牢骚之作，因此，抒情性很强。如周瑜之“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屈原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都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了胸臆。即使象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也是有着浓重的抒情色彩的。而西方的诗歌，如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以及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都偏重于叙述一个神奇精彩的故事。

2.重意象轻议论。中国诗歌要么直抒其志，要么隐喻内心，很少有对事物的评论和分析。唐诗宋词都讲究比喻和象征，籍之来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骆宾王的《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歌咏的实际上并不是蝉，而是人。再如李白的《行路难》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以“大道”隐指仕途。诗歌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在抽象思辩方面比较笨拙的中国人，这可能就是中国之所以成为“诗国”的原因。现代的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人的这种作诗方法，在欧美各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就主张借用外在形象表达内心，认为诗歌应该象一个方程式，供人分析和揣摩。其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著名诗人庞德甚至邯郸学步，附会了不少中国式的诗歌。

3.重形式轻思想。中国的诗歌乃至抒情散文都十分强调音韵美和对仗工整，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作品的容量，使之不可能如同西方诗歌那样篇幅巨大、含量丰富。中国古诗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一首诗只抒唯一之情，只述唯一之事，一方面显得朗朗上口，易记好背，另一方面又显得单纯，甚至有时给人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感觉。这不足为怪。因为在重视辞藻和韵律这一表层现象之后深藏着的是中国人爱面子、重形式的民族性，而这一民族性又是虚伪的农业文化的产物。

4.重感觉悟性轻历史跨度。中国人擅于捕捉瞬间的感觉而成篇章，许多名篇都是微妙的悟性的结晶。如: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以及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等等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好感觉的抒发，这里虽然没有气势诙宏的历史，却打动了历史上无数吟诵者的心。

5．重功名轻爱情。西方人的骨子里渗透了个人主义，他们的诗歌也给爱情以特别重要的位置。诸如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以及莎士比亚都以其爱情诗享誉遐迩。而在中国，妇女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特别是在儒家传统之中，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永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溺于“靡靡之音”那样。中国人不讲爱情，却讲功名，功名失败与其说对个人是个损失，毋宁说对社会是个贡献，因为以诗来吟咏个人的悲愤之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绝招。所谓的“诗言志”是也。在现实中的受挫，并不能真正地打击崇尚“文死谏，武死战”的儒生，相反，他们还是要以诗抒发高傲壮烈、愤世疾俗之情，不忘流露出中国人的乐观心态，绝对摒弃西方人面对炼狱和地狱时的悲壮心情。

以上议论的是诗歌。下面我们再看看中国文化的主流——哲学中的浪漫主义。

庄子是对中国人的性情影响极大的一位哲人，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的境界，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他这样描述他心中的理想：“在遥远的姑射(ye)之山，有神人居住。肌肤若冰雪洁白，风姿绰约若处女；不食五谷杂粮，吸风饮露为生。乘云气，驾日月，游荡于四海之外”(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这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的“无待”(无倚靠)的生活，是“游无穷于放荡”的“天放”(天然奔放)生涯，它似乎反映出庄子的浪漫主义是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可望而不可及。其实不然。所谓的“神人”终归还是人，不是神，只是这样的人心理上超脱一些，精神上自由自在一些。庄子本人也并没有腾云驾雾，相反，他“宁游戏于污渎(du)之中自快”，恪守着“游世”(游入世俗但又不忘“同流不污”)的生活态度。

具体地说，庄子的浪漫主义乃至中国的浪漫主义还有以下的特点，

1.它是精神上的而主要不是行为上的。庄子的“心斋”(去除杂念，保持内心平静，用心感应宇宙)、“坐忘”(忘掉一切客观事物，忘掉自己的肉体，去掉一切认识活动)是要达到一种精神幻觉，庄子的“游乎无人之野”、“无何有之乡是游历个人的精神世界。而西方人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一种行动哲学，例如冒险主义。

2．它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觉的。庄子是在看透了政治的虚伪(“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社会的险恶(“凡人心险于山川”)、经济的不平等(“无耻者富”)、战争的残酷(“今世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和生死的不测 (“未终天年而中道亡夭于斧斤”)之后才遁身养性的，而不象西方的浪漫主义多出于个人的特殊喜好，以及无条件的对自由的追求。

