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剖析张五常理论的伪科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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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炳炎，著名经济学家。1945年2月13日生于无锡。1968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198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教授，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江苏省首届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81年任教于江苏省委党校，1993-1996年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97年起任江苏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商业经济学、财政学、《资本论》研究。发表文章380余篇，出版专著18部，其他著述40多种。代表作有：《李炳炎选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之三十五，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社本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新成本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8次主持国家级和省级社科基金研究课题，论著获奖98项。
14 剖析张五常理论的伪科学性质
李炳炎
近年来，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在国内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到处走穴讲演，产生很大影响，成了经济学界“红星”。本文对这一不正常现像作了透视评论，提出其理论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伪科学，目的在于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中国的改革，企图使中国走全面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呼吁加以警惕和批判。
14. 1 “张五常旋风”的误解
2002年年初以来，持续多年的“张五常热”再度升温。4月22日至24日，张五常在北京分别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一连作了四场演讲。随后匆匆南下，4月底在南京大学和上海某高校又作了多场讲演。所到之处，听讲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爆满会堂，会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大有“追星”之势。张五常本人及其妻子，则居高临下，摆开传道布施，教训愚民之姿，满口狂言乱语，却博得阵阵喝彩。媒体大肆炒作，似众星拱月，纷纷扬扬。《北京青年报》4月29日称“经济学家的明星风采令许多读者心向往之”。《人民画报》6月号在突出位置刊登张五常简介及照片，称“张五常旋风”云云。这种炒作产生了许多误解。
人们不禁要问：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今天，怎么会有如此的怪现像发生?怎能容忍一位彻底的反马克思主 义、反社会主义的美国派来的传教士口出狂言，污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危害改革开放大业?这一事实说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真空地带。美国发现后，立即不失时机地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张五常之流向中国民众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妄图将中国改革的走向纳入美国国家战略需要的轨道，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这就是近年来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根源。值得提及的是，张五常讲演的组织者和其著作出版者们，不是一般的追星族，他们是这些大学的校长、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他们负责有对这股思想浊流推波助澜的责任。由于是他们出面，使青年人误以为张五常有背景和来头，其观点是党和政府的观点。
近来，已有杰出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程恩富、顾海良教授等一些率先觉醒的学者起来批判张五常，然而却声势不够。有一位花费不少笔墨批判张五常的南开大学的博士，同时却在批判文章中这样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无疑是建立产权清晰、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笔者和张五常先生并无本质上的分歧。”(梁正等著：《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这一结论推翻了他对张五常批判的全部内容。因为张五常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这种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与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一斑，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新一代学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既然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对张五常的思想论争已经开始，中国与时俱进而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理应责无旁贷地起来积极参与这场严峻的思想交锋。
14. 2 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综观张五常的许多著述、言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忠实地捍卫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狰狞面目和险恶用心，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和敌视。我在这里首先要驳斥张五常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
张五常为什么对马克思如此仇恨?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马克思倾其毕生的精力，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学说。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共产党，有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广大的劳苦大众才得到翻身和解放。假如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100多年前的产生，人类社会至今可能仍处于黑暗中生活。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社会的面貌。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成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救星，也成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克星。这就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对他的长期不断的攻击。100多年来，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的攻击。我们来看看，张五常这位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恶毒攻击马克思的。
就在最近，4月下旬的北京讲演中，张五常说：“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年，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参见《北京青年报》4月29日，张五常：《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张五常好大口气。马克思的书，当然是指《资本论》。《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丰碑，是人类知识的宝库。马克思花费40年心血写成的这部巨著，是前人智慧的高度结晶与升华。张五常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能说明他知识的浅薄，不能说是《资本论》没有水平。张五常竟敢唯我独尊，说是因为他读不懂，因而《资本论》就是错误的。这是何等武断、何等唯心主义的结论。
张五常的狂妄自大，是一贯的。他一贯恶毒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中国走私有化道路。1999年他在华中理工大学作讲演时和2001年他在暨南大学作讲演时，曾这样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几个钉子而已。”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的恶毒谩骂和人格攻击，是绝不允许的。可见张五常的言论非常恶毒和卑劣。
马克思虽然早已过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远有生命力，这是公众对马克思的“定论”。若要对马克思作“盖棺定论”，恐怕不由张五常一人说了算，历史自有公论。马克思是世界公认的“千年伟人”。20世纪末，全世界顶尖级的学者名流在全世界范围评选千年伟人。要在成千个著名人物中评选出谁是过往一千年内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结果马克思名列榜首，成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应当什么是对马克思的公正“定论”吗?
