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毛　泽　东　辩　护 [二]

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
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50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83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为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说，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三四千元(人民币，下同)，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叁倍，单一个叁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
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好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即使毛泽东当时强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许生二胎)，考虑边远地区的隐性超生，今日的中国人口也将不少于九亿，难道说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吗？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胃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30多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农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93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他们只能以农民式的幽默表达不满，如“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税”；江泽民主政后，则有“毛宰东(家)，江宰(人 )民”(在江北一些地区，“宰”有时和“泽”读同音)等。
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约为10至12小时，现在至少会在14个小时以上。当邓小平的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邓小平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叁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他们一线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1993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家小院站上5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作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税收削减，并将其不再纳入中央和省级税。这一基本合理的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在中央和省级税中(工业落后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 2500亿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希望。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遭，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出比”这一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是一场失败。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邓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象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黥吞。象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