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伍子胥悲剧人生解读

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伍子胥悲剧人生解读

谈古论今 2010-06-30 19:50:11 阅读13988 评论37 字号：大中小

在中国历史上，亚父这一角色并不少见，从姜太公、管仲到范增、诸葛亮，绵延数千载。其中，管仲和诸葛亮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典型，不仅生前大权在握、得君行志，而且死后备极哀荣。而伍子胥和范增则是典型的反面典型，尤其是伍子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赐死之后，连尸体也被投了钱塘江，不仅是杯具，简直还成了餐具。而人们在谈论到这一点时，往往对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大加伐挞，却忽视了伍子胥自身的性格缺陷——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正是伍子胥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性格，把他送上了不归路，也葬送了吴国的霸业。

伍子胥和夫差并非没有蜜月期，相反，在吴王阖闾伐越阵亡之后，作为前朝老臣的伍子胥辅佐新君夫差即位，君臣同心戮力，励精图治，一举在对越复仇战中取得完胜，把越王勾践逼得率五千残兵败将退守会稽，越国亡在旦夕。

但也就是这次胜利，成了两人关系的转折点，由同心一志到反目为仇。吴王夫差旗开得胜，看到越国君臣在自己卑躬屈膝、甘词媚语，杀父之仇一朝雪洗，不觉有点飘飘然起来。年轻气盛的他又把目光转向了老牌大国齐、晋，曾经横行一时的楚国已被制得服服帖帖，越国也已匍匐在脚下。只要能乘势压倒齐、晋两个老牌大国，那么他夫差就可以过一把霸主的瘾。所以见勾践的越国服软认输，夫差就想罢兵，好集中力量北对付齐、晋。老辣的伍子胥一眼即看穿这是越国君臣的缓兵之计，极力反对议和，以有过氏伐夏不能斩草除根最终夏之苗裔少康反攻倒算中兴夏朝的例子，劝夫差引以为戒，一举吞并越国，永绝后患。吴王夫差闻言，禁不住笑了：“老先生你也太拿越国当回事了吧？他哪天不服我那天再拿他开刀不迟，留着正好供我春蒐秋狝时节练练兵也好。”伍子胥再次提醒夫差：越王这个人能吃苦，又善得人心，加上文种、范蠡都是不世奇才，错过这个机会，只怕越国不容易对付了。笑纳了越国美女的伯嚭不高兴了，他心里还想着那更美的呢。伯嚭摸透了夫差想称霸的心理，赶紧凑上去拍马屁：“古之伐国，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伯嚭的这几句话意味深长，他讲的是周王室礼乐文明的那套规矩，你夫差既然有意称霸，总得有点霸主的样子，那就应该带头尊王室，讲规矩，不能胡来。所以伯嚭的这几句话正中夫差的心窝，更加坚定了夫差将和的决心。就这样，吴越达成和议。

从这时起，伍子胥的境况就不大妙了，他不仅与吴王夫差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还与伯嚭这个见利忘义、顾家不顾国的小人结下了梁子。而伍子胥自己显然对这一情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一步步走向了鬼门关！

勾践归国后，重用文种与范蠡两位奇才，自己卧薪尝胆，发奋雪耻，君臣开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仇计划。而这一切，都瞒不过伍子胥。公元前490，齐景公薨，齐国本来就混乱不堪的政局更加动荡，卿大夫争权夺利，不把新立的国君晏孺子放在眼中。吴国素有“伐丧”的传统，尽管这夫差梦想着称霸，却还改不了这一点。吴王夫差感到收拾齐国的机会来了，兴兵北上，准备伐齐。舍励精图治之越而伐日益衰落之齐，伍子胥感到对吴国来说是战略上的一大失误，再次向吴王夫差进谏。从战略的角度分别剖析了越国与齐晋和吴国的关系，指出与吴接壤比邻、山川风土相似的越国乃心腹之患，而远在千里的齐并不足以对吴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不过是癣疥之疾，劝夫差把心思放在对付越过上。岂不知夫差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念念不忘报仇雪耻的夫差了，为满足自己国际风云人物的虚荣，哪里管得了许多？尤其是像伍子胥这样前朝元老，老于自己唱对台戏，非得显示自己多么高明不可。事事都听你的，还要我这国君干什么？夫差心中早已对伍子胥暗怀不满，只是碍于面子没说而已，对伍子胥入情入理的分析，他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一心憧憬着征服齐、晋，称霸中原的美梦。所以伍子胥越是反对伐齐，吴王夫差越是要干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遂率吴精兵而出，与内乱不止的齐国战于艾陵，大获全胜。凯旋归来，吴王夫差也就更加看不上伍子胥，以为他只是个过时的老糊涂。