3．它是安之若命的表现。庄子说：“生死，命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于是一切都用不着抗争、用不着刻意追求，只剩下一个“无为”了。“无为”还是有所为，就是试图与宇宙沟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西方人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源于命定的，而是充满了主观情趣的，正像萨特所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4．它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庄子提出的“丧耦(ou)”(抹去事物差异和矛盾对立)、“虚无恬淡，合于天德”、“至乐无乐”和“天人契合”、“神与物游”等等都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本领，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广为接受和付诸实践。而现代西方的浪漫主义流派是为反对现实主义才兴起的，它与其说是为人立事的原则，下如说是一种学问和一种职业。

从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是现实主义，一方面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浪漫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样两个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如果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成为无根浮萍；如果没有浪漫主义，实用理性文化也就索然无味，不可能千年不绝。正因为两者结合，才使得中国文化追求世俗但不显“俗”，热衷玄想而不显“玄”。

七、宇宙的探索

《周易》是中国最宙的一本哲学书，它成书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间，其中的八卦符号的出现还要早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到一万年之间。传说中，中国最早的帝王伏羲氏“近则参照自身，远则取材万物”(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尔后，周文王在被纣王囚禁时研习易道，终于写成《周易》一书。

有人认为，《周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且对它的研究有助于解开世界文明的发祥之谜。据报道，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出土的七千年的印地安人彩钵上发现了“复卦”符号，与中国半坡文物上的符号一致，所以可以断定，七千年前中国半坡氏族的一支即已达到美州。另据报道，在希腊出土的三千二百年前的陶器上有“河图” (先古时黄河地区遗留的图案，详见下述)图案，陶器底部还有中文铭文：“连山八卦图，中国的历数，在遥远的东方”，这证明商末周初时易经的内容就已传入希腊。正因为(易经》对于研究世界文化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国际上多次举行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美国还成立了“易经考古学会”，组建了“易经博物馆”。在国际上，一些人试图从哲学、宗教的角度来解《周易》，另一些人则努力挖掘其中的科学思想，提出“周易代数学”、“周易物理学”等等学科。

更为有趣的是，不少人甚至认为从《易经》可推导出现代物理学的所有定律、定理，这样就可省出大部分烦琐的数学，而直接从古老的八卦入手得出科学结论。实际上，当代物理学中的“质朴性理论”就是探讨如何用更简明、更直接的方式推导、验证和理解物理学原理的，这与“周易物理学”的主张不谋而合。台湾学者薛学潜在爱因斯坦四维空间之外，加上“质”与“电”共同组成的第五维，提出“五维宇宙”理论和“超相对论”，引起极大反响。他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原理 (指五种元素相互助长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应用“河图”、“洛书”(史前洛水地区遗物)和八卦，导出了近代物理学上的所有重要定律，如高斯定律、泊洼松方程、薛定锷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方程、波尔量子力学方程、德布罗意物质波公式、海森堡量子公式等等。另据报道，一个名叫王锡玉的自学成才者研究《易经》取得重大突破，他用“统一场数”理论可解决许多物理学难题并最终为破解诸如气功、特异功能的奥秘奠定了基础。王锡玉认为，宇宙元素之间的变化和分类完全按照宇宙的正、反、合之演数即统一场数进行，足数则生，增数则长，减数则衰，尽数则亡，所以宇宙的秩序完全蕴藏在正、反、合数之中，即八卦之中。

《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为宇宙之奥秘（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易经》中，“阴”用符号“--”表示，“阳”用符号“—”表示，分别称之为阴爻(yao)和阳爻，爻的不同组合即成为八卦，他们是：乾、坤、兑(duì，泽)、巽（Xun,风）、离(火)、坎(水)、震(雷)、艮(gen,山) 。八卦的不同组合就是六十四卦，著名的六十四卦卦名有：重乾，重坤，恒，遁，既济，未济。

郭沫若认为阴阳符号起源于男女生殖器崇拜，所以中华文化最早是生殖崇拜文化，或至少是性别文化。中国人以阴“- -”，阳“—”类比万物，这与西方弗洛伊德将实物想像成性器官，两者似乎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是现在很多人把阴阳二爻看作是先人结绳记事的产物，而渔网的使用和结绳记事是同一时期的发明，所以我们可以把诸如“既济”卦看成是先人对绳索或渔网的抽象。

