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福 建 妈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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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妈 祖
妈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名女人了。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中国沿海的地方或内陆河道，以及世界各地有华侨聚集的大小埠头，几乎都有她的宫庙。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3千多座妈祖庙以及2亿多信徒。她的影响力从南方沿海辐射开去，遍及港澳台以及东南亚、朝鲜、日本、北美等20多个国家地区。从中国人崇拜本土神灵来看，能和她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就是关圣人了。
有趣的是，这一男一女两位神灵，都是从真人渐渐走上神坛的。只不过，关圣人还有一番“文治武功”，特别是经过《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人物精彩，形象丰满，故事传奇，从而拥有众多FANS的。对于关圣人的喜爱和崇拜，先是源于他诸多俗世间英勇事迹，积累了重重好感后，才渐渐被提升为神灵的；而妈祖却不然，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她的诸多事迹，也多是在她被神化后附会的传说。对她的顶礼摩拜，好像没有更多缘由，更像是被众人一下子推上神坛的。所以，她更显得传奇，其背后隐含的民族心理和精神动机，也就显得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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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是福建湄州人。据专家考证，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妈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普通的林姓人家，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言语，所以起名默娘。
根据中国人“神人异象”的传统，林默出生时，也被附上“地变紫，有祥光异香”的神秘气息。后来又传说在古井中得到“天书”，具备了“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乡民以病告，辄愈”的神奇本领。古代中国，民间文化中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封建迷信”的巫术，非常盛行。千百年来，“神汉巫婆”一直是一种神秘而持久的职业。在宋代文人笔记和地方志里，对林默真实身份的表述，便是用“巫媪”、“里中巫”这样的字眼。由此可见，林默也就是一个女巫罢了。但因她识些天文，懂点医理，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所以渐渐为乡人所信赖，特别是她“出元神救兄弟”的故事，以某种心理暗示，使得附近渔民相信她可以“预知吉凶”，从而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将她神化成可以“逢凶化吉”的保护神。
林默28岁便早早逝去，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她的死因，民间传说她在北宋雍熙四年(987午)的农历九月初九羽化升天，那只是乡人善意的附会罢了。但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一生从未婚嫁，这在古代非常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她特殊的身份吧。后人对此非常同情，所以在她成神之后，人们常会献上华美的衣装，频繁给她换装，期望她永远保持当年的美丽和青春模样。
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位善良女性同情和感戴的缘故吧，被称为“神女”、“龙女”的林默，早早就完成了民间神化的过程。她过世不久，当地乡民便在莆田湄洲岛为她建庙祭祀。这座“落落数椽”的简陋祠庙，也是最早的妈祖庙，当时已经香火旺盛，正可谓“祈祷报赛，殆无虚日”。到了天圣年间(1023—1032)，湄洲妈祖祖庙经不断“鸠资扩建”，使得“廊庑更加巍峨”，已经初具规模了。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北宋宣和五年(1123)，一位叫路允迪的宋朝官员，出使高丽(朝鲜)的途中，船遇大风巨浪， “八舟七溺”，唯有路允迪“祈求妈祖保佑”，得以平安脱险。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也正是这一年，也正是这一事件，宋徽宗下诏赐封“顺济”二字作为林默的庙额名号。这位原本只是民间信奉的神明，第一次受到官方认可，从此挤进皇家祭祠的正神行列。后来历代的皇帝，又对妈祖进行了30多次的褒封，其爵位从“夫人” 、“妃”直至“天妃”、“天后”，并被尊称为“天上圣母”，享受“春秋谕祭”的高级别、高规格的祭祠待遇。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宗教崇拜，历来就有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譬如说妈祖，虽是地方性的本土神灵，可因为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各大宗教流派都乐于将其纳入名下。因为妈祖是海上神灵，而古代航海中，最重要的导航技术，如指南针、罗盘、星图等，都与道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道教便当仁不让，先将其纳入自家的神话谱系。明代中期，有一部广为流传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书中假借太上老君之口，附于妈祖种种得道的故事，刻意将其塑造成为道教的神仙。过去，每逢妈祖的重要节日，当地道士都会来庙中作法事。而福建长乐西关的天后宫，其正殿前方的藻井中央，则绘有道教的八卦和阴阳鱼图形，这则是妈祖与道教渊源的另一个明证。