初次伐齐尝到了甜头，夫差开始致力于经营北方，时不时的敲打一下邹鲁之君，俨然霸主。四年后，夫差再度伐齐，伍子胥又不合时宜的站出来反对，再次要求吴王改弦易辙，先灭掉越国。而把准了吴国命脉的勾践君臣最希望看到的是吴国劳师远征齐国，倾力经营北方。吴国国小民少，与齐、晋等大国相比，打不起持久战，夫差致力于经营的霸业，其实是个美丽的泡沫。待到吴国与齐、晋消耗的差不多时，越国好乘虚而入，乘火打劫，在灭掉吴国的同时，也顺手摘下霸业这颗桃子。所以他们把美女珠宝源源不断地送到伯嚭家中，让他把祸水引向齐、晋。伍子胥屡屡提起伐越的建议，等于绝伯嚭的财路，两人矛盾激化。而伯嚭作为吴王夫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正红得发紫，夫差近乎对他言听计从。在伯嚭的怂恿下，吴王日益疏离伍子胥，更加坚定地执行伐齐战略。

到了这一步，吴王夫差与伍子胥在战略上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了。伍子胥的战略是先灭掉越国，并其土地人民，既可扫除心腹之患，又可增强吴国的实力。后方稳定之后，再考虑齐、晋的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属于稳健务实派。而年轻气盛的吴王夫差显然不愿走这条路，他看到楚、越新败，元气已丧。而齐、晋两个老牌强国则内乱不止，卿大夫拉帮结派，一国分成几个山头，这是吴国称霸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想利用吴国积累起来的军事优势，北威齐、晋，一举成就霸业，属于激进派。应该说吴王夫差的这一战略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像吴国这样的夷蛮蕞尔小邦，一旦秦、楚、晋、齐等老牌强国缓过劲来，基本没有争霸中原的机会。如何处理与吴王夫差的战略分歧，这是伍子胥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伍子胥实际上做出了最不应该的选择！不仅造成了君臣矛盾激化，自己伏剑而死的悲剧，更使吴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伍子胥在吴国的地位非常敏感，不同一般人物。他不仅一手策划了刺杀吴王僚的政变，将阖闾扶上王位，又主导了吴对楚的战争。吴国能西破强楚，南败越国，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伍子胥功莫大焉。据他自己临死前向吴王夫差表功的那番话：“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他这位前朝元老在当时分明是亚父级别的定是国老。这样一位本来就功高震主的人物公开与吴王夫差唱反调，屡屡坚持异议，尽管其初衷是忠君爱国，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国君权威的极大挑战。吴王夫差所面临的不仅是战略分歧问题，更是维护自己一把手权威的问题。如果向其他地位轻微的卿大夫低头让步，还可以博得从善如流、虚心纳谏的美名，伍子胥不同，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就得表明谁才是老大，谁说了算，除非他愿意做傀儡、儿皇帝。

所以伍子胥这种强硬的做法也逼迫吴王夫差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既然这种战略分歧已经公开，作为一国之君，难道他除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才是说了算的还有别的选择吗？在伐齐还大获全胜，吴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之后，也就更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所以，此后吴王夫差连续伐齐，继续推行自己的激进称霸战略。

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齐桓公与管仲也好，还是齐庄公与晏子也好，在他们之间都出现过。管仲与齐桓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管仲为相后，深知“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走的也是稳健路线，力劝桓公“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以休养生息，厚养民力为本。可惜桓公年少气盛，听不进管仲的金玉良言。亟欲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小试身手，不顾齐国疮痍未复，屡屡提出“缮兵”以加强齐国的军事力量，甚至时不时想拿鲁、宋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小的诸侯国开刀。高明的管仲并没有强谏力争，而是稳妥地选择了“姑少胥其自及也”的策略，决定放桓公一试，给足了齐桓公面子，待他尝到苦头迷途知返之际，再加以因势利导。同时，“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管子·大匡》）， 他暗中发力，维系国政，不致使齐国的局势一败不可收拾。最终，吃到苦头的齐桓公很快又回到管仲的路线上了，君臣同心戮力，共谋霸业，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功勋。