还需指出的是，最初的卦爻并非只有阴阳两者，如考古证明卜骨符号也是一种易卦，卦爻还有    、    、十，八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祖先把卦爻给简化了。之所以能流传下来阴阳两种卦爻，还与中国人的二值逻辑思维方式有关，即我们传统的思想只把事物想像成彼此对立的两类，好人与坏人，是与非，官与民……，他们之间无法妥协，没有调和的余地。

据史料记载，微积分的发明者、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兹正在潜心研究二进制数学时，忽然收到在中国游历的他的朋友白晋所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于是二进制数学应运面生。

原来，阴阳卦爻实际上是数学符号。如果我们把阳爻“—”当作二进制数1，把阴爻 “- -”当作二进制数0，那末八卦就正好分别对应于八个二进制数，如下：

卦  名  卦爻  二进制数  对应的十进制数

坤              000     0

震              001     1

坎              010     2

兑              011     3

艮              100     4

离              101     5

巽              110     6

乾              111     7   

二进制数学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没有二进制，便没有计算机。可见，《周易》对现代人类文明有启迪意义。

另外，《周易》中还有这样的话：“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也是中国人研究宇宙奥秘的一大成果。

所谓“河图”，即如下图案：图中，白圈代表“阳”，是奇数，黑圈代表“阴”，是偶数。

用现代数字来表达河图如下：

图中所有偶数或奇数之和皆为20，且两边上下数字之差等于中间数5。所谓“洛书”即如下图案：

用现代数字来表达洛书如下：

洛书的直、列、斜三个数之和都是15。洛书也被后人称为“九宫”或“纵横图”，它反映了中国先人对数字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根据“河图”、“洛书”的原理，古代人又设计出八阵图和连环图。

八阵图的八环中任何一环上八个数之和皆为260，连环图中13环中八数之和皆为292。八阵图运用到军事上，按照环中数字配备兵力，则各方向士兵人数总是一样多，首尾相接，环环联络，形成一个坚强的包围圈。连环图用于军事上，则为连环阵，敌人只要进入了阵中，则休想逃出，找不到薄弱环节。八阵图和连环图都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韬略。它们和《易经》一样永远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第二章  谋略中国

一、中国谋略学

中国人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老子》、《孙子》等谋略名著早巳盛传于海内外。中国现存的历代兵书达二千三百○八部，其议论之诙宏、智慧之深遽令世人颇有仰之弥高之叹。在这些兵书中，最著名的有“武经七书”，除此之外，《握奇怪》，《虎钤经》，《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等也为荤荤大者。中国人还善于引史为鉴，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史书之多超过世界各国这类书籍的总和。在这些浩如烟晦的历史著作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思想。另外，诸子百家都以谋略见诸于世，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大夫所揣摩运用。

中国人的谋略智慧既然如此博大精深，那末，建立中国谋略学的科学体系势在必行。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去系统地发掘、整理和开发运用这些谋略，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造福于人类。

所谓谋略，又称韬略，指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间接的、迂回的、神奇的和事半功倍的做事、为人的方法。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是运筹帏幄的军事战略战术，是进退自如的人生策略。

所谓中国谋略学，即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的科学，它重在探讨中国谋略的渊源、核心内容、基本特征、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

中国谋略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它涉及政治学、军事学、哲学、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系统科学以及运筹学等学科。

中国谋略学可分为政治谋略学、军事谋略学和人生谋略学。政治谋略学包括君王南面术、官僚统治术以及纵横捭阖之术的研究；军事谋略学包括对军队组织的统御、战略战术等的探讨；人生谋略学包括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仕与隐、揣摩术及人际关系等的讨论。

从社会作用来看，中国谋略学还可分为道德谋略学、功利谋略学和超越谋略学。道德谋略学研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朱、王阳明等人的谋略观，功利谋略学研究管子、孙子、吴起、墨子、韩非子、吕不韦、秦始皇、张良、孔明、曹操、颜元等人的谋略观，超越谋略学研究庄周、陶渊明、嵇康、苏轼、唐寅、郑板桥等人的谋略观。当然，以上三部分的界限不是绝对的。