自然，在民间同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佛教也不甘落后，同样积极将妈祖融入自己的神话世界中。在佛教神话的演绎中，林默则与观音菩萨有着亲密的关系。她是东海龙王的女儿，有一次贪玩遇险，被观世音菩萨挽救，从而成为观音菩萨的随从侍女。后来感于林家夫妇笃信观音菩萨，进香礼拜又非常虔诚，所以将其赐予林家。
早在南宋时期的《顺济圣妃庙记》中，林默便有“通贤神女”或“龙女”的称号，可见当时的老百姓，就已经认定林默就是龙女下凡的神女了。将她向观世音菩萨积极靠拢，大概是有感于林默的年轻美貌和慈善心肠吧。而关于她是小龙女下凡的另一“神”证，则是当地的一个神奇现象。那就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林默诞辰）和九月初九（她的升天日期），当地的海岸边会聚集大量的蛤蟹鱼虾。其实，根据科学的解释，这期间恰是甲壳动物的产卵期罢了，可当地老百姓更愿意相信这个有趣的神话：这一切都是龙王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因此在莆田湄洲岛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民俗，那就是在妈祖的纪念日，绝不允许捕捞伤害靠岸的水族，因为它们都是龙王派来探望小龙女林默的贵客。
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妈祖的传说更加神奇，她的身份也从观音菩萨的侍女渐渐幻化为可与观音菩萨平起平坐的主神。特别是在她被封为“天后”后，她的宫庙里也模仿观音殿里十八罗汉拜观音的格局，立有十八位配祀的神灵。而妈祖像前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是以“一看（观其形）一听（听其音）”的寓意，巧妙暗示了妈祖与佛家观音菩萨的亲密关系。
在对妈祖神化的过程中，儒家也予以密切的关注，虽然在孔夫子的教导下，他们历来是“敬鬼神而远之”，可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优质的“文化”载体。因此，他们积极地对妈祖神话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添加了许多儒家教化的内容，譬如强调她出身官宦人家，是世代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另外，还特地增添了惩治恶霸，劝诫多做善事等故事，力图去除以往妈祖浓厚的巫女色彩，而尽力将其塑造成为儒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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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各大教派精心“包装”的妈祖，纵是金光闪闪，在神的世界荣耀无比，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神权永远只是世俗的神权，在其背后操控的，依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譬如今天泉州的天后宫，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初建的年代要追溯公元1196年前后的南宋时期。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在迁都临安后不久，便加封林默灵惠夫人，而到了宋孝宗时，再升一级，加封灵惠妃。南宋的皇帝为什么要对林默厚爱有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史料表明，南宋中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额占到全国总数的三成以上。对此，宋高宗曾深有体会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管理出海贸易的市舶司便设在泉州，因此，作为海上守护神的林默，其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得到皇家的厚爱。
在国运衰弱的时代，皇帝对妈祖的表彰和信赖，还不单是看重她可以守护保佑海外航行的船民，还期望妈祖可以赐予王朝更多的庇护。譬如在南宋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金兵南下进犯，长驱直入，包围重镇合肥。士兵们随身携带林默香火神符上阵迎击金兵，两军交战，士兵声称见到林默现身云间，挥舞军旗，军士们更加奋勇，一举解了合肥之围。事后宋宁宗赐封妈祖为“灵惠助顺显卫妃”，此后数十年间，妈祖的封号中屡屡出现英烈、协正等字眼。一个孱弱的王朝，竟要把“匡扶正统”的重任交付一位女性的神灵，想来真是可笑。
自然，主管海上平安的妈祖拯救不了这个可怜的王朝（别的神灵也不能），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却依然心照不宣地对妈祖进行加封行赏。譬如公元1281年，元朝的忽必烈便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此后几十年间又数次加封，最后一次加封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长达十二个字，超过以往所有封号。虽然妈祖是汉族人，可加上一个“天”字，成为天神，那就没有种族划分的界线了。元朝统治者对这位深得民心的海神推崇备至，其着眼点还在朝廷对于海运的重视和依赖：一方面是元时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供应京师的海上漕运线。公元1329年，元朝的皇帝曾派遣“天使”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进香之旅。 他们耗时半年，行程近万里，沿途拜谒淮安、苏州、杭州、绍兴、温州、福州、湄州、泉州等重要港口的十五座妈祖庙，并代表皇帝呈献祭文。此后二十多年间，这样高规格的祭祀持续了五次。至此，妈祖已经升为国家级的航海保护神。
