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2007-02-10 23:37:11 　　来自:丁萌 (上海)
这个译本之糟糕、发行量之大是出了名的。话说当年两位译者将初稿交给顾嘉琛校，译文明白清通。结果出版社的人到付梓时把校稿给弄丢了，结果只能拿初稿来印，语句都不通顺，福柯本来写得就晦涩，这样一来谁读的懂？因此封面上也就没有顾嘉琛校对的字样。王德威在台湾有一个译本，翻译得挺好，叫《知识的考掘》。
2006-07-31 11:10:00 　　来自:醒来 (武汉)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评论   
福柯的书一直是我仰视的金字塔。但很不幸,我总是没有耐性读下去。
那么多本书，每一本书的书名都是那么诱人，(尤其是《性史》，看看，多好的题目，它总是让我在读其它书时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实际上，书中层出不穷的新名词或是怪想法让我疲于应付。认输，阅读中不断地认输，这样的痛苦让我没有毅力去理清福柯纠结的思路。
福柯自称他的思想是“采石场”，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初读他的作品就是铁板一块，感觉实在是无从下手，再读就是一大堆的碎块，每一块看上去都很美，但石块太多太碎又太乱，开采的过程太让人疲惫了。
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读第三遍的时候，幸运的我发现了下面这篇文章！感觉真是太好了！当时，这篇文章是针对像我这样的读者的，即大致读过福柯的一些书或评论文章，脑子里有一些相关术语，但一直没有梳理清思想或没有弄懂福大人的写作意图，正处于半是清醒半是醉的状态的读者。
如果你觉得你也和我处于同一状态，那就和我一样虔诚地读读吧，否则，请直接跳过。谢谢。
话语分析 Diskursanalyse
科维 Arne Klawitter 文 / 王歌 译
若干概念
话语分析与阐释学的宗旨大相径庭。阐释学要求对某一文学文本在整体上进行理解和阐释，而话语分析不事先预设任何文本意义，目的也不在于探究其意义，而是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研究它们如何建构了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了意义，并在文化语境中承担功能。
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介绍自己的话语分析概念时，将其比喻为“采石场”，其一是说各个学科的同仁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再有就是反映了福柯对完整理论构架的排斥。
如果将话语分析作为方法泛泛的运用于文学研究，我们会遇到问题重重，因而有必要事先澄清几点：首先要限定话语概念，使之适用于文学分析的实践。话语可以被概括为有关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福柯认为话语的关键不仅是所说（Gesagte）和所写（Geschriebene）的集合，而是特定文化决定了如何思维、如何言说条件下的陈述（Aussage）之和。话语并不再现或临摹文化现象，而是引发和建构了它们，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的与其说是话语，不如说是话语依据的规则、依存的条件。
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福柯1973:74）。
福柯认为话语的可能性（即“可说”与“可想”）受制于某种排他机制，它由禁令、边界、注释、方法、理论、习俗和教义协调运作生成。福柯于1970年12月2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话语的秩序》中概括了这种机制，为了解释不同时期话语的不同排他规则，福柯以孟德尔的遗传学为例，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时常疑惑，为什么19世纪的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居然不能认识到孟德尔学说的正确性。原因在于，孟德尔所谈论的对象，运用的方法，他所置身的理论视野，对于那个时代的生物学简直匪夷所思[…]。孟德尔道出的真相没能在当时生物学话语认可的‘真理’那儿找到容身之处：那时的生物学研究对象和概念遵循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福柯1991:24）
福柯认为，“真”是遵循某种规则的话语互动产生的被“当真”的陈述。这些规则不一定在场，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描述或涉及，而是隐而不显。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话语的存在条件，描述它们所遵循的规则，此外要通过了解“未说之物”研究权力的非话语实践，因为话语的根本就在其中。
文学在建构文化的话语关系中起着什么作用呢？福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评价了文学的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种回答。
