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读《论语》·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第一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国家最高领导人治理国家，用道德教化来推行政治，正人正己。就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处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众星四面环绕而归向它。”
　　张国堂说：“北极星为各个民族的古人所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北极星位于地球的北极，靠近地球自转之轴的延长线。因此，在地球自转时，北极星的方位不变，总是在北方。这样，人在行夜路时，北极星能帮助人辨别方向。这就是各民族的古人重视北极星的原因。
　　“孔子用北极星比喻政治，意味是深长的。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真理。真理一经人发现，就不会改变。真理有恒定不变的特性。这样，恒定不变的真理就能指导人的政治方向，。我主耶稣基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我主耶稣基督的话，已经近两千了，祂的话一句也没有改变。因为祂的话是真理，因此就永恒不变。
　　“如果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规是在真理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就会恒定不变。这样，人们就有稳定的预期，就有信心按预期努力，从而社会就会有高效率。如果宪法、法律、法规等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人们就会产生错误的预期，人们按错误的预期努力，就会害人害己，社会也就会混乱。从而导致人们对宪法、法律和法规等的怀疑。人们怀疑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就没有信心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样，社会的效率就会降低。另外，人们怀疑宪法、法律和法规等，会使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孔子说：‘民无信不立’”
　　张国堂说：“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条件与结果的联系，也就是原因与结果的联系。条件不同，结果也不同，原因不同，结果也不同。我们知道，条件是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从而也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原因随事物的发展而变化，从而结果也随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因此，真理的内容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天主上帝对人类的旨意是不同的。这在《圣经》中是有证据的。《创世记》第四章中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4:1~15）该隐因嫉妒而故意杀人，虽然天主上帝给了他惩罚，但天主上帝却不许人杀他。后来，圣父耶和华藉摩西颁布律法时，却命令人把故意杀人者治死。祂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出21:12）从这里可以看出，天主上帝在人类的不同阶段，给人类的律法是不同的。
　　“虽然天主上帝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的旨意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情况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天主上帝对人类的慈爱和赏善罚恶的主旨却总是一致的，永远不变。
　　“由于天主上帝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的旨意是不同的，因此，在政治上变法就是必要的。《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
　　亚里士多德说：“至于尊敬有所创见以利邦国的人们，听起来，好象是正当的，实际上施行这种政策却未必有好处。这种政策鼓励改革也会惹起反动，于是就可能造成城邦政治的纷扰。这里，可作进一步的讨论，有些思想家考虑变革的利弊，认为虽有较好的新法是否就应该废弃旧法（祖制）也是可疑的。在守旧的人看来变革总是有损害的，而且有些建议看上去是为邦国谋福利，实际上却目的在于破坏旧章和原来的体制；照这种情况说来，我们就不能赞成希朴达摩的意见了。涉及这类问题，我们当作较详的申说。各家的想法，对这点很不一致，有时确实可说变革是有益的，在其他各种学术方面已屡经证明因变革而获得的进步；例如医疗、体育以及其他种种技术和工艺，现在都已经远远脱离往日的陈规了。政治倘使也作为人类学术中的一门，那么也应该由于变革而有所得益。有些史实也可以作为[以变革为有利]这方面的佐证；古代习俗常是很简陋而且野蛮：希腊人在古时都刀剑不离其身，他们娶妇都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直到现今，有些地方还可以见到古代习俗颇为荒谬的野蛮遗迹：譬如，在库梅，有一条杀人罪的刑法，只要控告者提出几个本族或近亲作证人，就可判定被告的重罪。人类一般都择善而从，不完全蹈袭父亲的古常而专守祖辈的旧制。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类，不论其为‘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黎’一般都可想象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间所流传的故事的确是愚昧的。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原始的许多习俗（不成文规律）必须废改，]而且随后所立的成文规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在政治方面，恰恰同其它学艺相似，不可能每一条通例都能精确而且无遗漏地编写出来：用普遍词汇所叙录的每一成规总不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殊的行为。[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凭人类无数的个别经验进行日新又日新的变革。]
　　“但明白了法律必须在某些情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的道理，我们仍旧要注意到另一论点：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它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符；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9～81页）

　　第二章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约三百篇，内容很丰富，用一句话来评价：‘思想纯正，没有邪恶的东西。’”