张五常写过一篇专门诽谤马克思的文章，题目是《最蠢莫过马克思》。在该文中他写道：“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参见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在这里，张五常自己蠢，读不懂《资本论》，却反过来责怪马克思蠢，岂非强盗逻辑!在这篇文章中，张五常强调地写道：“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凯不是难以自圆其说?”(参见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在张五常看来，他的逻辑是：由于有了私产，才能市场；有了市场，才有资本和资本家。他认为私产是基础，是出发点。这就是他的“独步单方”。换句话说，张五常的核心观点非常简明：市场和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私有产权是逻辑起点。人的自私性，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最初出发点。这种流行观点，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只要攻破这点，张五常的“理论”便即刻土崩瓦解了。然而，他的这一“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市场，即交换关系总和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分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必然性。“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4-125页)因而，产生了交换过程的必然性。正是交换使产品变为商品，使商品变为货币，形成商品货币关系体系，即市场经济。市场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表现而已。因此，不管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条件下，只有存在社会分工，就必然产生市场和市场经济。
至于人性的善与恶，那属于人类道德范畴。生产关系不能由道德来决定，而恰恰相反，道德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可见，张五常的基础是唯心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上述论点面前，张五常的“独步单方”不灵了，破产了!难道真如张五常所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吗?事实恰恰相反，是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奄奄一息，不堪一击。
俗话说，“老马识途”。对于张五常来华传教的目的，我国著名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的一番话可谓击中其要害。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引自海派经济论坛第14次研讨会上丁冰的发言)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13. 3 误导中国的“改革理论”实质及其危害性
张五常于1981年受科斯指使到香港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职务，其政治目的是观察和引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全面私有化道路，在中国建立私有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武器是科斯他的产权理论。他大言不惭地让人吹为“预言家”和“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张五常的所谓“改革理论”有二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应该全面实行私有化，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张五常由美国供给。第二，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应该实行激进的改革，即实行“休克疗法”，“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的”。
1997年11月7日，张五常说，1981年夏，“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文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因为我不顾普遍的怀疑和大量的批评，发表了这篇论文，所以我自然很想知道我的推测是否会成真。而要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担任香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是最好不过的职位了。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目的是向外行介绍产权经济学。”(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0页)在这里，张五常的观点和目的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按照他的预测进行，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他竭力推销其产权理论，国内的媒体大肆宣传，出版社也大力帮他的忙。例如《佃农理论》这部其产权理论的代表作，商务印书馆在一年半时间内印刷了5次，帮其推波助澜，流毒甚广。张五常自已则洋洋自得地说：“这表明强烈的倾向产权经济学”(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1页)“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1页)张五常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解释成是在中国重建生产资料私有制，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是所谓实行经济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改革，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在不改变主要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公有制性质的前提下，使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行农户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自主劳动与按劳分配，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产生了农业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张五常却把这一改革归结为搞私有化。他说道：“1981年，我推测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我没注意到几个月以前农业中推行的责任制会有这么大的作用，证明了我的论点。”(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2页)张五常居然把中国农业改革的巨大成功，归结为是搞了私有化，是由他预测的结果，真是令人感到吃惊。
他还把这一改革的实质作了进一步歪曲，任意往他的私有化观点上拉。他说道：“在中国，责任制无疑在农业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维持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而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事实上推行土地的私人使用，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2页)在这里，可见张五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分不清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是土地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决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十分清楚。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其次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即有中国特色。哪里有搞私有化的含义?张五常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所谓“经济解释”，解释为中国只在意识形态上、表面上实行社会主义，而在经济活动的实质上则搞私有化。我们不得不指出，张五常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蓄意搞歪曲和诬蔑。可见，他企图将中国拉向私有化轨道十分心切，到了生拉硬扯、语无伦次，不顾经济学基本常识的地步。
张五常以私有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工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就等于搞私有化。一听说中国批准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他认为是我们的失败，他在1997年11月说：“最近北京宣布，国有企业发行和分配股票的时机成熟了。我猜想，‘成熟’一词意味着他们失去的已够多了。”(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6页)其实，他不了解，我们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实行公司制改组、股票上市，正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实力，并不会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张五常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他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分光给个人，中小型国企业一律卖给私人。这与前苏联的“一大一”小做法是一样的。
张五常主张中国的银行业也要私有化。其目的无非是让国外金融资本入主中国金融市场，经挤垮中国的国有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只有金融业也私有化了，才能使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他主张将我国国有银行卖给私人。他说：“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4页)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的管理机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担负着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责。张五常要我们将人民银行也卖给私人。谁是最“有能力管理的人”呢?当然是外国金融资本家及其雇员。他的经济自由化意志也太过份了，要取消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