另外，还可以从人的角度，将中国谋略学分为语言谋略学、心理谋略学和行为谋略学等。

下面，我们从政治谋略学、军事谋略学和人生谋略学三个方面简述中国谋略的内容。

中国政治谋略的鼻祖是姜太公，即姜子牙。他辅佐周文王，最终建立了周王朝。姜太公的政治谋略的特点是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 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因而对人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 喜而勿怒”。在姜太公之后，政治谋略的大师有周公、孔子、老子、齐桓公、管仲、晏婴、秦始皇、韩非子、张良、汉武帝、董仲舒、孔明、曹操、李世民、赵匡胤、司马光、朱元璋等人。

中国军事谋略的始祖是孙武，他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战争的规律，强调“不战而胜”，“知彼知已”、未战先谋、正兵与奇兵相结合以及创造有利的军势。在孙武之后，军事谋略的巨擘还有：吴起、司马穰苴、尉缭、韩信、汉光武帝、孔明、曹操、周瑜、司马懿、隋文帝、李靖、岳飞、刘基、曾国藩等人。

中国人生谋略的奠基人是孔子、老子和庄子。孔子的人生谋略重在治国平天下，另外，他追求崇高的人格。老子人生谋略的特点是利用事物相反相成的运动变化规律，做事从反面开始以达到正面，例如，由“守柔”而达到刚强，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由“无争”而达到“莫与之争”，由“无私”而达到“成其私”。庄子的人生谋略既有钻空隙而生存的一面(“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天下皆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用”)，同时，又有隐逸超脱的一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傍日月，挟宇宙”，“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等)。庄子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尤为巨大，不仅成为佛教禅宗和玄学的直接来源，而且构筑了中国人的心态。在孔子，老子和庄子之前后，重要的人生谋略家还有：陶渊明、阮籍、刘伶、司马迁、唐寅、郑燮以及苏秦、张仪、列御寇、范蠡、张良、严于陵、曾文正等人。

中国谋略的代表性著作有：《周易》、《老子》、《四书》、《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逸周书》、《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明史》、《鬼谷子》、《风后握奇经》、《莱根谭》、《幽梦影》、《曾文正公文集》等。

中国谋略学即是对以上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去其糟粕，吸取精神，将古代的谋略智慧运用于现代社会的一门综合学科。

吸取古代纵横捭阖之术的精华，将之运用于外交；吸取古代兵法的精华，将之运用于反侵略战争和企业管理；吸取古代人生哲学的精华，将之运用于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中国谋略学所重点研究的内容。

研究中国谋略学，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生活仍有重大的意义。

1.中国谋略可以与西方智慧互补。西方人不喜欢使用太多的计谋，认为这是不诚实的表现，例如克劳塞维茨就认为战争不能以阴谋诡计取胜。与之相反，中国人把克敌制胜的奇谲计谋看作是富于韬略的反映，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另外，西方人崇尚武力取胜，偏重逻辑推理，谋略也是推理的结果(如侦探片所显示的);而中国人奉行王道取胜，谋略上讲究的是“奇”，—般不遵循逻辑规律。中西的这两种性格和行为方式是互补的。

2.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当代政治。纵横捭阖之术可以用于应付和处理当前动荡不定的国际形势；韩非子等人的权术思想可以用于洞察和分析现代人的政治表现；管仲等人的富国强兵谋略可以用于发展“国之富”；孔子试图以“仁”、“礼”、“和”构造“大同社会”的思想可以用于窥视中国人的政治心态和政治理想。

3.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现代战争。姜太公的集中用兵思想(“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思想、《逸周书》中的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心理战并用的“柔武”思想，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都可能服务于反侵略战争。

4.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当代企业管理和人际关系。不仅《论语》、《孙子》、《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以成为企业用人、营销、组织管理的“通鉴”，其它的谋略著作，如《周易》、《史记》、《鬼谷子》、《管子》、《老子》等都可对现代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和人际关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之所以可以将古代优秀的谋略遗产运用于现代很多领域，其理论根据就在于中国谋略学。

4.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当代人生。老子的“宠辱若惊”，“和光同尘”思想可以为现代人们所参照；庄子的“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的“游世”思想，以及“与物为春”“物我两忘”的超脱于大自然的博大胸襟，都对当今世人的性格修养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谋略学，这一新兴的中国独有的交叉科学终将成为人类科学园地的一株奇葩。   