皇权大于神权的另一明证，便是统治阶级可以“翻手为云”，将其捧上至高无上的尊位，也可以“覆手成雨”，轻易将其拉下神坛。譬如到了明代，由于明朝初期确立闭关锁国的保守海洋政策，使其拒绝海洋的诱惑。海外贸易既然不再重要，海神妈祖也就不再显得尊贵。昔日的庙宇被拆除，神像也被捣碎销毁，明代一位御史朱水制记载了他所见拆庙的景象：人们拆毁妈祖庙，毁坏神像，庙里粗大的梁柱被拆走移作它用。
皇权的至尊和漠然，还表现在整个明代三百年，妈祖获得的官方封号，能确定的只有两次。与此相比，元代仅在几十年间，就连续加封六次之多。明代妈祖获得的第一次封号，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据说，每到规模较大的妈祖庙，郑和都会亲率部下进庙拜谒，十分虔诚。而在他第一次下西洋归来后，还特地向永乐皇帝提出在龙江（下洋的起点）建造天妃宫的请求。天妃宫落成后，郑和奉旨前往祭祀，同时带去明代开国以来的首度御赐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众所周知，郑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于妈祖了解未必很深，但他下西洋所依赖的船工水手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多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因为，他推崇妈祖，可能也是基于凝聚人心的考虑吧。
后来，永乐皇帝基于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集体表彰，还曾对妈祖进行过一次加封，然而却一直没有和前朝一样，将其列入国家级的正式祭祀程序。直到万历年间，一位叫陈侃的使臣出使琉球时，海上遇到险情，在一位老船员的提示下，陈侃写下“诏敕在船，龙神免朝”的八字令牌，海面竟然立马云开雾散，重归宁静。虽然这个功劳，陈侃在上疏皇帝的奏折上归功于妈祖显灵，可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因为有皇帝的诏令在先。这样的说法自然给足了皇帝面子，因此也就同意了将妈祖列入官方祭祀的正式程序。但也只是限定赴琉球的册封使船，前后可以举行两次正式的祭祀仪式，一次是在出发时，祈求妈祖保佑出行顺利，一次是在返回后，举行祭祀报答妈祖。
而清代以来，因为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时局变化和政治需要，妈祖信仰进入发展的全盛期，从康熙到同治近两百年间，六位皇帝十余次加封，妈祖的称号也由明代的天妃升至天后，封号长达六十四个字，在同时代女神中名号最长，地位尊贵，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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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皇权虽然对神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可与世俗对神权的影响相比，皇权又有点相形见绌。这是因为：老百姓可能无法影响皇权，却能够以集体的意志去改造神灵。换言之，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其实说到底就是信自己。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去打造出一个全能的、为民的，永远和老百姓心连心的精神偶像。而且，中国历来地域观念浓厚，对于神灵的信仰，也往往只认“老乡牌”的。因此，妈祖信仰在清代中后期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和当时伴随经济发展的移民潮有关。
譬如说厦门，当时的移民以漳泉一代移民居多，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移民初到厦门，多以捕鱼和海上运输为业，妈祖海神的威名自然是当仁不让。据《厦门通志》记载，当时的妈祖庙宇极多，超过一百座。
再如四川，自从明清时代的客家移民由广东福建等地迁入四川后，妈祖作为老家的神明也就在巴蜀地区扎根落户，从明清到近代，妈祖的香火一直延续不断。譬如在四川成都的洛带镇，就曾有一座三层建筑的广东会馆，其最上层便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妈祖庙。而在成都周边的其他古镇，如新都，黄龙等，也都曾经建有妈祖庙。据统计，清代中后期，巴蜀地区的妈祖庙已经超过两百座。
还如移至湘西芷江的福建客民，也从没放弃他们的信仰，并在舞水河畔建有一座精致豪华的天后宫，它是内地规模最大的妈祖庙之一，始建于乾隆十三年，距今已有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他们已经远离大海，可与海上生活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后宫边上的舞水河，直通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再往下就是武汉三镇，接着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一直奔腾流入大海，离家也就不算远了。而在明清时期的内河航运领域，福建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各大城市埠头，多建有妈祖庙，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妈祖庙的遍地开花，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明清时代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当人口大量增加时，滨海地区贫瘠的土地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时，大量广东福建的民众，只好被迫背井离乡，大量向海外移民。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朝鲜、日本等地，都有来自闽粤的移民。遗憾的是，那时官方对海外侨民多持敌意态度，认为“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使得海外侨民成为有家难回的天朝弃民。于是，妈祖庙成为海外游子寄托思乡情怀的精神栖息地。于是，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兴修妈祖庙或福建会馆。譬如澳门妈阁庙，起初便是由漳泉潮三地商人修建，称为三州会馆，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岭南最古老的妈祖庙之一。便是澳门（MACAU）的名字，也于妈阁庙有关。如今，她的庙宇仍然遍布沿海甚至东南亚、美洲、欧洲，仅台湾一地，登记在册的妈祖庙就超过六百座。