其一，福柯在60年代零散的发表了关于文学的（包括评论和散文）文字，集中处理了文学文本，探讨了文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他将“别处”（Heterotopie）即“他者”带入文学，这个他者游离在统治话语及其话语强制之外，不断的僭越被设定的边界。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反话语”的概念（福柯1971: 20, 76）。
其二，随着话语分析的深入，规律性和强制问题在70年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文本不仅仅是统治话语的忤逆者，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某些文本可以划分到文学的范畴，被冠以“文学”之名，文本在这里除了被置于特定的观念下之外，更多的还受制于某种符号阐释的实践。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某种受话语支配的知识，它同时暗示了特定的话语实践。因而，文学不仅通过诗学获得合法性，它还在政治、经济、法律、医学、以及心理学话语的交织中被建构和调节（福柯1990）。
其三，福柯在晚期主要探讨所谓自我实践的问题，即主体如何通过自我实践，把自我塑造成有自决能力的伦理主体。文学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成为主体化方法的一部分，但是本文不处理文学的这个功能。我们主要讨论运用话语分析的前两种可能性，使它们在文学研究中结出成果。
还要事先说明的是，话语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并非毫无争议，原因首先在于文学研究的自身历史，它优先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已不是一朝一夕，其中心问题是文学的具体文本、叙述的内容和作者。文学阐释学所遵循的话语实践一般被称为阐释型文本实践，主体位于阐释的中心。话语分析很难接受阐释学的主体概念，它把主体看成由若干话语构成的效果，这样一来，阐释学意义上的主体就成为虚设。与阐释学不同，话语分析悬置和消解惯用的解释范畴（如“文本”、“作者”、“意图”等）。就算如今有阐释学者试图将话语分析整合到文本阐释中，这种概念综合也只是反思自身的阐释过程，并没有因此成为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不是文本分析，但是它可以在文本中实践。这句话也提出了将福柯的话语分析运用于文学作品所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要时时提醒自己，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是为描述具体文学文本而构想的，更不用说进行文学阐释了。福柯用话语分析要考察的是知识构成，即当今被划分成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
话语分析是研究知识构成以及知识形态的方法，它可以被真理系统验收，并且在特定的时间内被声称为真理。众所周知，文学并不声称自己占有真理，文学首先是虚构。从这样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话语分析与文学的兼容难度。尽管福柯并不是为了研究文学提出的话语分析，文学界还是有很多关于话语分析及其文学应用的讨论。而且有趣的是：福柯的话语分析学说是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福柯最早的兴趣在于医学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的研究，他分析科学理性如何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建构了疯癫，并最终使之成为医学的对象（《疯癫与文明》）。在此之后的1961年至1966年间，福柯从事文学研究，这段时间与他处理语言本体论的阶段重合。人们通常把这一阶段看成福柯话语分析的准备期，对它重视不足，研究福柯的文献中，相关论述寥寥。尽管福柯在所谓话语分析准备期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学研究也常常引用福柯和他的话语分析，而福柯自己却从未将话语分析用于文学。这一点无论如何需要强调说明。
福柯的语言本体论
福柯关于文学的研究主要在1966年发表知识史专著《词与物》之前，始终自始至终刻着语言本体论的烙印。语言本体论对于建立话语分析的意义重大，它发端于40年代中期，由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主要在法国，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布朗肖。
语言本体论的出发点是语言拥有自身的存在，而且语言之“在”只有在物“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想象，因为语言就是通过自己的隐形（不在场）表现物的，反过来：语言符号的存在要通过物的不在场表现。“不在场”是每个意义的前提，只有通过不在场的诸如空白、死亡、断篇不同表现形式，通过否定的形式和意义的销解——这在现代文学中屡见不鲜——语言本体论才能考察语言意义的存在条件，研究文学作品的生产和接受，并在整体上梳理艺术品的语言基础。
