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江阴抗战:海军悲壮自沉 陆军尸山血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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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是长江下游的咽喉,东距长江口约100千米,西距南京约200千米,江面较窄,岸上筑有炮台,一向为中国海军重点设防之地。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后,中国军事当局为保卫首都南京,防止日本凭借其海空优势,溯长江而上,决定在江阴构成封锁区。8月中旬,日军一面进攻上海,一面对长江航道进行袭扰。从9月22日起,日军开始对江阴封锁区进行突击,因舰艇无法接近,日军便每天派出几十架的大机群,对中国军舰和炮台狂轰滥炸,中国官兵同仇敌汽,猛烈还击。10月21日,中国又以第2舰队接防,继续坚守。直到12月3日,日军地面部队已逼近封锁区时,江防司令部才奉命撤退。江阴保卫战是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为壮烈的一次战役,对打击日军,拱卫首都,掩护后方,做出了贡献,但自身损失也很惨重。

    战争背景

    1937年11月21日,大批日机空袭江阴,轰炸了江阴县府、利用纱厂、南菁中学等目标。江阴县长兼江阴戒严司令部副司令袁右任上校疏散了大部份居民,江阴县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并且成立了江阴县抗敌后援会,袁右任县长兼任主任,县党部主委蒋醒亚任副主任。后援会成立后组织群众进行了消防,防空监视及灯火管制演习,并且利用3份地方报纸进行抗日宣导。同时后援会也成立了江阴情报站,袁县长自兼站长,这个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抽调警力沿江布置防空监视哨以观察敌舰及敌机活动。此外江阴县特务室主任萧焕章也成立谍报组以反制汉奸敌探活动。
    
    此时因为战局变化,军委会认为在整体态势上江阴要塞很有可能会突出防线,陷入包围,于是军委会决定在必要时放弃要塞。何应钦部长密令要塞准备将新炮拆迁撤退,这个撤退准备使得要塞官兵军心浮动。但第112师的顽强抵抗又使军委会改变判断,认为江阴要塞区的兵力以一战,于是军委会更改命令,命令许司令要坚守要塞。
    
    11月22日,日军华中方面军不顾其大本营的反对,拟定了第二期作战计画大纲,下令第10军对无锡、湖州继续推进。因为国军的防卫部队多为上战场的新败之师,战力不足,加上苏常与锡澄两个国防线的工事又出乎预料地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日军的推进相当顺畅。第10军以第13师团为前卫,在上海作战中损失过半的第9师团以及战力较完整的第16师团及第11师团跟进,向锡澄线发动攻势。
    
    11月25日,日军第3舰队长谷也集结了第3水雷战队、第11水雷队与第11扫雷队组成一支攻击舰队,准备完全打通江阴封锁线,清出水路。第11战队派出驱逐舰两艘与炮艇1艘参加编组。另外第1港务部也派出拖船4支。26日,日舰鹊号在段山沙炮击江面帆船示威,船队并停泊在段山港以东。国军情报指出这支船队共有大小船只60余艘,并不时向段山港与毛竹港的国军沿海阵地射击。
    
    27日,莲号、毌号配合4只扫雷用拖船组成支队开始向上游推进。上午10时,日舰驶到江阴封锁线之外锚泊,准备炮击要塞。在日舰抵达时,萧山甲4台接受要塞炮训练的官兵已经观测到日舰并完成测距。甲4台瞄定莲号后快放一轮,正中莲号,使该船起火燃烧。甲4台马上再放一轮四发炮弹,日舰向萧山炮台及巫山炮台还击,各舰发炮达百发,但是日舰的射程短于萧山上的甲4台,所以日寇只能望而切齿。1个小时之后日舰撤退。日军记录指称当时已经能由舰上望到封锁线。这是江阴要塞与日本海军直接接战的第一仗。
    
    刘兴总司令此时已经没有能力顾及无锡等地的防务,归江防军指挥的两个师在江阴外围拉开一条由青阳镇到江滨的刚性一线式防线(刘总司令称之为环形工事线),准备与日军决战。26日晚19时,刘兴总司令下达作战命令:
    
    (甲)江防军以主力固守江阴要塞,以一部警备江岸,施行持久抵抗,以保长江门户。
    
    (乙)第112师以主力占领由夏港口、夏港镇、青山、江阴城南至金童桥间之主阵地带,拒止敌人。
    
    (丙)第103师以主力占领由金童桥(不含)经杨家港、凤凰山东麓至长山东麓间之主阵地带,拒止敌人。
    
    (丁)第57军率第111师,以一部警备南通,拒止敌人上陆。以大部在靖江附近,协同要塞妨碍敌舰活动并拒止敌人上陆。
    
    (戊)要塞部队整备战,构成江上的火力阻塞线,制压敌舰之动作。尤需对于陆正面准备火力,支持陆军作战。
    
    (己)江防部队需以鱼雷快艇袭击敌舰,妨碍敌舰活动,掩护地区。

    刘总司令在11月23日上呈军委会的报告中对部队的士气表示忧虑,尤其是新自前线战场退下来的第103师,甚至发生了数起抢劫事件,淞沪会战初期的高昂斗志,已经因为作战中惨烈的牺牲而消沉。
    