妈祖信仰的盛行，还在于她是集无私、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她的亲和力更是别的神灵无法比拟。如今，海外还有游子没有归家，他们还需要神灵护佑，还需要妈祖守望。
那么，就让我们借妈祖之名，以亲情的名义祈祷：四海归一，天下一家吧。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2 22:59:52
苏 东 坡 的 海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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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私下以为，若谈地域文化，海南最应感谢的就是苏东坡。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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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 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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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
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
这片蛮荒千年的土地，太需要文明的滋润；这片土地的学子，太渴望高师的教化。为了明晓人生的意义，为了懂得圣贤的大道，为了学习文化的精妙，他们不怕风急浪高，不怕海贼劫道，也不怕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不怕“站错队”的政治风险，终是克服一切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困难，成群结队，风尘仆仆来到这座草堂寻求人生的答案。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
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
千年往事，慨然一叹。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
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
妈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名女人了。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中国沿海的地方或内陆河道，以及世界各地有华侨聚集的大小埠头，几乎都有她的宫庙。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3千多座妈祖庙以及2亿多信徒。她的影响力从南方沿海辐射开去，遍及港澳台以及东南亚、朝鲜、日本、北美等20多个国家地区。从中国人崇拜本土神灵来看，能和她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就是关圣人了。
有趣的是，这一男一女两位神灵，都是从真人渐渐走上神坛的。只不过，关圣人还有一番“文治武功”，特别是经过《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人物精彩，形象丰满，故事传奇，从而拥有众多FANS的。对于关圣人的喜爱和崇拜，先是源于他诸多俗世间英勇事迹，积累了重重好感后，才渐渐被提升为神灵的；而妈祖却不然，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她的诸多事迹，也多是在她被神化后附会的传说。对她的顶礼摩拜，好像没有更多缘由，更像是被众人一下子推上神坛的。所以，她更显得传奇，其背后隐含的民族心理和精神动机，也就显得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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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是福建湄州人。据专家考证，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妈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普通的林姓人家，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言语，所以起名默娘。
根据中国人“神人异象”的传统，林默出生时，也被附上“地变紫，有祥光异香”的神秘气息。后来又传说在古井中得到“天书”，具备了“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乡民以病告，辄愈”的神奇本领。古代中国，民间文化中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封建迷信”的巫术，非常盛行。千百年来，“神汉巫婆”一直是一种神秘而持久的职业。在宋代文人笔记和地方志里，对林默真实身份的表述，便是用“巫媪”、“里中巫”这样的字眼。由此可见，林默也就是一个女巫罢了。但因她识些天文，懂点医理，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所以渐渐为乡人所信赖，特别是她“出元神救兄弟”的故事，以某种心理暗示，使得附近渔民相信她可以“预知吉凶”，从而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将她神化成可以“逢凶化吉”的保护神。
