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鲁迅生前为何3次拒绝苏联的邀请,始终不肯访苏,去苏俄采风?

        1936年之前，萧三（现代诗人，《国际歌》歌词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曾代表苏俄方面三次邀请鲁迅旅莫斯科未果。这三次具体情形如何，暂不赘述，这里只说1936年鲁迅坚拒苏俄邀请一事。

        据相关资料，1936年在莫斯科的萧三将信息送至上海鲁迅处，邀鲁迅全家赴黑海之滨疗养。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对邀请之事却作了这样的回复:“三兄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这里所指的“三兄”，即萧三；“力劝我游历”即“邀请鲁迅全家赴苏”——鲁迅是孝子，幼年丧父，慈母在上，不宜远行；“家眷（母）生计”意为不只是在北平的母亲大人，还有妻室朱安也得供养；“因此后甚觉为难”，即一旦去过红色风暴的策源地，能否再重回白色恐怖的国内，一以贯之地以笔为枪，实难预料。况且鲁迅非组织中人，尚可不受约束，故“婉拒”之。

        至于旅费，苏俄当然慨然承诺。但鲁迅曾申明:“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拿卢布”之嫌，不给论敌以口实罢。

        然而，这里所陈述的理由，恐怕并不是鲁迅拒绝苏俄邀请的真正原因。

        虽然鲁迅于此以家事答复而“未允”，可是以“国事”为重的萧三，却觉得莫斯科交代的任务没法交差，于是只好通过电讯及组织系统，物色合适的人员登门，进一步当面“力劝”，以说明恳切之情。

         物色的结果，便是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为什么要物色胡愈之呢？其一因为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的学生，易于获得鲁迅的信任与接受。其二，胡愈之不仅为同乡，而且于1928年游学欧洲，往返苏俄，熟人熟路。其三，胡愈之撰写过一本《莫斯科印象记》，于1931年出版，鲁迅看过并抱有好感，曾撰文表示首肯。所以，胡愈之无疑是劝鲁迅旅苏并疗养的最佳人选。

        更关键的，是苏俄殷切需要鲁迅手中那支威力四射的“金不换”啊!

        这次考虑安排不可谓不周全的邀请，却仍未成功。

        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愈之谈到1936年邀鲁迅赴莫斯科访问却被拒绝的经过：

        过了一会，鲁迅又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鲁迅讲话时虽没有点名道姓，显然是指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肆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我只和鲁迅谈了这么一次。我知道鲁迅是坚决不去苏联的，所以不再找他谈，就回了香港。1936年8月我回到上海，鲁迅在病中，到10月去世，我没有再见过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转自《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朱正 文）

        这里值得推敲的，是以红体标明的一段文字（就是前面三段文字，就是从“过了一会”到“我没有再见过鲁迅”。——编者附注），在1976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时已被删除。其实，这应是鲁拒绝赴苏的要害所在，实属极敏感的如何对待苏俄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大问题。虽然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大张旗鼓地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但反对的是当权的苏联领导人，若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已故的斯大林是不利的。再者，鲁迅在30年代已质疑斯大林的大清洗，倘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形象也不利。

         鲁迅说过：“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之所以与青年战友们一再冲突，甚至对苏俄的大清洗表示质疑，就在于他的人道主义情结和对血腥本能的反感。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是“不杀人”，“不乱杀人”。虽然鲁迅只是在书斋里谈论这段未曾经历而仅从纸面了解的革命，多少显得有些天真与书生气，正如他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所言：“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他的睿智与警觉的确超乎常人。

         那时的苏俄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列举两组数字：“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特殊圈地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第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敌人’。”（徐贲：《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关于其中的被处死者，另有一组比较精确的统计：“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苏联克格勃主席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邢晓飞：《卫星承载的帝国》）这些数字是没有去过苏俄的鲁迅所不知道的，也是起初对苏俄抱有“冷淡与怀疑”，转而信之且赞赏之一阵子，又复归于质疑的鲁迅所关心却无法知道的。

         1936年4月间，鲁迅对从英国归来的李霁野（曾作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   (《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往昔人们孤立地读鲁迅的这句话，多少有突兀之感。现在，若把鲁迅不仅因“左联”解散问题“得罪”了中共党内的周扬等领导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莫斯科邀请的盛情“得罪”了苏俄联系起来看，就并非空穴来风，而可坐实了。更何况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早就说过，“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