张五常十分垂涎上海，在多次讲演中鼓吹要上海学香港，使金融业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
取消中国政府干预。他说，上海“要发展金融中心，就必须取消银行管制，银行业就必须民营化(张五常所说的“民营化”，其含义等于“私有化”)，必须开放，面对世界的竞争。我相信，在5年内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市场会再一次发挥其魔力。………只有金融完全开放以后，这些办公楼宇才可能住满。”(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第506页。他指上海建成的高层办公楼大部分空置着。)
张五常鼓吹“腐败无害论”。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第506页)他竭力反对中国搞渐进式改革，理由是渐进式改革会使中国走上印度式体制，陷入泥坑。他警告道：“中国正在走印度之路，如果仍然采取渐进式改革，中国就可能陷入印度体制，伟大的改革就全部结束了”。(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第506页)
渐进式改革，是我们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过摸索，不断总结经验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路径选择。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已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有效的，获得了成功。在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确定之后，改革实施步骤完全可以用“试错”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渐渐地推进。这样作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二是可使广大群众对改革措施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提高，最终使改革平稳而有序地推进，经过各个必经阶段，最后达到预定的目标--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对于这个众所公认的事实和道理，张五常闭口不谈、闭眼不看，而是叨叨不休地推销“休克疗法”，妄图改变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式，使中国改革陷进失败的泥潭。
14. 4 加速中国私有化：鼓吹“休克疗法”的动机
张五常“改革理论”的另一行重点问题，即他竭力主张和推荐中国改革搞所谓“休克疗法”，搞激进的改革，笔者将在这一节中专门谈一谈。笔者以下之所以要追溯一下“休克疗法”的来龙去脉及后果，目的在于告诉读者：假若我国的改革当初果若依了张五常的“设计”，搞“休克疗法”，那就上了大当，结果肯定是与前苏联一样的。现在我们应庆幸的是没有上张五常设置的这个圈套的当。
所谓“休克疗法”，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剂“良方”。其基本精神包括放开物价，紧缩银根，货币自由兑换，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稳定宏观经济的措施。1985年，在拉丁美州的玻利维亚试行，用来治疗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外债危机，结果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制服了恶性通货膨胀。1990年，波兰政府也在萨克斯的帮助下，采用“休克疗法”治理经济，使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900%降到1991年8%，当年7月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7%，市场和财政状况获得明显好转。但这是一种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并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1992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克”后，反而造成大的动荡，经济状况未见好转。
“休克疗法”的疗效，只能说是稳定宏观经济的临时措施。宏观经济的失衡表现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从表面看就是一种货币现像，由过量的货币发行和流通，在市场上追逐少量的商品，从而造成价格的快速上涨。不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成本推进，还是需求拉上，或是结构矛盾，只要能够控制并缩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完全可以抑制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紧缩银根，减少财政补贴，控制投资项目，都能够很快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可以较快地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是，“休克疗法”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更不可能“长生不老”，而且也有很大的副作用。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将会滋生出失业率的上升。
波兰实行“休克疗法”确实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却带来了惊人的不良后果。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生产下降，团结工会政府也因此而下台。瓦文萨总统说，休克疗法在波兰并不成功。休克疗法可以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产生明显疗效，却不能在体制转轨中立竿见影。因为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的，不可能很快就转换成功。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治理经济环境和深化改革往往是交替进行的，不可能同时并举。既想深化改革，转换体制，又想稳定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事实上是不可能两者兼得的。
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实施中，是从3方面入手的。所有制的私有化转换是基础，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是主要内容，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是基本条件。这3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有制私有化与市场自由化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要实现体制的转轨，又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反过来，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又依赖于所有制转变的顺利进行。这三者构成了“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
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必须先采取紧缩信贷的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规模，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调控，提高贷款、存款利率，限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其次是紧缩财政，增收节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减少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消减军费和行政经费开支，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赤字，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在放弃原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实行对外的经济活动自由化，外汇的自由化，实现卢布自由兑换及卢布与美元的统一汇率。经济体制上，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对国有企业进行拍卖、招标、先建成股份公司然后出售股票。为加速私有化进程，1993年10月1日起，国家还向每一个公民无偿提供了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由1992年底的46815家，到1993年达到88000家。实际经济增长率，1992年为-19%，1993年为-12%，1994年为-13%，1995年为-4%，1996年为-5%，1997年，才结束连年下滑，首次出现正增长0.5%。消费品物价上涨率，1992年月平均39.4%，1993年下降到月平均20%，1994年下降到10%。1997年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2%，是休克疗法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
俄罗斯在采用“休克疗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休克”时间过长，“苏醒”时间延缓，“元气”也就丧失殆尽。1992年1月2日，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头几年经济情况根本未见好转。社会生产大幅下降，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增加，外贸逆差加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进程遇到重重阻碍，国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于是，“休克疗法”遭到众人强烈反对，政府被迫改组，经济政策开始调整，放慢了改革步伐。直到1997年才止住了国民经济连年下滑的趋势。
私有化未能使经济出现活力。长期来，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占极大部分，实行的是粗放经营，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大部分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生产高度集中，垄断性极强，市场适应能力极差。它们有高度发达的核工业，有先进的航天工业，可在太空建造“和平号”空间站，却造不出一个压力式热水瓶。这些都阻碍了体制转轨的顺利进行，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