林默28岁便早早逝去，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她的死因，民间传说她在北宋雍熙四年(987午)的农历九月初九羽化升天，那只是乡人善意的附会罢了。但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一生从未婚嫁，这在古代非常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她特殊的身份吧。后人对此非常同情，所以在她成神之后，人们常会献上华美的衣装，频繁给她换装，期望她永远保持当年的美丽和青春模样。
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位善良女性同情和感戴的缘故吧，被称为“神女”、“龙女”的林默，早早就完成了民间神化的过程。她过世不久，当地乡民便在莆田湄洲岛为她建庙祭祀。这座“落落数椽”的简陋祠庙，也是最早的妈祖庙，当时已经香火旺盛，正可谓“祈祷报赛，殆无虚日”。到了天圣年间(1023—1032)，湄洲妈祖祖庙经不断“鸠资扩建”，使得“廊庑更加巍峨”，已经初具规模了。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北宋宣和五年(1123)，一位叫路允迪的宋朝官员，出使高丽(朝鲜)的途中，船遇大风巨浪， “八舟七溺”，唯有路允迪“祈求妈祖保佑”，得以平安脱险。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也正是这一年，也正是这一事件，宋徽宗下诏赐封“顺济”二字作为林默的庙额名号。这位原本只是民间信奉的神明，第一次受到官方认可，从此挤进皇家祭祠的正神行列。后来历代的皇帝，又对妈祖进行了30多次的褒封，其爵位从“夫人” 、“妃”直至“天妃”、“天后”，并被尊称为“天上圣母”，享受“春秋谕祭”的高级别、高规格的祭祠待遇。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宗教崇拜，历来就有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譬如说妈祖，虽是地方性的本土神灵，可因为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各大宗教流派都乐于将其纳入名下。因为妈祖是海上神灵，而古代航海中，最重要的导航技术，如指南针、罗盘、星图等，都与道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道教便当仁不让，先将其纳入自家的神话谱系。明代中期，有一部广为流传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书中假借太上老君之口，附于妈祖种种得道的故事，刻意将其塑造成为道教的神仙。过去，每逢妈祖的重要节日，当地道士都会来庙中作法事。而福建长乐西关的天后宫，其正殿前方的藻井中央，则绘有道教的八卦和阴阳鱼图形，这则是妈祖与道教渊源的另一个明证。
自然，在民间同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佛教也不甘落后，同样积极将妈祖融入自己的神话世界中。在佛教神话的演绎中，林默则与观音菩萨有着亲密的关系。她是东海龙王的女儿，有一次贪玩遇险，被观世音菩萨挽救，从而成为观音菩萨的随从侍女。后来感于林家夫妇笃信观音菩萨，进香礼拜又非常虔诚，所以将其赐予林家。
早在南宋时期的《顺济圣妃庙记》中，林默便有“通贤神女”或“龙女”的称号，可见当时的老百姓，就已经认定林默就是龙女下凡的神女了。将她向观世音菩萨积极靠拢，大概是有感于林默的年轻美貌和慈善心肠吧。而关于她是小龙女下凡的另一“神”证，则是当地的一个神奇现象。那就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林默诞辰）和九月初九（她的升天日期），当地的海岸边会聚集大量的蛤蟹鱼虾。其实，根据科学的解释，这期间恰是甲壳动物的产卵期罢了，可当地老百姓更愿意相信这个有趣的神话：这一切都是龙王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因此在莆田湄洲岛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民俗，那就是在妈祖的纪念日，绝不允许捕捞伤害靠岸的水族，因为它们都是龙王派来探望小龙女林默的贵客。
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妈祖的传说更加神奇，她的身份也从观音菩萨的侍女渐渐幻化为可与观音菩萨平起平坐的主神。特别是在她被封为“天后”后，她的宫庙里也模仿观音殿里十八罗汉拜观音的格局，立有十八位配祀的神灵。而妈祖像前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是以“一看（观其形）一听（听其音）”的寓意，巧妙暗示了妈祖与佛家观音菩萨的亲密关系。
在对妈祖神化的过程中，儒家也予以密切的关注，虽然在孔夫子的教导下，他们历来是“敬鬼神而远之”，可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优质的“文化”载体。因此，他们积极地对妈祖神话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添加了许多儒家教化的内容，譬如强调她出身官宦人家，是世代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另外，还特地增添了惩治恶霸，劝诫多做善事等故事，力图去除以往妈祖浓厚的巫女色彩，而尽力将其塑造成为儒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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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各大教派精心“包装”的妈祖，纵是金光闪闪，在神的世界荣耀无比，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神权永远只是世俗的神权，在其背后操控的，依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譬如今天泉州的天后宫，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初建的年代要追溯公元1196年前后的南宋时期。