二、中国政治谋略

中国是一个政治本位的国家，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政治风浪不仅左右着社会航船的去向，而且不时地猛烈扑打着每一个社会成员，警示着人们不可须臾离开早已被统治者指定的“画地之牢”。这样，个体小农的安土重迁、老死不相往来的心理不断地得到加强，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最佳土壤。所以说，民众的贫穷、愚昧既是统治者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的结果，又成为专制政权得以长存的最佳社会条件。

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是如此地发达，从有关谋略方面的书籍可见一斑。

①中国的哲学经典除《庄子》外，全都是教导人们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书籍，与其说孔子、老于是哲学家，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家。

②中国的历史经典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居世界各国之最，这些史籍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特别是《逸周书》、《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明史》等不仅能起到“可以知兴替”的史镜作用，而且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如何控制人的艺术。

③中国的兵书也蕴含了大量的政治谋略思想。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的确，在中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常常导致战祸。据统计，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累计有一千年时间是在血腥的战争中度过的，中国的内战之多也达到了世界之最。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共计三千三百八十余部兵书的问世。而中国人统兵御众还特别强调“仁政”、“爱民”、“恤兵”等，所以，兵书几近于政书。在著名的“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问对》)中，尤其以《六韬》、《三略》二书阐述了大量的政治谋略。下面，我们专题讨论一下这两本书。

《六韬》一书旧本题作“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子牙，又称姜太公。他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怀柔诸侯，制御四方，最终以少击众，打败了骄奢淫逸、予智自雄的商纣，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说，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计谋居多”。司马迁是—位作风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番议论当然是言之凿凿，确可信据的，《史记·留侯世家》中即提到《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因此，我们说，《六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学者根据周代史官记载的太公言论整理而成的古代重要兵书，它基本上反映了姜子牙的政治和军事思想。

周王朝封国林立，周初共封大小国家一千七百余个。这些封国的君王要么是功巨，要么是三皇五帝的后裔，及至春秋时代，各个封国家族中的长老遗民都保存有记载其祖先言行的古籍，此即《左传》中所谓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即记录三皇(伏羲、神农、黄帝)言行的书，因藏之于坟墓之中，故名。五典即记录五帝 (少昊、颛顼、高辛、尧、舜)言行的书，典指成册的史籍。八索即结绳时代记录和解释伏羲氏所作八卦的绳索符号，九丘即记录九州风物的书籍，通常藏之于山丘洞穴之中。总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是中华古圣先民的智慧的结晶，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源头活水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些先古文献，就不可能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著述、士子客卿各以学说游说人主的局面，就不会有解释伏羲氏以及周文王所作八卦的《易经》的问世，就不会有《尚书》和《史记》的出现，同样，保存姜太公言论的《六韬》一书也就不可能见诸后世。

周初，作为功臣第一的姜太公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以东)，成为势力强大的齐国的开国者。姜太公的言论被周室和齐国的左右史官和后裔子孙所记载和保存，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炼钢技术的发明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当时的书写工具“刀笔”更加坚固锋利，从而促使整理和撰写书籍的学术活动蔚然成风，《六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前面已经谈到，《六韬》一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整理姜太公的言论而写成，它主要体现了姜太公的思想。不过，由于此书是由后人整理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后人的言辞和观点。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整理兵书主要并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实战，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形式与商末周初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整理者在书中反映这些新的情况是情有可原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六韬》中出现了后人斧凿的痕迹，就否认它主要体现了姜太公的思想，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管子》《墨子》《庄子》等书中掺进了后学观点，就否认它们代表了管仲、墨翟和庄周的思想一样。