　　第三章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颁布法制禁令和政策，对违法犯禁者施以刑罚，民为免于刑罚而不敢为恶犯罪，但不以为恶犯罪为可耻，其为恶犯罪的心尝存于他的心中。以仁義道德教导官员和民众，以礼教约束官员和民众。则民耻于不善而至于善。”
　　朱熹曰：“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张国堂说：“什么是德？德就是政教学说。仁義道德就是正确的政教学说，就是真理。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我国学者大力提倡法治，贬抑人治。这并没有说到根本上。法是人制定的，也靠人执行。没有好人，焉有好法？如果政教学说是正确的，就能教导出好人，也能制定出好法。如果政教学说是错误的，把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坚持，那么，恶人必然兴盛，法律也必然邪恶。这样，不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会祸国殃民。”

　　第四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说：“我大约十五岁志于学习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之道。认真研究历史，用心学习《诗》、《礼》、《书》等文化。三十岁时，我的学说已经建立了基础，我也可以以我的学说立身于社会。四十岁时，我已知道我的学说是上天的旨意，故能信道不疑。虽听到各种议论，也不疑惑动摇。五十岁时，我已经明白道就是天。同时明白我是上天的仆人，上天交给我的使命就是修道、传道。六十岁时，一听别人的话，就能准确的理解，并能辨别判断他的话正确如否。如果他的话有错误，我也知道他的话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而我的判断也符合上天的旨意。别人提出的问题，我也能立即回答。而我的回答也符合上天的旨意。七十岁时，天在我里面，我在天里面，天与我同在，天与我合一。因此能随心所欲也不逾越上天的规矩、法则。”
　　张国堂说：“孔子是天主上帝拣选的，也是天主上帝造就的仆人。在孔子十五岁时，圣灵感动和引导他留心圣父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造的——人类历史和人，使他后来认识了道——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在三十岁时，天主上帝把圣灵放在他的心里，从而他就有了天主上帝的灵性生命。就像摩西、以里亚、大卫、所罗门、以赛亚等有灵性生命一样。四十岁时，他的灵性生命有所成长。五十岁时他的灵性生命成熟了。他恢复了人在被造之初所具有的天主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始祖亚当犯罪使人失去的。六、七十岁时，在他的灵性生命成长壮大，使他在天主上帝里面，天主上帝在他里面，天主上帝与他合一。故他能成为圣人，成为中国古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孔子无师自通，生而知之。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他决不能认识治国和做人的道理。”
　　张国堂说：“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来学习研究，以创建政教学说。可见，政教学说对于国家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有正确的政教学说，是有福的。”　

　　第五章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马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问我怎样做才是孝，我告诉他说：‘不要违背　。’”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服侍奉养他们；逝世时，要依礼安葬他们，其后要依礼祭祀他们。”　　
　　徐志刚先生注：“孟懿（yi意）子：姓仲孙，亦即孟孙，名何忌，‘懿’是谥号。鲁国大夫。与叔孙氏、季孙氏共同把执鲁国的朝政。他的父亲孟僖子临终时嘱咐他要向孔子学礼。”
　　徐志刚先生注：“樊（fan凡）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的弟子。曾与冉（ran染）求一起为季康子做事。生于公元前515年，卒年不详，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第六章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佰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让父母不担心他会陷于不義，而只恐怕他生病而担心，那就可以算作孝了。”
　　徐志刚先生注：“孟武伯：姓仲孙，名彘（zhi志）。是前懿章提到的孟僖子的儿子。‘武’是谥号。”

　　第七章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现在的人所谓孝，只是强调供养父母。至于犬马，人也养活它们，如果只养而不敬，那么养犬马与养父母，又有什么区别呢？”
　　徐志刚先生注：“子游：姓言，名偃（yan演），字子游。吴国人。生于公元前506年，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胡氏曰：“世俗事亲，能养足矣。狎恩恃爱，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则非小失也。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
　　张国堂说：“孝敬父母，就要记住并信从父母的教训。”

　　第八章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当父母否定自己的意见时，仍对父母和颜悦色，是最难的。如果仅仅做到有了事情，自己为父母去做，有酒饭，让父母吃，但自己的脸色却很难看，这难道是孝敬父母吗?”
　　所罗门说：“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致辱之子。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箴19:26~27）又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箴23:22）又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1:8~9）
　　圣使徒保罗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西3:20~21）
　　
　　第九章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子说：“我给颜渊讲课一整天，他都不提不同意见，也不问难。好象很愚蠢。可是，课后我观察他课后的言行，发现他能发明我话中的道理，并信之不疑，并按照我的话去做。颜渊并不愚蠢。”
　　徐志刚先生注：“回：姓颜，名回，字子渊，又称颜渊。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21年（一说，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是孔子早年最忠实的弟子，被孔子器重、厚爱。比孔子小三十（一说四十）岁。”