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在迁都临安后不久，便加封林默灵惠夫人，而到了宋孝宗时，再升一级，加封灵惠妃。南宋的皇帝为什么要对林默厚爱有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史料表明，南宋中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额占到全国总数的三成以上。对此，宋高宗曾深有体会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管理出海贸易的市舶司便设在泉州，因此，作为海上守护神的林默，其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得到皇家的厚爱。
在国运衰弱的时代，皇帝对妈祖的表彰和信赖，还不单是看重她可以守护保佑海外航行的船民，还期望妈祖可以赐予王朝更多的庇护。譬如在南宋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金兵南下进犯，长驱直入，包围重镇合肥。士兵们随身携带林默香火神符上阵迎击金兵，两军交战，士兵声称见到林默现身云间，挥舞军旗，军士们更加奋勇，一举解了合肥之围。事后宋宁宗赐封妈祖为“灵惠助顺显卫妃”，此后数十年间，妈祖的封号中屡屡出现英烈、协正等字眼。一个孱弱的王朝，竟要把“匡扶正统”的重任交付一位女性的神灵，想来真是可笑。
自然，主管海上平安的妈祖拯救不了这个可怜的王朝（别的神灵也不能），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却依然心照不宣地对妈祖进行加封行赏。譬如公元1281年，元朝的忽必烈便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此后几十年间又数次加封，最后一次加封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长达十二个字，超过以往所有封号。虽然妈祖是汉族人，可加上一个“天”字，成为天神，那就没有种族划分的界线了。元朝统治者对这位深得民心的海神推崇备至，其着眼点还在朝廷对于海运的重视和依赖：一方面是元时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供应京师的海上漕运线。公元1329年，元朝的皇帝曾派遣“天使”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进香之旅。 他们耗时半年，行程近万里，沿途拜谒淮安、苏州、杭州、绍兴、温州、福州、湄州、泉州等重要港口的十五座妈祖庙，并代表皇帝呈献祭文。此后二十多年间，这样高规格的祭祀持续了五次。至此，妈祖已经升为国家级的航海保护神。
皇权大于神权的另一明证，便是统治阶级可以“翻手为云”，将其捧上至高无上的尊位，也可以“覆手成雨”，轻易将其拉下神坛。譬如到了明代，由于明朝初期确立闭关锁国的保守海洋政策，使其拒绝海洋的诱惑。海外贸易既然不再重要，海神妈祖也就不再显得尊贵。昔日的庙宇被拆除，神像也被捣碎销毁，明代一位御史朱水制记载了他所见拆庙的景象：人们拆毁妈祖庙，毁坏神像，庙里粗大的梁柱被拆走移作它用。
皇权的至尊和漠然，还表现在整个明代三百年，妈祖获得的官方封号，能确定的只有两次。与此相比，元代仅在几十年间，就连续加封六次之多。明代妈祖获得的第一次封号，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据说，每到规模较大的妈祖庙，郑和都会亲率部下进庙拜谒，十分虔诚。而在他第一次下西洋归来后，还特地向永乐皇帝提出在龙江（下洋的起点）建造天妃宫的请求。天妃宫落成后，郑和奉旨前往祭祀，同时带去明代开国以来的首度御赐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众所周知，郑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于妈祖了解未必很深，但他下西洋所依赖的船工水手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多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因为，他推崇妈祖，可能也是基于凝聚人心的考虑吧。
后来，永乐皇帝基于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集体表彰，还曾对妈祖进行过一次加封，然而却一直没有和前朝一样，将其列入国家级的正式祭祀程序。直到万历年间，一位叫陈侃的使臣出使琉球时，海上遇到险情，在一位老船员的提示下，陈侃写下“诏敕在船，龙神免朝”的八字令牌，海面竟然立马云开雾散，重归宁静。虽然这个功劳，陈侃在上疏皇帝的奏折上归功于妈祖显灵，可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因为有皇帝的诏令在先。这样的说法自然给足了皇帝面子，因此也就同意了将妈祖列入官方祭祀的正式程序。但也只是限定赴琉球的册封使船，前后可以举行两次正式的祭祀仪式，一次是在出发时，祈求妈祖保佑出行顺利，一次是在返回后，举行祭祀报答妈祖。
而清代以来，因为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时局变化和政治需要，妈祖信仰进入发展的全盛期，从康熙到同治近两百年间，六位皇帝十余次加封，妈祖的称号也由明代的天妃升至天后，封号长达六十四个字，在同时代女神中名号最长，地位尊贵，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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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皇权虽然对神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可与世俗对神权的影响相比，皇权又有点相形见绌。这是因为：老百姓可能无法影响皇权，却能够以集体的意志去改造神灵。换言之，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其实说到底就是信自己。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去打造出一个全能的、为民的，永远和老百姓心连心的精神偶像。而且，中国历来地域观念浓厚，对于神灵的信仰，也往往只认“老乡牌”的。因此，妈祖信仰在清代中后期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和当时伴随经济发展的移民潮有关。