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方面。所谓的“小私有化”则是将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通过拍卖和竞争变为私有。1993年底约8.1万家，占企业总数1/3，职工3000万，占全国职工的42%，到1994年6月，上升到70%。所谓“大私有化”，则是以股份制形式转换的，进展缓慢。1993年10月，在近14000家大企业中，有8200家改为股份制。俄政府向每个公民无偿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股东证券)，公司可以自由出售，或用于购买企业股票。到1994年7月，约有7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制，但这仅仅是改变了企业的法律地位，并未注入开发资本，也未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也未能焕发出企业应有的活力。到1994年年中，千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约有1800家陷于破产；到1994年底，失业人数近1000万人，失业率为13-14%。
俄罗斯的土地也实行私有化，俄政府发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人一份土地证和个人财产证，也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加快了，农业减产的情况也加重了。1993年农产品产量为9900万吨，1994年下降到8100万吨。近年来每况愈下。新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俄罗斯本来就是属于短缺经济，消费品供应一直紧张，物资紧缺成为经常现像，很难形成买方市场。在通货膨胀加剧、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实行紧缩政策，更造成市场供给进一步短缺。
1992年实施“休克疗法”后，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2/3。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20%的最富有的俄罗斯人占有现今总收入的43%，而20%的最贫穷的人口只占有9%。1993年最高收入者的工资与10%的最低收入者的工资之比为26：1，而1992年为6：1。作为对照的资料是，1989年苏联的相应比例是4：1，美国为6：1，中国为3：1，拉美国家为12：1。”
为什么1992年初，俄罗斯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的转轨方式，而不采取渐进的方式呢?这与西方贷款的诱惑也是分不开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曾给俄罗斯许下了不少诺言。正当俄罗斯上了休克疗法的手术台后，由于自身面临许多经济困难，加上政局动荡，西方国家在“输血”问题上心存疑虑，很少兑现，或者提出了许多苛刻条件。1992年4月，西方允诺2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93年4月，又应诺434忆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先后共674亿美元，实际上只到位11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的庞大计划，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多年来，俄罗斯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试图以一次性的“休克”就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未免显得有些天真。迄今，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无大的进展，更谈不上成功。在重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程。
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生产连年下降。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袭击到原本体质虚弱的俄罗斯。独立初期，盖达尔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和丘拜斯搞的“证券私有化”均告失败。如今，内债超过700亿美元，外债约1300亿美元，内外债务总和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4%。1997年好不容易止住国民经济下降并略有回升，1998年又开始下滑，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5%，通货膨胀率高达75-80%。一年接连三次爆发了金融危机，汇市混乱、股市暴跌、债市瘫痪，卢布贬值了70%。海外舆论认为，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危机使俄罗斯陷入了前苏联解体以来最为严重的困境，整个经济再度滑向崩溃的边缘。
美国的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提高垮了前苏联的国民经济。萨克斯罪责难逃，因为正是他担任了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搞“小卖大股”，倡导休克疗法，后来臭名远扬，辞职回国。回国后领了近1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研究中国私有化问题，给中国制定的方案也是“小卖大股”，所不同的是由“休克疗法”变为渐进疗法。此外他提出美国经济学家不用事必躬亲，通过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宣传这一理论就可以了。
萨克斯推行“休克疗法”有一套观点，他认为：(1)私有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内容。(这一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2)制定保护私有化的法律。(3)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4)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卖”。(5)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是建立股份公司，然后把股权卖给私人，包括卖给外国人。(6)多给党政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因为这些党政官员是过去培养出来的，是私有化的凶猛的反对者，要扫除这一障碍就是给他们股票，让他们腐败而下台(据吴易凤在“海派经济论坛”第14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与张五常的观点和主张如同一辙。这毫不奇怪，张五常本人也在充当着萨克斯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可看清楚什么是所谓“休克疗法”，它给苏联带来了什么后果。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休克疗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
14. 5 “张氏理论”走红的原因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Ronald H.Coase)被西方经济学界推崇为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科斯定理”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不仅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提到产权理论都言必称科斯，就连目前中国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的论文，大都也言必称科斯，将科斯的论文奉为经典加以引用。然而，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它不仅很玄，而且很混乱，难以称为“理论”。这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井蛙四郎：《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载《法学研究交流》，1998年第2期)虽然张五常不可能获得成功，然而上述评价完全适用于张五常。这是因为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的所谓产权理论实际是贩卖科斯的一套货色，也是乱而玄的蒙人的东西。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的研究对像是私有产权，科斯等人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我国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公有产权，因此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所谓产权理论，根本不能作为我国产权改革的理论指导。只有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80年代后期，西方产权理论开始传播到我国国内。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逐步形成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科斯开始在我国学术界走红，张五常也跟着走红。张五常跟着科斯在我国学界走红，并非因为他们的所谓“理论’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适应了正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上看，迎合某种需要的理论与该理论是否科学，常常是不一致的。不能认为某种理论流行了、走红了，它就是科学的理论精品。用演艺界的现像也能类比此理。假如某一歌星被捧红了，很走红，票房价值攀高，是因为迎合了某种需要，而并不能说明他(她)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歌手。张五常在大陆走红的原因，正是迎合了国内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需要。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从60年代末开始风行一时，使科斯走红。
在我国，80年代末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并泛滥，将张五常捧为经济学的红星，甚至称为“张五常旋风”。在我国，竟然科斯和张五常的产权理论被用作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而被用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悄悄的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而根本不提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岂非咄咄怪事!