填补与想像
福柯之所以认为语言本体论重要，是因为它揭开了与结构主义文学分析不同的角度。结构主义探讨符号体系中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功能，而语言本体论关注的则是文学的特殊存在方式，在结构主义中唱主角的符号和能指游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建构了文学作品的语言复制。语言本体论认为文学只有通过一系列复制（Verdopplungen）、重叠（Verschachtelungen）和自我镜像（Selbstbespiegelungen）等手段，才能建构语言自我表现、展示自身存在的语言空间。
只有语言本体论才能将视野投向底层，只有在这个层面，才有可能研究文学的建构条件。这里对语言存在的假设是重要前提，语言的存在是其表意功能的基础，但却被这种功能遮蔽了存在。语言本体论并没有为深入研究这些构成条件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方法，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敞开了一种可能性，使语言空间变得可以想象，语言在这个空间中作为符号材料，超越了任何指涉功能，这一思路也是知识考古学的重要前提。
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有关文学的语言本体论思考乍看上去相去甚远，但是两者的结合为文学作品的充分解读提供了可能的切入点。在介绍二者的结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话语分析的接受和应用概况。
话语分析的接受
近二十年中，话语分析的诸多概念十分畅销，这无疑给对话语分析的接受带来混乱，也造成了一定限制。人们对话语分析的接受局限在一些支离的概念上（如话语、陈述、考古学等），却没有进行方法上的整理，也没有将其细化修正，使话语分析有的放矢。人们要么用话语分析给文化研究加油打气；要么对阐释学或思想史的方法弃之如敝屣；要么就翻腾出迄今为止的禁忌（如疯癫、犯罪、骇文化、雌雄同体等）。之所以研究这些对象的话语构成，因为它们要么能传达根本的文化价值观，要么与社会的排他机制对峙（丢林During1992）。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片可以展示社会禁忌话题、未实现的可能性、异端生活方式的自留地，因而也被看作颠覆性话语。
有关话语分析的争论在德语语言文学界甚嚣尘上，热点在通过话语实践来置疑作者合法性和文学的可传达性（参见吉特勒/图尔科1977）。文学的主体性被理解成不同话语的交叉点。之后文学研究出现了转向，开始研究文学系统及“书写系统”（Aufschreibesysteme），吉特勒的概念“传媒性”使技术媒体作为意义生产的条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吉特勒1985）。文学如今的研究对象是技术器械和机构状况，它们在不同时期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吉特勒把“书写系统”理解为由技术和机构组成的网络，它确保了各文化中数据的记录、储存和加工。
吉特勒根据书写纪录的媒体手段、技术规则考察文学，研究传媒的运作方式。他认为图书馆和打字机是分别决定了1800年和1900年文学书写系统的两大技术配置（Konfiguration）。吉特勒的分析之所以具有话语分析的特征，是因为他研究符号规则系统的技术条件，把书写生产机器当作“符号的存在功能”来理解。吉特勒在这里的分析鞭辟入里，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陈述层面具有可比性：福柯在那里将陈述（为了区别于表达[Äußerungen]，即命题、句子和言语行为）定义符号自身的“存在功能”，这个功能贯穿着始终，并且使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中显现出具体内容来（福柯1973:126-127）。
在福柯看来，陈述与表达或文本无法处于同一水平。陈述理论给话语分析提供了某种内容，给无所不包、无边无际、无形无踪的话语可界定的大小，明确了它的功能。吉特勒将福柯对陈述的物质性分析理解成传媒技术，并提出了一个福柯话语分析忽略了的角度。与福柯不同，吉特勒认为话语构成规则是在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建立的，在这一点上，他等于是回避了话语分析。福柯把话语的规则系统及其模式视为根本，而吉特勒则在书写的主体的社会化进程中解释话语。吉特勒提出的问题大都是：作家在什么条件下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为谁写作？他们在哪些机构中写作？这些问题大多是人文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切入点。