譬如说厦门，当时的移民以漳泉一代移民居多，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移民初到厦门，多以捕鱼和海上运输为业，妈祖海神的威名自然是当仁不让。据《厦门通志》记载，当时的妈祖庙宇极多，超过一百座。
再如四川，自从明清时代的客家移民由广东福建等地迁入四川后，妈祖作为老家的神明也就在巴蜀地区扎根落户，从明清到近代，妈祖的香火一直延续不断。譬如在四川成都的洛带镇，就曾有一座三层建筑的广东会馆，其最上层便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妈祖庙。而在成都周边的其他古镇，如新都，黄龙等，也都曾经建有妈祖庙。据统计，清代中后期，巴蜀地区的妈祖庙已经超过两百座。
还如移至湘西芷江的福建客民，也从没放弃他们的信仰，并在舞水河畔建有一座精致豪华的天后宫，它是内地规模最大的妈祖庙之一，始建于乾隆十三年，距今已有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他们已经远离大海，可与海上生活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后宫边上的舞水河，直通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再往下就是武汉三镇，接着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一直奔腾流入大海，离家也就不算远了。而在明清时期的内河航运领域，福建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各大城市埠头，多建有妈祖庙，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妈祖庙的遍地开花，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明清时代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当人口大量增加时，滨海地区贫瘠的土地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时，大量广东福建的民众，只好被迫背井离乡，大量向海外移民。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朝鲜、日本等地，都有来自闽粤的移民。遗憾的是，那时官方对海外侨民多持敌意态度，认为“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使得海外侨民成为有家难回的天朝弃民。于是，妈祖庙成为海外游子寄托思乡情怀的精神栖息地。于是，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兴修妈祖庙或福建会馆。譬如澳门妈阁庙，起初便是由漳泉潮三地商人修建，称为三州会馆，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岭南最古老的妈祖庙之一。便是澳门（MACAU）的名字，也于妈阁庙有关。如今，她的庙宇仍然遍布沿海甚至东南亚、美洲、欧洲，仅台湾一地，登记在册的妈祖庙就超过六百座。
妈祖信仰的盛行，还在于她是集无私、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她的亲和力更是别的神灵无法比拟。如今，海外还有游子没有归家，他们还需要神灵护佑，还需要妈祖守望。
那么，就让我们借妈祖之名，以亲情的名义祈祷：四海归一，天下一家吧。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2 22:59:52
苏 东 坡 的 海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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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私下以为，若谈地域文化，海南最应感谢的就是苏东坡。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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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 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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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
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
这片蛮荒千年的土地，太需要文明的滋润；这片土地的学子，太渴望高师的教化。为了明晓人生的意义，为了懂得圣贤的大道，为了学习文化的精妙，他们不怕风急浪高，不怕海贼劫道，也不怕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不怕“站错队”的政治风险，终是克服一切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困难，成群结队，风尘仆仆来到这座草堂寻求人生的答案。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
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
千年往事，慨然一叹。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
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