人们会问：马克思到底有没有产权理论?如果说马克思根本没有产权理论，当然就只好使用科斯和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了。张五常恶毒攻击，他说马克思是最蠢的，发表了文章《最蠢莫过马克思》。
我国著名学者吴易风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中蕴藏十分丰富的产权理论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后得出了重要结论：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吴易风认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并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组合体；财产权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在财产权这一组合体中，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具有各种形式。这样，马克思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发现了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参见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84页)我认为，吴易凤的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加以大大宣传。
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和调整。这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我国的国有产权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由此可见，我国国有经济的产权改革，必须而且完全可以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作为依据和武器。
必须指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至今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尚未引起重视，没有将它置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的地位，没有将它列入改革指导理论中。相反，从上至下却对科斯、张五常的所谓理论推崇备至，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指导上一大失误。
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所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发展和创新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能够担此重任。
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商业经济学、财政学、《资本论》研究。发表文章380余篇，出版专著18部，其他著述40多种。代表作有：《李炳炎选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之三十五，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社本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新成本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8次主持国家级和省级社科基金研究课题，论著获奖98项。
14 剖析张五常理论的伪科学性质
李炳炎
近年来，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在国内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到处走穴讲演，产生很大影响，成了经济学界“红星”。本文对这一不正常现像作了透视评论，提出其理论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伪科学，目的在于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中国的改革，企图使中国走全面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呼吁加以警惕和批判。
14. 1 “张五常旋风”的误解
2002年年初以来，持续多年的“张五常热”再度升温。4月22日至24日，张五常在北京分别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一连作了四场演讲。随后匆匆南下，4月底在南京大学和上海某高校又作了多场讲演。所到之处，听讲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爆满会堂，会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大有“追星”之势。张五常本人及其妻子，则居高临下，摆开传道布施，教训愚民之姿，满口狂言乱语，却博得阵阵喝彩。媒体大肆炒作，似众星拱月，纷纷扬扬。《北京青年报》4月29日称“经济学家的明星风采令许多读者心向往之”。《人民画报》6月号在突出位置刊登张五常简介及照片，称“张五常旋风”云云。这种炒作产生了许多误解。
人们不禁要问：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今天，怎么会有如此的怪现像发生?怎能容忍一位彻底的反马克思主 义、反社会主义的美国派来的传教士口出狂言，污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危害改革开放大业?这一事实说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真空地带。美国发现后，立即不失时机地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张五常之流向中国民众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妄图将中国改革的走向纳入美国国家战略需要的轨道，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这就是近年来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根源。值得提及的是，张五常讲演的组织者和其著作出版者们，不是一般的追星族，他们是这些大学的校长、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他们负责有对这股思想浊流推波助澜的责任。由于是他们出面，使青年人误以为张五常有背景和来头，其观点是党和政府的观点。
近来，已有杰出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程恩富、顾海良教授等一些率先觉醒的学者起来批判张五常，然而却声势不够。有一位花费不少笔墨批判张五常的南开大学的博士，同时却在批判文章中这样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无疑是建立产权清晰、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笔者和张五常先生并无本质上的分歧。”(梁正等著：《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这一结论推翻了他对张五常批判的全部内容。因为张五常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这种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与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一斑，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新一代学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既然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对张五常的思想论争已经开始，中国与时俱进而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理应责无旁贷地起来积极参与这场严峻的思想交锋。
14. 2 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综观张五常的许多著述、言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忠实地捍卫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狰狞面目和险恶用心，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和敌视。我在这里首先要驳斥张五常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
张五常为什么对马克思如此仇恨?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马克思倾其毕生的精力，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学说。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共产党，有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广大的劳苦大众才得到翻身和解放。假如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100多年前的产生，人类社会至今可能仍处于黑暗中生活。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社会的面貌。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成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救星，也成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克星。这就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对他的长期不断的攻击。100多年来，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的攻击。我们来看看，张五常这位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恶毒攻击马克思的。
就在最近，4月下旬的北京讲演中，张五常说：“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年，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参见《北京青年报》4月29日，张五常：《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张五常好大口气。马克思的书，当然是指《资本论》。《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丰碑，是人类知识的宝库。马克思花费40年心血写成的这部巨著，是前人智慧的高度结晶与升华。张五常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能说明他知识的浅薄，不能说是《资本论》没有水平。张五常竟敢唯我独尊，说是因为他读不懂，因而《资本论》就是错误的。这是何等武断、何等唯心主义的结论。
张五常的狂妄自大，是一贯的。他一贯恶毒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中国走私有化道路。1999年他在华中理工大学作讲演时和2001年他在暨南大学作讲演时，曾这样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几个钉子而已。”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的恶毒谩骂和人格攻击，是绝不允许的。可见张五常的言论非常恶毒和卑劣。
马克思虽然早已过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远有生命力，这是公众对马克思的“定论”。若要对马克思作“盖棺定论”，恐怕不由张五常一人说了算，历史自有公论。马克思是世界公认的“千年伟人”。20世纪末，全世界顶尖级的学者名流在全世界范围评选千年伟人。要在成千个著名人物中评选出谁是过往一千年内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结果马克思名列榜首，成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应当什么是对马克思的公正“定论”吗?