另一种观点是约尔根•林克提出的话语间性理论（Interdiskurs）。他将话语分析与生成叙述理论和无意识象征的要素结合起来，以便建立一个“文学生成的基本原理”。林克认为这种类似矩阵的规则控制着原始集体象征（Kollektivsymboliken）——塑造话语的象征——的加工，这些象征根植在集体意识中，建构着统治话语。象征被赋予“集体”的定语，因为它们不仅出现在单独的文本中，而是属于社会交往和文化的共有物。通过分析集体象征，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正如文化哲学一直声称的，社会文化的基本关系通过集体共享的影像空间（Bildräume）来传达。
话语间性理论实际上是对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扩展。这个理论建构尤其适用于文学，因为林克并不把文学看成囿于某个特殊知识领域的话语。他对“专业话语”（类似福柯的历史话语）和“话语间性”（多个专业话语间的相互干预、重叠、整合等横向关系）进行了划分（林克，林克-黑尔1990:92）。林克的话语间性是“一个或多个专业话语的[…]全体陈述、其它话语元素、及话语复合体”（林克 1999: 154）。他在文学分析中关心的问题，是在不同专业话语中同时出现的所谓话语间要素，其中包括集体象征、典型人物（如性格）、叙述模式（如神话）；再有“主题”、“问题”、“论点”。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林克直接援引了福柯的“话语间际配置”（interdiskursive Konfigurationen）概念（福柯 1973: 226），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在“相互肯定”（Interpositivität）的意义上提到了这个概念，然而福柯的话语虽然可以追溯到共同原则，有共同的规则，能够组织多种话语（不同话语构成的规则具有类比性），但是它们依然是单质话语。
集体象征是话语间性的重要要素，林克在有关19世纪文学的研究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在具有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那里，气球的象征首先体现了人的潜能，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技术征服自然，实现人类渴望飞翔的梦想。与此相反，保守力量则认为气球不过是“随风倒”的现象，任由风向左右，气球在他们眼中是没有根基、肆无忌弹要求进步的象征。
专业话语和话语间性的区分，尽管可以更精确的限定可规范化的（科学）话语，也可以更准确的规定意识形态话语的运用领域，但是将其应用于文学还有很多疑点。原因在于，林克关注的主要是意义方式的分类，这个分类并不适于描述意义的产生过程，也无法研究赋予意义的机制。话语分析本来要考察的意义产生的条件依然不得而知。
林克称该理论可以把握住一系列话语间陈述、话语复合体、模式和主题：“话语间性理论可以将一特定文化和时代中的整个话语间形式和要素建构成网络，它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对文学生产有根本意义” (林克, 林克-黑尔1990: 97)。尽管这样，林克的话语间性理论还是停留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话语概念上，而没有像福柯那样关注话语秩序存在条件的层面。如果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要求分析话语的存在条件和规则的话，那么林克的理论则成了某些话语要素的类型学。除此之外，林克还将文学和话语等同起来，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思考，这是福柯一直回避的，他的顾虑不无理由。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拒绝将文学和话语划等号，这样做等于将文学限制在机构化的间性话语中。林克的理论没能充分汲取福柯话语分析中的颠覆的力度和分析的深度。
在英美国家，福柯的话语分析的若干基本原则被“理论”化了。讨论最多的是：多文化实践中的话语生产，还有话语实践与权力时时刻刻的扭结，因为话语暗示了特定的权力关系，自己也参与到权力的角斗中去。虽然福柯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一样，把话语看成人的中心活动，但是他并不认为话语是“普遍文本”或者一个巨大的意义游戏场。福柯也避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研究意义建构的过程和机制，而是观察意义的中断，研究在中断中发生并建构了什么。也只有在中断当中，平时因为正常运作而隐匿起来的话语秩序、话语条件才显现出来。福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它要“多”于此，福柯正是要运用话语分析，解释“多”出的这一部分。(福柯 1973: 74)
语言本体论与话语分析的接合