    沉船封江策略
    
    中央海军的战略计画到1937年已臻成熟,长江成为海军布防的重心,一旦海疆有警,舰队将于长江集中,消灭侵入长江的日本海军部队,而后向相机往近海推进。这个战略思维是淞沪战役剌激下的产物,理论上符合海军当时的实力,但奇怪的是这个战略构想并没有进行过较完整的实兵操演,所以海军对舰队在长江作战只有一个理论性的战略构想,但是严重缺乏细部的战术研究。如何进行封江?如何组织舰队迎战?如何协同陆空部队?海军部并没有进行细致的检讨。所以当烽火又燃,长江再度告警的时候,海军马上将兵力集中到长江口之内。但是这批军舰并没有内江作战的战术修养,也没有适宜的指挥机构与陆空联合作战规画,舰队的武装与编组更没有经过针对内江作战的适当调整。当日军再度兵临淞沪的时候,海军当局再度显出无能为力。海军为了达成阻绝日军入江的任务,于是采用了最笨拙的方法:“为了缺乏准备的缘故,对于江防防御几乎措手不及,所以不得不在仓惶急遽之中,花了许多商船或军舰,出于沉船封锁的一种冒险方法”。
    
    沉船封江是一种相当昂贵而笨拙的作法。在1930年代,海军当局对于江面封锁只有沉船封江与鱼雷封江两种消极构想。抗战前期海军当局在长江进行了三次封江。江阴封江是以沉船封江方式执行,马当封江是以沉船封江与水雷布放方式进行,而马当至武汉航道之封锁是以水雷方式进行。在两种作法中,水雷封锁具有攻击性,成本低廉、效力强大,敷布范围广大,而且容易布署。
    
    1942年德国潜舰在纽约港口进行少量布雷,就让整个纽约航运陷入恐慌。而沉船封江则只能形成一道范围狭小且不具攻击性的静态水中障碍,成本高昂,执行不易。沉船封江的构思应该来源于实际经验,港口出入航道上的沉船时常严重影响航运,而一次大战时期也有一次对比利时塞布卢该港成功的沉船封锁。英国对塞布卢该港使用了3艘小废舰,但该港航道宽不过120呎,深不过20呎。而长江的江阴江面宽达3公里,深达100呎。所以这并不代表沉船在长江作战中也能够发挥积极的堵塞效用。
    
    抗战期间的“海军杂志”对沉船封江也有检讨:“平均以半海里计,三海里纵深的封锁面积,如用水雷封锁,只需配备500具,便可构成一坚强之封锁线。每具平均以400元估计,所费不外20余万元。用轮船封锁,需要二三千吨的商轮20余艘,其总额约在1500万元至2000万元上下,超过水雷封锁价格达80倍以至100倍。再参照我国轮船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形,仅有的船只尚需留著作为后方运输之用,若一旦都征集到前方施行堵塞,那末影响军运的前途一定是很大的……沉船封锁与水雷封锁,沉船封锁,防卫力较大,敌人从事破坏需费大力量。可是沉船不外是一种主干工作,沉船之外,还需加配各项辅助工事。譬如江阴封锁线沉船之后还继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沉石等各项辅助工事,来加强封锁线的防御力。不过沉船封锁,无论怎样坚固,总属于一种单纯的堵塞性质。”
    
    既然海军部早已洞察沉船封江的不妥,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沉船封江呢?海军部的解释如下:“水雷含有威力作用,能够给予敌人以膺惩,工作时间也比较沉船来的迅速,可以视战事的情况随时实施,不致多大影响到后方运输和国际间的航运问题。所以在中日战争还没发生以前,海军当局很早注意到这点。对于水雷的准备,如设厂、购备等,都有详细的规划,贡献给政府。但政府为了财力的关系,对海军所拟的方案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当时政府也默察到水雷在国防上的地位与价值,(于是)将此项任务另外交给一个军事机关来负责办理。可是这个机关,没有努力他的使命,放弃了他的责任,这是一个遗憾”。
    
    这个贻误整体江防战略的军事机关,指的就是长期与陈绍宽闽系海军作对的电雷学校。
    
    海军系统的内斗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之前海军的派系大致可以区分为中央海军(海军部与各直属单位,第1舰队、第2舰队、练习舰队,总吨位约4万4千吨),粤系海军(第4舰队,总吨位仅数千吨)与青岛系海军(第3舰队,即原东北海军,总吨位万余吨)。这几个派系之间不仅互相对立,而且派系内部也内斗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