　　第十章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要看他所做的事是善是恶，凡作恶事的人便是恶人。他所做的事虽善，还要观察他做事的方式方法是否正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不能算是君子。他所做的事虽善，手段也正当，还要考察他平常乐于听什么，乐于看什么，乐于说什么，乐于干什么，看他所乐于的视听言行是否符合礼。还要看他乐于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样去考察他，他还怎么能作伪欺瞒呢？”
　　《圣经》说：“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箴17:4）

　　第十一章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时时温习已学过的知识，如能由此获得新的见解，就可以为人之师了。”
　　朱熹曰：“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
　　张国堂说：“对学得的普遍原理，要按形式逻辑进行演绎推理，推论出个别结论，以明白这条普遍原理所蕴含的内容，学会掌握这普遍原理的运用。并且还要把推论出来的个别结论与已知的事实相对照，如果与事实不符，则可以怀疑这条普遍原理是错误的。如某人的理论中有重要的普遍原理是错误的，则他的整个理论都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推翻。
　　“对学得的个别结论，要进行归纳推理，以探求普遍原理，作为理论假说。对理论假说进行演绎推理，推论出个别结论，并与已知的事实相对照。如果推论出来的所有的个别结论都与已知的事实相符，则可以相信这条理论假说是正确的普遍原理。如果发现了一条普遍原理，就是巨大的成果。如果有某个个别结论与已知事实不相符，则这条理论假说有错误，修改这条理论假说，得到新的理论假说。对新的理论假说重复上述过程。这样，就可以温故而知新。”

　　第十二章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有某种专一的固定用途。君子也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有限的容量。”
　　朱熹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张国堂说：“政治家应该常识丰富，成为通才。不能仅仅成为专家。”　　
　　张国堂说：“君子应该具有完全的德性，掌握全面的真理，不能执其一端，不及其余，陷于片面。君子要有容人的肚量，能包容饶恕自己的仇敌。”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義人，也给不義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38~48）
　　圣使徒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4~21）

　　第十三章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应该怎样做，孔子说：“在说之前，先去实行，然后再按照做了的去说。”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
　　范氏曰：“子贡之患，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

　　第十四章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从道義出发广泛地团结人，而不搞结党营私的小宗派。小人搞结党营私的小宗派，而不从道義出发广泛地团结人。”　
　　朱熹曰：“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闲，而审其取舍之几也。”

　　第十五章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在学习时不深入思考，就不能明白所学的内容，也不能辩明所学的内容的真伪，从而就会迷惑；只思索而不学习，就会没有思索的材料而陷于懈怠，不在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而胡思乱想，就会陷于异端邪说，那就危险了。”
　　朱熹曰：“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张国堂说：“学者在学习和思想时，必须尊重事实并遵循形式逻辑。因为事实是天主上帝所行的和祂的手所作的，形式逻辑是天主上帝行事的方式。尊重事实并遵循形式逻辑，就是顺从天主上帝。不尊重事实或不遵循形式逻辑，就是背逆天主上帝。
　　“如果某句话不符合事实，则这句话就是假话。如果两句话之间存在逻辑矛盾，则这两句话之中，必有一句话是错误的。学者当杜绝说假话，并避免在文章和讲话中出现逻辑矛盾。也要厌恶故意说假话的人。因为故意说假话就是品德恶劣。同时，故意说假话就是悖逆天主上帝，就是与天主上帝为敌。当然，人的错误是难免的，人因失误而说了假话是可以原谅的，但知过不改，或故意说假话，那就是品德恶劣的人。天主上帝憎恶这种人，这种人的下场就是到时候下地狱。
　　“不尊重事实，不遵循形式逻辑的理论学说，必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坚持这种理论学说的人，也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最终必然站立不住。”
　　
　　第十六章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说：“攻读钻研异端邪说，那就有害了。”
　　张国堂说：“要不去攻读钻研异端邪说，就要学会如何辩明异端邪说。怎么辩明异端邪说呢？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20）这就是辩明异端邪说的原则。凡理论学说在社会实际中没有带来好的结果，而且导致祸乱的，就是异端邪说。
　　“施洗约翰在向人介绍我主耶稣基督时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3:12）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由我主耶稣基督掌管的。祂必要把异端邪说扬弃掉，而把真理存留下来。凡能经受得起历史长期考验的理论学说，就是真理，凡被历史所扬弃的理论学说，都是异端邪说。因此，凡在历史上被标明是异端邪说的理论学说，年轻学子都不要去学习。凡与经历史所检验是真理的理论学说不一致的理论学说，也是异端邪说。
　　“凡新产生的异端邪说，要进行批判，以免青年学子误入歧途。因此，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翻译成‘攻击那些异端邪说，祸害就没有了’。这也是正确的。当然，对异端邪说的攻击，应只限于言论。对持异端邪说者施暴，也可能导致祸端。当然，对煽动种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异端邪说者，应制定法律并依法处以刑罚。对侵犯私有财产或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异端邪说者，必须坚决依法予以镇压，决不留情。”
　　张国堂说：“青年学子应认真阅读如下书籍：《圣经》、《四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美］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和《林肯选集》等。这些书籍所阐述的理论学说都是正确的，是真理。对其他与这些理论不一致的的政教学说的书，青年学子不必读，免得受害。历史书要尽可能多读一些。当然，这都是劝说和建议，不是禁令。就是政府也无权限制公民的读书范围，无权禁止公民读什么书籍。因为公民有阅读的权利，有思想的自由权。但我有言论的自由权，因此，有劝说人的权利，有教导愿受教者的权利。接受我的教导是有益的，不接受我的教导是有害的。”