姜太公，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在尧舜时做过大官，因与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因此部族又以吕为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庭做官，因屡次劝谏帝纣不听，反被忌恨，于是他逃到东海之滨，垂钓于尚湖(以他的名字而命名，位于江苏常熟县内)之畔。后来，姜太公又回到中原，寻访有为明君。在这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先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屠牛卖肉，后又到盂津(今河南孟律)开铺卖食。直到七十二岁时，姜太公听说周文王为仁德之君，他便西奔到达歧山脚下。不久后得知，周文王经常到渭河北岸打猎，姜太公于是天天到渭河钓鱼，等待着遇到文王的机会。一天，文王的车马果然浩浩荡荡地驱驰而来，此时，姜太公不但不起身拜谒迎送，反而故意看也不看一眼，此举引得周文王下车主动与他攀谈。文王问道：“您乐于钓鱼吗?”姜太公答道：“臣听人言，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志向，小人才满足于完成具体的琐事。今天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实现志向有什么相似之处?”姜太公答道：“操钓在手，有三种权谋变化：有以厚禄竭人才智的权谋，有以视死如归精神鼓励士兵的权谋，有以高官显位降服能人的权谋。”姜太公一边说，一边观察文王，见文王正洗耳恭听，态度谦虚，并且对陌生人的高谈阔论毫不介意，他便继续侃侃而谈：“只要鱼吞食诱饵，就会受到鱼线的牵制；同样的道理，只要给大臣以厚禄，他就会屈服于君主。所以说，以饵食取角，鱼可捕杀殆尽；以厚禄待人，人可竭其才智；以家族为基础攻取诸侯之国，此国可克；以诸侯之国为基础攻取天下，天下可得！”一席话，打动了文王的内心。两人越谈越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年届古稀的姜太公得以施展抱负，运筹其经天纬地的韬略。

姜太公在《六韬》中谈及五个方面的政治韬略。

一、个人素养：主要在于要求王者做到韬光养晦、威而不猛、胸怀天下、清静无为。“天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二、人心战略：阐述了与天下分利，利民而不害民，从而赢得人心的道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三、人才战略：提出了人才的标准以及鉴别人才的方法，并详尽列举了各种品性不良，的人。“富之而观其无犯(让他富裕，看他是否逾越礼法)，贵之面观其无骄(让他显贵，看他是否骄横)，付之而观其无转(交给他任务，看他是否意志坚强)，使之而观其无隐(使用他，看他是否隐瞒事情)，危之而观其无恐(让他面临危难，看他是否镇定自如)，事之而观其无穷(让他处理事务，看他是否智能无穷)”。

“知之有八征(考察人才有八种方法)：一曰，何之以言，以观其辞(通过言语问答，而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追根问底，以观察他的机变能力)。三日，与之间谍，以观其诚(使用暗探，以考察他是否忠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明知故问，看他是否说真话)。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让他理财，看他是否廉洁贪财)。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让他接近女色，看他是否好色)。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危难的事情，看他是否见义勇为)。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以酒灌醉他，以观察他酒后的失态)”。四、立国战略：制定了富国国强兵、抚御诸侯的国策，奉行奖惩与无为并用的治国方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人君必从事于富”，“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杀贵大，赏贵小”，“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太上因之(最高明的治国方针是因循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化之(次等的治国方针是教化人民，遵守道德)，夫民化而从政”。

五、完师战略：推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战略，提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许多具体措施。“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拉拢对手的爱臣，以瓦解他的威权)，“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方朝内大臣，离间敌方朝外将帅)。

从上可以看到，《六韬》阐述了延揽人心，控制四方，富国强兵，分化瓦解敌人等政治谋略，其观点之深刻、议论之丰富，在先秦兵书中无出其右者。

另一本重要的政治谋略书籍是《三略》。《三略》一书，相传为张良的老师黄石公所作。据记载，张良隐匿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图谋反秦之时，得到圯上老人黄石公赠与的兵书。张良从此刻苦研习兵法，终于成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刘邦语)的名臣。

与其它兵书不同的是，《三略》很少直接涉及军事，多谈论政治韬略。

一、它提出了“民本政治”，“庶民者，国之本”，“有德之君，以乐乐人(让人民欢乐)这实际上是懂得人心向背对政权的决定作用，所以，要争取民心，广施仁政，“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

二、它阐述了重用贤才的思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千里迎贤”，“进贤者，福流子孙”。不过，该书中也流露出对有才干之士的抑制甚至杀截的思想，如：“豪杰低首，国乃可久”，“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些可以说是专制制度下富有中国特色的屠戮功臣的谋略。

三、《三略》重视奖赏，同时保留惩罚的措施：“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结士以信，使士以赏”，“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再者，《三略》还强调对臣民的教化：“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帝者，体天则地(体察于天，取法于地)，四海化行(人民自然受到淳化)”。

四、《三略》提出了权术思想：“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大将得胜还朝，这是存亡的关键。君王要赐给他爵位，而收回他的兵权；封给他土地，而剥夺他的军队”；“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所以要“审权变”，“制士以权”(以权谋控制部下)。