晏子与齐庄公则是另一番情况。一意孤行的齐庄公喜欢养勇士，做事不讲规矩，不顾道义，全靠武力摆平。在外交上有不顾实力不济，一意挑战如日中天的晋国的霸权，导致齐晋关系破裂，兵戎相见。晏子屡次苦谏，齐庄公不仅不采纳，还表现出很不耐烦的神色。晏子见齐庄公难以回头，他这个齐相再做下去也没意思，为避免矛盾激化，毅然辞去高官厚禄，归隐海滨。真正做到了“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对比管仲和晏子，伍子胥显然差一个档次。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在反对伐齐无效之后，吴王派他出使齐国，暗中侦察敌情。而伍子胥在这个最要紧的当口却打起了小算盘，他深感吴王在错误的路线上越滑越远，吴国前途堪忧。为保全自己的家族，让儿子离吴奔齐，并托齐国的大贵族鲍牧予以照顾。这一消息被伯嚭探知，早已把伍子胥视为眼中钉的伯嚭大喜，给吴王打了小报告，将了伍子胥一军：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彊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原王早图之。”

平心而论，伯嚭所言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不完全是污蔑之词；所言伍子胥“属其子于齐之鲍氏”、“ 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等事，也不是栽赃陷害。可恨的是在这个敏感时期火上浇油，又故意把伍子胥与吴王夫差的战略分析说成权力之争，把心忧国事的伍子胥说成幸灾乐祸，一心想着看吴王失败的笑话。更可恨的是，他抓住伍子胥曾经成功地帮助阖闾策划政变这一点，污蔑伍子胥又发动政变推翻夫差的心思。可以说，伯嚭将的伍子胥这一军，招招瞄准伍子胥为人的弱点，切中其要害，不由得夫差不信。而伍子胥在吴王夫差眼中，也早成了倚老卖老、“不自安恬逸”、“挠乱百度，以妖孽吴国”的绊脚石了。一怒之下，吴王夫差赐以属镂宝剑，命伍子胥自尽。

伍子胥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气得近乎发疯的他为门客留下遗言，让门客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吴之东门，他要亲眼看到越军灭吴！这话传到夫差耳中，大发雷霆，命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盛酒皮革袋子（鸱夷）里，扔到了钱塘江中。

伍子胥死后，吴王夫差继续经营自己的中原霸业，他“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令周室”，又与老牌的霸主晋定公争做盟主，一时无限风光。但此时的吴国连年劳师动众，士民疲惫、国力空虚。已经重新崛起的越国乘吴国后方空虚，兴兵伐吴，一战击毙吴太子，攻破了吴都，迫使吴国厚礼求和。此后，越过连年伐吴，不给其喘息之机，最终于公元前473年灭掉了吴国，此时距伍子胥死刚刚九年！

伍子胥的一生，以悲剧登场，以悲剧谢幕。退究其原因，小人费无忌和伯嚭的先后构陷以及吴王夫差的刚愎自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个人的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东坡在《大臣论》中云：“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伍子胥显然做得不够。专制世袭社会，不可能个个君主都圣明神武，过多的责怪君主的愚黯没有多少意义。作为大臣，一举一动必须考虑周全，不仅考虑应不应该，更应考虑可不可能。既要洞明世事，工于谋国；也要练达人情，善于谋身。伍子胥最后与吴王决裂，被谗而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只会做事，不会做人。身处亚父高处不胜寒的地位，在与吴王夫差出现战略分歧时，不能妥善弥缝君臣关系，主动维护吴王的权威。相反，他因自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固执己见，不肯妥协，一味用强，侵犯了吴王的权威。“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最终在吴王眼中由定是国老变成了倚老卖老、带头不尊国家法度的绊脚石，即使伯嚭不居间挑拨，只怕其悲剧的结局也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