张五常写过一篇专门诽谤马克思的文章，题目是《最蠢莫过马克思》。在该文中他写道：“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参见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在这里，张五常自己蠢，读不懂《资本论》，却反过来责怪马克思蠢，岂非强盗逻辑!在这篇文章中，张五常强调地写道：“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凯不是难以自圆其说?”(参见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在张五常看来，他的逻辑是：由于有了私产，才能市场；有了市场，才有资本和资本家。他认为私产是基础，是出发点。这就是他的“独步单方”。换句话说，张五常的核心观点非常简明：市场和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私有产权是逻辑起点。人的自私性，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最初出发点。这种流行观点，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只要攻破这点，张五常的“理论”便即刻土崩瓦解了。然而，他的这一“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市场，即交换关系总和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分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必然性。“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4-125页)因而，产生了交换过程的必然性。正是交换使产品变为商品，使商品变为货币，形成商品货币关系体系，即市场经济。市场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表现而已。因此，不管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条件下，只有存在社会分工，就必然产生市场和市场经济。
至于人性的善与恶，那属于人类道德范畴。生产关系不能由道德来决定，而恰恰相反，道德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可见，张五常的基础是唯心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上述论点面前，张五常的“独步单方”不灵了，破产了!难道真如张五常所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吗?事实恰恰相反，是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奄奄一息，不堪一击。
俗话说，“老马识途”。对于张五常来华传教的目的，我国著名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的一番话可谓击中其要害。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引自海派经济论坛第14次研讨会上丁冰的发言)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13. 3 误导中国的“改革理论”实质及其危害性
张五常于1981年受科斯指使到香港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职务，其政治目的是观察和引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全面私有化道路，在中国建立私有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武器是科斯他的产权理论。他大言不惭地让人吹为“预言家”和“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张五常的所谓“改革理论”有二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应该全面实行私有化，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张五常由美国供给。第二，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应该实行激进的改革，即实行“休克疗法”，“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的”。
1997年11月7日，张五常说，1981年夏，“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文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因为我不顾普遍的怀疑和大量的批评，发表了这篇论文，所以我自然很想知道我的推测是否会成真。而要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担任香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是最好不过的职位了。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目的是向外行介绍产权经济学。”(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0页)在这里，张五常的观点和目的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按照他的预测进行，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他竭力推销其产权理论，国内的媒体大肆宣传，出版社也大力帮他的忙。例如《佃农理论》这部其产权理论的代表作，商务印书馆在一年半时间内印刷了5次，帮其推波助澜，流毒甚广。张五常自已则洋洋自得地说：“这表明强烈的倾向产权经济学”(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1页)“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1页)张五常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解释成是在中国重建生产资料私有制，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是所谓实行经济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改革，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在不改变主要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公有制性质的前提下，使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行农户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自主劳动与按劳分配，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产生了农业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张五常却把这一改革归结为搞私有化。他说道：“1981年，我推测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我没注意到几个月以前农业中推行的责任制会有这么大的作用，证明了我的论点。”(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2页)张五常居然把中国农业改革的巨大成功，归结为是搞了私有化，是由他预测的结果，真是令人感到吃惊。
他还把这一改革的实质作了进一步歪曲，任意往他的私有化观点上拉。他说道：“在中国，责任制无疑在农业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维持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而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事实上推行土地的私人使用，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2页)在这里，可见张五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分不清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是土地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决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十分清楚。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其次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即有中国特色。哪里有搞私有化的含义?张五常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所谓“经济解释”，解释为中国只在意识形态上、表面上实行社会主义，而在经济活动的实质上则搞私有化。我们不得不指出，张五常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蓄意搞歪曲和诬蔑。可见，他企图将中国拉向私有化轨道十分心切，到了生拉硬扯、语无伦次，不顾经济学基本常识的地步。
张五常以私有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工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就等于搞私有化。一听说中国批准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他认为是我们的失败，他在1997年11月说：“最近北京宣布，国有企业发行和分配股票的时机成熟了。我猜想，‘成熟’一词意味着他们失去的已够多了。”(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6页)其实，他不了解，我们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实行公司制改组、股票上市，正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实力，并不会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张五常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他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分光给个人，中小型国企业一律卖给私人。这与前苏联的“一大一”小做法是一样的。
张五常主张中国的银行业也要私有化。其目的无非是让国外金融资本入主中国金融市场，经挤垮中国的国有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只有金融业也私有化了，才能使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他主张将我国国有银行卖给私人。他说：“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4页)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的管理机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担负着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责。张五常要我们将人民银行也卖给私人。谁是最“有能力管理的人”呢?当然是外国金融资本家及其雇员。他的经济自由化意志也太过份了，要取消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
张五常十分垂涎上海，在多次讲演中鼓吹要上海学香港，使金融业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
取消中国政府干预。他说，上海“要发展金融中心，就必须取消银行管制，银行业就必须民营化(张五常所说的“民营化”，其含义等于“私有化”)，必须开放，面对世界的竞争。我相信，在5年内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市场会再一次发挥其魔力。………只有金融完全开放以后，这些办公楼宇才可能住满。”(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第506页。他指上海建成的高层办公楼大部分空置着。)