　　第十七章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子路，我教导你的知识，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懂就是没有懂，这种态度才是明智的。”
　　徐志刚先生注：“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省平邑县东北）人。是孔子早年的弟子。长期跟随孔子，是忠实的警卫。曾做季康子的家臣，后死于卫国的内乱。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
　　朱熹曰：“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则以为知，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第十八章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学习如何谋求官职。孔子说：“广博地学习，增长自己的见闻，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深入观察社会的实际情况。伤害人的话，千万不要说；不揭露别人的隐私，对可怀疑的话（也就是没有把握的话），也不要说出来，谨慎说出其余有根据、有把握的话，这样就可以少说错话。避开有危险的事情；惹是非的事情及会导致人们议论的事情都不要做；也不做没有信心做成功的事情。用心地做有信心做成的好事。这就可以少后悔。说话少出错，做事少后悔，得官升官的机会就在其中了。”
　　徐志刚先生注：“子张：姓颛（zhuan专）孙，名师，字子张。陈国人。孔子晚年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八岁。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
　　张国堂说：“政府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中的公职人员以及军队中的军人，不得公开批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策，不得公开批评自己的上级，不得超越权限公布政府的政策。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但公职人员和军人有服从的義务，从而要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私人见解的权利。当然，自己的意见可以向上级提出，上级如果不采纳，就还是要服从上级。行使立法权的议会的议员（或人大代表），有批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权利和義务。议员在发表意见时，不必服从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领导。”