为了解释这些，我们需要跟之前提到的语言本体论结合。要想了解文本中的“多出的部分”，必须超越文本的概念，语言本体论正好能做到这一点。它给福柯提供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以便和结构主义语言观保持距离。只有不身在其中，才能研究表意过程和意义建构的条件，结构主义符号模式对它视而不见，没有使之可见的理论工具，更不用说将其问题化了。福柯通过阐明话语规则和社会实践，追问话语产生的条件：什么使文本成为了表意的文本，符号如何成为符号，如何运作，如何承担意义？这些都是先于意义建构应当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文学意义上所理解的“文本”是要满足某些前提条件的，它们显而易见，不容回避——至少在文本分析中。在划分文学作品时，我们会以作者和时代为范畴，这时人们依据的是特定的表意过程。话语分析放眼于当中发生的话语实践，考察促成这一表意过程的条件，尤其是在话语实践中无意识流露的知识形式。
为了了解特定历史中的陈述事件、话语构成和知识生产的条件，福柯采取了观察历史断裂的特殊视角。话语实践总是在具体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形成的，依照当时的特定之规，知识得到合法化，文学获得相应的地位。福柯尤其对特定历史阶段中不同知识构成（科学、世界观、哲学、艺术）的互动感兴趣，他把文学看成语言知识的特殊类型，它区别于科学知识。话语分析对文学提出的问题是：某种话语形态如何构成了文学？它如何在众多的话语实践中获得特殊一席？文学在诸多的话语网络中承担什么样的作用？
之前已经提到过将话语分析运用于文学的难度，其它话语可以接受真理的验证，而文学并不生产具有承载真相功能的话语，而是被看成虚构，是关于可能世界，而非真实世界的构思。福柯话语理论的接受因而也停滞于“理论”，甚至“元理论”的层面，即关于文学研究的理论，用于对阐释学的解读方法进行批评。因此，人们用话语分析不是研究文学本身，而是研究关于文学的话语，与文学的虚而不实不同，文学研究具有其一定的“有效性”（或者“真实性”）。话语分析研究的依然是话语的存在条件和规律，只不过这个话语不是文学话语，而是文学的批评与研究。
但是，文学研究的话语分析的对象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是知识，是建构某种有关文学的文化的，并在相应话语当中传播的知识。这样一来，本来意义上的话语研究其实背离了文学，人们同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试图让话语分析在学术机构被接受的努力（如上述尝试），都没能将福柯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与文学话语分析结合起来。福柯关于文学的文章在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得到的关注寥寥。人们大都直接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阐述的话语分析的结论出发，把它直接带入文学文本。
基于这个常见的误区和操作的难点，我们要先从文学与话语关系的问题着手：文学到底和话语有多大的关系，我们能说文学是某种话语——更准确的说——是某一种话语吗？我认为将文学作为整体，理解为一个话语的意义不大，我们不必要让文学削足适履，迁就话语，而是反过来从话语出发，看它们的如何被看成文学，而没有界定为其它话语形式。这样一来，“文学”就成为若干不同话语的集合，它们的规则可以迥然不同。而话语分析的目的则在于：“定义这些话语的特性，以展示驱动话语的规则不容替代，不容混淆”（福柯 1973: 198）。这个出发点可以提供给文学研究多种切入点。
我们已经了解到，福柯的“话语”不单单指包含某个专业领域或者其外界状况的陈述集合，而是话语得以存在的规律性。话语是一种话语秩序，它决定了主体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话语不是可以被归属到某个范畴的简单陈述集合，而是具有生产性的秩序，它遵循一定之规，生产自己言说的对象。福柯依据这个严格的话语定义，描述通过物质生产媒体以一定方式生产的诸如“疯癫”、“性”、“犯罪”以及“正常”的社会对象，以及它们相应的主体性。福柯通过分析禁忌和边缘问题试图说明：尽管现代社会的各个知识领域高度专业化，具备相对独立的专业话语，看上去“隔行如隔山”，但是它们却都立足于共同的构成条件。
福柯早期对语言本体论的思考使他了解到：每个话语秩序都设置了一个外界，话语秩序的存在也依赖于这个外界，外界同样构建了秩序。然而话语分析无法发现“可说”之可能与“所说”之现实的差异（关于实现的结构主义难题），所以只能尝试揭示“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差异（历史资料的考古学问题）。因此，福柯的话语分析是关于如何进行话语批判的问题，即从哪儿入手能对现成的知识结构进行批判。
运用话语分析的一种可能性是：根据话语规律性和选择描述不同文本实践，以便能“区别分析话语形态” (福柯 1973: 199)。为了首先确定一个区分的标准，我建议从福柯的语言本体论入手。福柯的语言本体论以假设了一个前提，即西方称为“文学”的言说能指示语言的存在，这里语言不用于指事表意。这个论点在《词与物》中获得了特殊意义，福柯在关于人文科学的研究里提到：19世纪初知识构成的特点是“语言的回归”：“语言在多元的熙熙攘攘中再次登场了” (福柯 1971: 367)，语言也由此再一次获得了深度、厚度，获得了文艺复兴时期曾有过的“神秘感”。对表征的批判成为根本，它不仅构成了当今“文学”的前提条件，也是理解文学功能——颠覆统治的话语秩序——的关键条件。显而易见，福柯将思考上升到一个激进的文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