张五常鼓吹“腐败无害论”。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第506页)他竭力反对中国搞渐进式改革，理由是渐进式改革会使中国走上印度式体制，陷入泥坑。他警告道：“中国正在走印度之路，如果仍然采取渐进式改革，中国就可能陷入印度体制，伟大的改革就全部结束了”。(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第506页)
渐进式改革，是我们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过摸索，不断总结经验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路径选择。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已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有效的，获得了成功。在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确定之后，改革实施步骤完全可以用“试错”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渐渐地推进。这样作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二是可使广大群众对改革措施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提高，最终使改革平稳而有序地推进，经过各个必经阶段，最后达到预定的目标--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对于这个众所公认的事实和道理，张五常闭口不谈、闭眼不看，而是叨叨不休地推销“休克疗法”，妄图改变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式，使中国改革陷进失败的泥潭。
14. 4 加速中国私有化：鼓吹“休克疗法”的动机
张五常“改革理论”的另一行重点问题，即他竭力主张和推荐中国改革搞所谓“休克疗法”，搞激进的改革，笔者将在这一节中专门谈一谈。笔者以下之所以要追溯一下“休克疗法”的来龙去脉及后果，目的在于告诉读者：假若我国的改革当初果若依了张五常的“设计”，搞“休克疗法”，那就上了大当，结果肯定是与前苏联一样的。现在我们应庆幸的是没有上张五常设置的这个圈套的当。
所谓“休克疗法”，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剂“良方”。其基本精神包括放开物价，紧缩银根，货币自由兑换，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稳定宏观经济的措施。1985年，在拉丁美州的玻利维亚试行，用来治疗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外债危机，结果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制服了恶性通货膨胀。1990年，波兰政府也在萨克斯的帮助下，采用“休克疗法”治理经济，使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900%降到1991年8%，当年7月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7%，市场和财政状况获得明显好转。但这是一种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并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1992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克”后，反而造成大的动荡，经济状况未见好转。
“休克疗法”的疗效，只能说是稳定宏观经济的临时措施。宏观经济的失衡表现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从表面看就是一种货币现像，由过量的货币发行和流通，在市场上追逐少量的商品，从而造成价格的快速上涨。不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成本推进，还是需求拉上，或是结构矛盾，只要能够控制并缩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完全可以抑制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紧缩银根，减少财政补贴，控制投资项目，都能够很快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可以较快地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是，“休克疗法”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更不可能“长生不老”，而且也有很大的副作用。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将会滋生出失业率的上升。
波兰实行“休克疗法”确实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却带来了惊人的不良后果。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生产下降，团结工会政府也因此而下台。瓦文萨总统说，休克疗法在波兰并不成功。休克疗法可以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产生明显疗效，却不能在体制转轨中立竿见影。因为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的，不可能很快就转换成功。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治理经济环境和深化改革往往是交替进行的，不可能同时并举。既想深化改革，转换体制，又想稳定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事实上是不可能两者兼得的。
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实施中，是从3方面入手的。所有制的私有化转换是基础，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是主要内容，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是基本条件。这3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有制私有化与市场自由化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要实现体制的转轨，又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反过来，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又依赖于所有制转变的顺利进行。这三者构成了“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
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必须先采取紧缩信贷的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规模，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调控，提高贷款、存款利率，限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其次是紧缩财政，增收节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减少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消减军费和行政经费开支，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赤字，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在放弃原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实行对外的经济活动自由化，外汇的自由化，实现卢布自由兑换及卢布与美元的统一汇率。经济体制上，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对国有企业进行拍卖、招标、先建成股份公司然后出售股票。为加速私有化进程，1993年10月1日起，国家还向每一个公民无偿提供了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由1992年底的46815家，到1993年达到88000家。实际经济增长率，1992年为-19%，1993年为-12%，1994年为-13%，1995年为-4%，1996年为-5%，1997年，才结束连年下滑，首次出现正增长0.5%。消费品物价上涨率，1992年月平均39.4%，1993年下降到月平均20%，1994年下降到10%。1997年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2%，是休克疗法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
俄罗斯在采用“休克疗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休克”时间过长，“苏醒”时间延缓，“元气”也就丧失殆尽。1992年1月2日，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头几年经济情况根本未见好转。社会生产大幅下降，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增加，外贸逆差加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进程遇到重重阻碍，国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于是，“休克疗法”遭到众人强烈反对，政府被迫改组，经济政策开始调整，放慢了改革步伐。直到1997年才止住了国民经济连年下滑的趋势。
私有化未能使经济出现活力。长期来，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占极大部分，实行的是粗放经营，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大部分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生产高度集中，垄断性极强，市场适应能力极差。它们有高度发达的核工业，有先进的航天工业，可在太空建造“和平号”空间站，却造不出一个压力式热水瓶。这些都阻碍了体制转轨的顺利进行，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
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方面。所谓的“小私有化”则是将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通过拍卖和竞争变为私有。1993年底约8.1万家，占企业总数1/3，职工3000万，占全国职工的42%，到1994年6月，上升到70%。所谓“大私有化”，则是以股份制形式转换的，进展缓慢。1993年10月，在近14000家大企业中，有8200家改为股份制。俄政府向每个公民无偿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股东证券)，公司可以自由出售，或用于购买企业股票。到1994年7月，约有7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制，但这仅仅是改变了企业的法律地位，并未注入开发资本，也未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也未能焕发出企业应有的活力。到1994年年中，千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约有1800家陷于破产；到1994年底，失业人数近1000万人，失业率为13-14%。
俄罗斯的土地也实行私有化，俄政府发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人一份土地证和个人财产证，也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加快了，农业减产的情况也加重了。1993年农产品产量为9900万吨，1994年下降到8100万吨。近年来每况愈下。新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俄罗斯本来就是属于短缺经济，消费品供应一直紧张，物资紧缺成为经常现像，很难形成买方市场。在通货膨胀加剧、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实行紧缩政策，更造成市场供给进一步短缺。