　　第十九章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使人民信服呢？”孔子回答说：“在选拔人担任官职时，把正直公義的人安放在邪恶的人之上，人民便会信服；把邪恶的人安放在正直公義的人之上，人民就不信服了。”
　　徐志刚先生注：“哀公：鲁国鲁定公的儿子，姓姬，名蒋。‘哀’是死后的谥号。在位二十七年（自公元前494年至公元前466年）。”
　　谢氏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
　　张国堂说：“正直公義的人就是敬畏天主上帝、爱人如己、诚实无妄、不贪不義之财的人。”
　　所罗门说：“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机弦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雇愚昧人的，与雇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箴26:8~10）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为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所罗门也抱有同样的见解，因为他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并且又说：‘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如果一个人的理智听从他的感官的指挥，或者他的感觉方面的能力受某种身体缺陷的影响，像残废的人那样，他就会丧失平衡；在人类的政治方面，情形亦复如此。社会秩序的紊乱常常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产生的，即：有人执掌政权，并不是因为他有高人一等的智慧，而是因为他靠暴力夺取了政权，或者通过可以感觉到的感情上的拉拢而建立了统治地位。所罗门对于这种违反正義的行为也不是没有评述的，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居于高位’（《传道书》第十章，第五至六节）。然而，这种颠三倒四的现象并不是与天意不相容的。它是得到神的允许才产生的，并且是由部属的缺点所造成的，像我们在谈到其他几种祸害时已经指出的那样。自然秩序在这类事例中也不是完全紊乱的，因为愚人的统治如果没有聪明人从旁代为策划，必然非常脆弱。所以所罗门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箴言》，第二十章，第十八节）。他又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五至六节）。并且，因为一个谋士支配着任何接受他的计谋的人，在某种意義上还指挥着他，所以所罗门说‘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贻羞之子’（《箴言》，第十七章，第二节）。
　　“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并证明使徒言论的不缪：‘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罗马人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98、99页）。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仍然自由的人的管理，当前者为了后者自身的幸福或公共幸福而指导后者时，是能够发生的。由于两种缘故，这种统治权可以在无罪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存在。首先，因为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动物；因而人即使在无罪状态下也宁愿生活在社会中。可是，许多人在一起生活，除非其中有一个人被赋予权力来照管公共幸福，是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的。许多个人作为个人来说，关心着种种不同的目的。一个人关心着一个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政治学》的开头）：‘每逢多数人被导向一个目标时，总可以发现有一个人执掌权力，作出指示。’第二，如果一个人比其余的人聪明和正直，那就不应当不让这种天赋为其余的人发挥作用；正如《彼得前书》第四章中所说的：‘各人要利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所以奥古斯丁说（《天城论》，第十九篇，第十四章）：‘正直的人并不是由于统治欲的冲动而执掌政权的，而是因为他们有献计献策的義务’；又说（第十五章）：‘这是自然体系所规定的，因为当初神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创造了人’”（《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02页）。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无长官，民就败落。”
　　张国堂说：“民无官长，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羊到哪里找草吃呢？到哪里找水喝呢？狼来了怎么办？……民无官长的领导、管理、教育、指挥，民就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干。民连生存都是问题。
　　“《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孟子也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主上帝以这个原则安排社会的秩序。
　　“在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分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如果没有人组织和管理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则生产经营无法进行，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就无法产生，民众怎么生活呢？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由富人组织和管理人们从事生产经营。富人（或资本家）就是经济领域里的官长或领导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富人，则这个社会必然贫穷。
　　“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他必然要认真选择商店并挑选商品。消费者的购买活动，就在无意识地用货币作为选票选举经济领域里的领导人。同时，每个人也会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他在就业市场上挑选企业（当然企业也挑选他）时，也就是在选举经济领域里的领导人。因为得到高素质的人才，企业才能发展，企业主才能更富。因此，经济领域的领导者——富人，是他自己努力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民主的经济制度。公平的市场竞争能使慧心人成为富人——经济界的领导者。从而在经济界保证了‘举直错诸枉’。
　　“在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政体能使慧心人当选为总统或议员。从而保证了‘举直错诸枉’。
　　综上所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就是中国改革的目标。”
　　张国堂说：“天主上帝虽然以‘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为原则安排人类社会的秩序。但天主上帝憎恶自以为聪明，并以武力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他人的人”
　　林肯说：“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好到这种程度，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的同意就统治那个人。我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则，是美国共和主義的靠山”（《林肯选集》第64页）。

　　第二十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鲁哀公时的鲁国宰相季康子问：“要使人民尊敬我，效忠于我，又能相互勉励而乐于为善，我该怎么办？”孔子说：“你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民众，人民就会尊敬你。你孝敬父母，又提倡民众孝敬父母，并且你慈爱儿子，又爱民如子，他们就会效忠于你。你选拔任用善良优秀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则人民就会相互勉励而乐于向善了。”
　　徐志刚先生注：“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是谥号。‘子’是尊称。鲁哀公时，任正卿（宰相），政治上最有势力。”

　　第二十一章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说：“《尚书》上说：‘孝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将孝悌的道理推广到政治。’这也算是从政了，为什么非做官才是从政呢？”
　　朱熹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为政也。《书》：《周书·君陈篇》。《书》云孝乎者，言《书》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书》言君陈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又能推广此心，以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则是亦为政矣，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盖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第二十二章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i尼），小车无軏（yue月），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说：“人不信道，不知怎样做才可行。大车、小车上没有车辕前面横木上揳嵌的起连接固定作用的木销子，它靠什么行走呢？”
　　张国堂说：“人的信有两个方面：人对天的信，人对人的信。人对天的信就是信道。人对人的信就是信实、讲信用、说了算数。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天的信，也就不会有对人的信。因此，信道是做人的根本。
　　“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指导人行动，并使他的行动达到预想结果的信念。不信道，就没有真理指导自己的行动，做事就没有信念，从而就没有信心。不信道的人一生必将一事无成。”