《三略》还教导领导者根据人的各自特点去操纵他们：“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趣其利，愚者不顾其死”，所以要“因其至情而用之”。对于被剥夺了权位的大臣，要以“美色珍玩，以悦其心”，对于“枝叶强大，比周居势”的奸人，应采取的对策是：“犯上者诛，贪鄙者拘”。总之，一个有作为的人，必须明了盛与衰的根源，通晓成与败的端倪，审视治与乱的机理，深知进与退的节度(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

从上可以看到，《三略》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耀跟的光辉。

中国是个政治化国度。以《六韬》《三略》为代表的政治谋略是中国人治社会之树上的成熟之果。把它摘下来品尝，我们既欣慰仁德之甜润，又深感权术之苦涩。   

三、中国军事谋略

中华民族富于智慧，讲究文韬武略，这已是人所共知。

被誉为中国和世界兵家圣祖的孙武堪称是中国军事谋略家的杰出代表。他在《孙子兵法》首篇即说：“兵者，诡道也”(用兵在于诡计和韬略)，这与比孙子晚两千年年的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不以计谋取胜”的观点迥然异趣。

中国人的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所谓以“王道”服众，“以仁制暴”而“全其国”。孙子即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并声称：“上等兵略是用计，其次是外交，其后是用兵，最次是攻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可见，孙子有一套独特的以智取胜的军事韬略。其“智”具体有现在：

一、以相反者迷惑敌人，使敌人中计。即应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策略。

二、以突然快速行动，达到军事目的。即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速，不贵久”。

三、想办法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然后趁乱取之。 即“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若敌人团结亲密，则离间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使敌人上当后，便“避实而击虚”，“乱而取之”。

四、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因敌而制胜”。

五、使用间谍，收集敌方的情报。孙子总结了五种间谍方式，即“因间”(利用乡亲关系而聘用的间谍，“因”即各种关系)，“内间”  (为我所用的敌方官吏)，“反间”(为我所用的敌方间谍)，“死间”(将死置之度外的一次性间谍)，“生间”(能往返亲自汇报敌情的间谍)。

六、充分发挥最佳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就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 (态势、状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组织好我方力量，“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另一方面，陷敌于困境，不失时机予以痛歼，例如不在河中进攻敌人而等敌人一半已渡一半未渡时击之(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

七、采用危机管理，发挥人在危机时的巨大爆发力。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八、精于治众，善于用将，使军心统一。孙于说：“率百万大军犹如治数人小组一样轻松，原因在于建立了各级组织”(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孙武就揭示了社会和军队行动的机制。孙子还认为，要做到上下一心，则要与士卒同甘共苦，申明奖惩法纪。

九、能看到潜在事物，正确预测，进攻前稳操胜券。孙子称之知“迂直之计”(曲中见直，直中见曲，善中见不善，不善中见善)，懂得从五要素：“道”(民心)，“天” (天时)，“地”(地利)、“将”(领导者素质)，“法”(法纪)来判明胜负。

十、重视心理战，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也”。从上可以看出，孙子的军事韬略之丰富是举世无双的。

在具体战术方面，孙子采取的是“柔武”韬术，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与武力并用。“柔武”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逸周书》上，书上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还宣称：“善为政者不使用武力；迫不得已使用武力则不首先进攻；必须首先进攻则想办法让敌人先动手；必须先动手，则不打大规模阵地前决战；必须打大规模阵地前决战则不正面对垒；必须正面对垒则不肉搏；必须肉搏，则应有必胜的把握”(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也宣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老子还说：“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中国武术就讲究用人之力，这不象西方的拳击。以上都反映出中国人的“柔武”智慧。

中国人的行为可称为“柔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人做事懂得变通，机灵，聪明，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人圆滑、世故，喜欢勾心斗角、搞阴谋诡计。这些全反应在一个“柔”字里。

与孙子的“王道”、“全师”战略观点几乎相反，西方人的军事思想是以“霸道”取胜，“以力争雄”而“灭其国”。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被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的铁蹄所踏碎。在具体战术方面，西方人强调阵地前决战、大规模调动和包抄，也主张速战速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了—本名叫《不战而胜》的书，他所采用的“不战而胜”的策略实际上是孙子的思想，只不过西方人越来越体会到了它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