1992年实施“休克疗法”后，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2/3。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20%的最富有的俄罗斯人占有现今总收入的43%，而20%的最贫穷的人口只占有9%。1993年最高收入者的工资与10%的最低收入者的工资之比为26：1，而1992年为6：1。作为对照的资料是，1989年苏联的相应比例是4：1，美国为6：1，中国为3：1，拉美国家为12：1。”
为什么1992年初，俄罗斯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的转轨方式，而不采取渐进的方式呢?这与西方贷款的诱惑也是分不开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曾给俄罗斯许下了不少诺言。正当俄罗斯上了休克疗法的手术台后，由于自身面临许多经济困难，加上政局动荡，西方国家在“输血”问题上心存疑虑，很少兑现，或者提出了许多苛刻条件。1992年4月，西方允诺2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93年4月，又应诺434忆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先后共674亿美元，实际上只到位11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的庞大计划，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多年来，俄罗斯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试图以一次性的“休克”就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未免显得有些天真。迄今，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无大的进展，更谈不上成功。在重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程。
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生产连年下降。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袭击到原本体质虚弱的俄罗斯。独立初期，盖达尔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和丘拜斯搞的“证券私有化”均告失败。如今，内债超过700亿美元，外债约1300亿美元，内外债务总和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4%。1997年好不容易止住国民经济下降并略有回升，1998年又开始下滑，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5%，通货膨胀率高达75-80%。一年接连三次爆发了金融危机，汇市混乱、股市暴跌、债市瘫痪，卢布贬值了70%。海外舆论认为，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危机使俄罗斯陷入了前苏联解体以来最为严重的困境，整个经济再度滑向崩溃的边缘。
美国的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提高垮了前苏联的国民经济。萨克斯罪责难逃，因为正是他担任了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搞“小卖大股”，倡导休克疗法，后来臭名远扬，辞职回国。回国后领了近1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研究中国私有化问题，给中国制定的方案也是“小卖大股”，所不同的是由“休克疗法”变为渐进疗法。此外他提出美国经济学家不用事必躬亲，通过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宣传这一理论就可以了。
萨克斯推行“休克疗法”有一套观点，他认为：(1)私有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内容。(这一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2)制定保护私有化的法律。(3)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4)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卖”。(5)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是建立股份公司，然后把股权卖给私人，包括卖给外国人。(6)多给党政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因为这些党政官员是过去培养出来的，是私有化的凶猛的反对者，要扫除这一障碍就是给他们股票，让他们腐败而下台(据吴易凤在“海派经济论坛”第14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与张五常的观点和主张如同一辙。这毫不奇怪，张五常本人也在充当着萨克斯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可看清楚什么是所谓“休克疗法”，它给苏联带来了什么后果。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休克疗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
14. 5 “张氏理论”走红的原因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Ronald H.Coase)被西方经济学界推崇为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科斯定理”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不仅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提到产权理论都言必称科斯，就连目前中国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的论文，大都也言必称科斯，将科斯的论文奉为经典加以引用。然而，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它不仅很玄，而且很混乱，难以称为“理论”。这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井蛙四郎：《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载《法学研究交流》，1998年第2期)虽然张五常不可能获得成功，然而上述评价完全适用于张五常。这是因为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的所谓产权理论实际是贩卖科斯的一套货色，也是乱而玄的蒙人的东西。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的研究对像是私有产权，科斯等人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我国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公有产权，因此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所谓产权理论，根本不能作为我国产权改革的理论指导。只有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80年代后期，西方产权理论开始传播到我国国内。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逐步形成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科斯开始在我国学术界走红，张五常也跟着走红。张五常跟着科斯在我国学界走红，并非因为他们的所谓“理论’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适应了正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上看，迎合某种需要的理论与该理论是否科学，常常是不一致的。不能认为某种理论流行了、走红了，它就是科学的理论精品。用演艺界的现像也能类比此理。假如某一歌星被捧红了，很走红，票房价值攀高，是因为迎合了某种需要，而并不能说明他(她)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歌手。张五常在大陆走红的原因，正是迎合了国内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需要。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从60年代末开始风行一时，使科斯走红。
在我国，80年代末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并泛滥，将张五常捧为经济学的红星，甚至称为“张五常旋风”。在我国，竟然科斯和张五常的产权理论被用作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而被用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悄悄的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而根本不提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岂非咄咄怪事!
人们会问：马克思到底有没有产权理论?如果说马克思根本没有产权理论，当然就只好使用科斯和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了。张五常恶毒攻击，他说马克思是最蠢的，发表了文章《最蠢莫过马克思》。
我国著名学者吴易风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中蕴藏十分丰富的产权理论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后得出了重要结论：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吴易风认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并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组合体；财产权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在财产权这一组合体中，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具有各种形式。这样，马克思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发现了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参见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84页)我认为，吴易凤的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加以大大宣传。
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和调整。这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我国的国有产权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由此可见，我国国有经济的产权改革，必须而且完全可以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作为依据和武器。
必须指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至今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尚未引起重视，没有将它置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的地位，没有将它列入改革指导理论中。相反，从上至下却对科斯、张五常的所谓理论推崇备至，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指导上一大失误。
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所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发展和创新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能够担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