　　第二十三章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礼法制度，可以知道吗？”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法制度，在改革中所废除的和增设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了商朝的礼法制度，在改革中所废除的和增设的，可以知道。接着周朝下去以后的，即使百代之久，也是可以知道的。”
　　徐志刚先生说：“礼：指整个仪礼制度，是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
　　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
　　朱熹曰：“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義、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
　　胡氏曰“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
　　张国堂说：“大体，是总纲领的意思；因，是因袭，沿袭、承袭、继承的意思；损益，是在改革中有所废除和增设的意思。朱子关于三纲五常的说法，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严重的错误。夏礼、商礼、周礼中难道就没有虔诚敬拜天的内容吗？礼的总纲领中为何就没有天的地位呢？《论语·尧曰篇》有商汤虔诚地祭祀天主上帝并向天主上帝祷告的内容。《孟子》中有：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这就是说，天可以把天下与人，可立人为天子。可见，天的地位比天子高。周武王等旧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都称为天子，即天的儿子。那天子就像儿子孝敬父亲一样孝敬天，忠于天，像儿子爱父亲一样爱天。天子是全国的表率。因此，全国每一个人都该以天子为榜样，像儿子孝敬父亲一样孝敬天，忠于天，像儿子爱父亲一样爱天。这样，就有天为人纲。天为人纲就不该列入礼的总纲领中吗？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民为君纲。天为人纲、民为君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五纲。这五纲和五常一起，即五纲五常是旧中国礼法制度的总纲领。即朱熹所说的‘礼之大体’。这是世代相继承而不变的。
　　“仁、義、礼、智、信是人之初的善良本性。我们知道：天主上帝是慈爱的、公義的、全知的、全能的、信实的主。天主上帝爱好秩序，并以自己的全能维持世界的秩序。天主上帝的慈爱，在人就是仁；祂的公義，在人就是義；祂爱好秩序，在人就是礼；祂全知的智慧，在人就是智；祂的信实，在人就是信。人是天主上帝造的。天主上帝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因此，人在被造之初具有仁、義、礼、智、信的善良本性。这就是天主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由于人犯罪堕落，使人失去了人被造之初的善良本性。人只有通过学道、信道才能恢复其人之初的善良本性。而我主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真理。
　　“五纲的意思是说：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天居主导地位，这是天为人纲；在君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居主导地位，这是民为君纲；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君居主导地位，这是君为臣纲；在父与子的关系上，父居主导地位，这是父为子纲；在夫与妻的关系上，夫居主导地位，这是夫为妻纲。天，就是天主上帝。君，就是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政权机构。臣，就是政府的官员、军人、军官、法官、检察官等。
　　“礼法制度的总纲领是五纲五常，礼法制度的总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我主耶稣基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句话以我来说，就是：‘无论何事，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的总原则，也就是礼法制度的总原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原则，这是金科玉律。君对臣、臣对君、父对子、子对父、夫对妻、妻对夫、朋友对朋友等都要遵循的原则。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当然也是礼的总纲，五纲五常是对这个总纲的具体化。
　　“怎样做才是‘爱人如己’？就是要遵循‘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人’的原则。遵循了这个原则，就是‘爱人如己’。
　　“君，是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皇帝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皇帝是最高权力机构。因此，皇帝就是君。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君。全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人等都必须忠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君为臣纲的原则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适用的。在美国，议会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最高法院行使司法权。总统、议会、最高法院一起作为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因此总统、议会、最高法院可并称为君。在美国，政府官员和军人等必须忠于并服从总统、议会和最高法院。这样，君为臣纲在美国也是适用的。
　　“仁：是尽心、尽性、尽意地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
　　“義：是按照天主上帝的话好善恶恶，立是去非。
　　“礼：是按照天主上帝的诫命、制度、典章和律例谦卑谦让、安守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本分。尊崇敬拜天主上帝，同时恭敬该恭敬的人。
　　“智：是智慧，是对天主上帝的求知心，对人事及万物的好奇心，理解天主上帝话语的能力，认识人事及万物的能力，运用已学知识指导自己行动的能力等。
　　“信：是诚实、信实、信道、求真去伪，存真去假。
　　“我在朱熹等伟大学者的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加上天为人纲和民为君纲。这是对朱熹等宋儒的修正。我这里的五纲五常，才是准确的，全面的。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同样也适用于未来。”
　　
　　第二十四章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義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就是献媚。遇到正義的事情而不去做，就是怯懦无勇。”
　　《圣经》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惟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箴29:25）
　　《圣经》又说：“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21:8）
　　我主耶稣基督说“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10:28）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
　　大卫说：“（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远方无声鸽）神阿，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诗56:1~4）


作者：cnz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