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药”的改革 取决于“医”的改革 - 财经频道

　　药价调控风雨欲来。6月24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价格司药品价格处处长郭剑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为中国药品市场的价格监管者，国家发改委正在实施一系列举措，以加强药品价格管理，降低虚高药品价格。但刘振秋亦清醒的意识到，如果现行医疗服务体系补偿机制不改革，仅在药价上动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

　　《21世纪》：2009年底至今，新增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出现突击涨价，发改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郭剑英：现在统计下来，涨价主要出现在几类品种上：企业自主定价范围内的药品、中成药、独家品种。另外，实际上“空调”的居多，也就是说，尽管名义价格提上去了，但药品的市场价格没有变。

　　企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应对地方招标。去年10月以来，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市都进行了新一轮的招标采购，而提高招标价格有利于药品的销售。

　　刘振秋：进入医保就意味着进入国家定价目录了，有被降价的风险，所以受利益驱使，一些企业就会先把价格涨上来，希望给政府定价提供虚假信息减少降价风险。这种突击涨价，又拒不退回的，将来我们可能会采取一定的惩罚性措施。

　　《21世纪》：目前，发改委对此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刘振秋：昨天，发改委已经正式向各省市物价部门发电报，要求企业自查，在近期内有无涨价行为、涨价理由是否充分，物价部门也配合检查。如果理由不充分的，我们劝诫企业主动把价格调下去；对于确属合理涨价的，地方物价部门也要严格核查。

　　郭剑英：在没有下发电报之前，各地物价部门已经开始自行排查，对本省出现的新增品种涨价情况，都已经要求企业恢复到原价。对于拒不纠正的，地方物价部门将通报地方招标部门，取消其招标资格，这就意味着失去80%的市场。如有必要，我们还会考虑提交人保部，建议将其退出医保。

　　《21世纪》：对于这些药品的突击涨价，发改委为何无法有效控制呢？

　　郭剑英：政府主导的药品价格其实只管了很小一部分。目前的政府限价包括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指的是财政购买、免费发放的药品；政府指导价主要指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这两部分药品共计约2700种。除此之外的，都是企业自主定价，约8000多种，占药品总数的77%。

　　这次涉及涨价的药品，大部分以前都是市场调节价品种。在纳入医保目录到药品定价目录调整前，尚由企业自主定价。但突击涨价的行为的确不严肃，我们正在劝诫其恢复原价。

　　《21世纪》：不过，很多涨价药品已进入了地方医保增补目录的，属于地方政府定价范畴。并且，所有药品价格都有省级物价部门的登记备案，这又如何解释？

　　郭剑英：对于国家发改委来说，只要不是医保品种和一些特殊管制的药品，都是市场调节价，属自主定价范围。

　　目前，对于一些市场调节价药品，为掌握价格信息，一些地方价格部门对其价格备案和登记。但物价部门的登记备案不负责审查，只是一个信息记录和公开的过程，基本上是企业说多少，就给你登记多少，但会标注“企业自主定价”。

　　对市场调节价药品进行价格登记备案，虽然有利于掌握价格信息，但也是个双刃剑，做不好就会引起误解。登记价格涨了，其实是企业行为，但公众并不清楚这些细节。

　　芦笋片事件曝光之后，我们已经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取消对市场调节价药品的价格登记备案制度。如果是出于掌握市场情况的登记，物价部门也不允许对外公布。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些涨价药品的登记价格，已经全部作废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公众要了解药价情况，也就再也看不到了。

　　如果舆论环境能够宽松一点，我们还是希望地方上有这些市场调节价药品的数据，其实这样的数据多积累几年，是很有用的。但如果要求有数据就必须审查，那确实很难实现。

　　《21世纪》：登记备案制度取消之后，下一步对这些新进品种的定价，会参照哪些因素呢？

　　郭剑英：制定药品价格，需要收集很多环节价格数据，包括备案价、中标价、重点城市重点医院的进货价、各大医药商业公司的购进价等等。数据在时间跨度上，也要延伸至前几年。因此，这些企业近一年突击涨价其实是没有实质性作用的。

　　《21世纪》：那么在政府指导价范围之内的药品，发改委又是如何确定价格的呢？

　　郭剑英：市场经济开始之初，国内曾经一度放开药价，药品市场价格出现混乱，也威胁到医保收支平衡，因此政府的目标是逐步实现监管。

　　当初有两种监管思路，一是推倒重来，对所有药品实施重新定价，但这样做涉及到数万个规格剂型的药品，也无法核查所有企业的成本。在现行医药卫生体制下，也是不可行的。另一种是逐步降价，这也是现行的选择，把药价笼子逐渐收紧，把虚高的价格空间逐步挤出去。

　　2000年以来，医保目录三次扩容，我们也是根据医保的趋势来挤。现在可以说，2000年进入医保的品种已经挤得差不多了，2005年新进的品种还在挤，2009年的还没开始。我们将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

　　《21世纪》：那此次调价是否已有时间表？此前有说法称，会先对基本药物开刀，要降价30%至40%。

　　郭剑英：基本药物一直坚持的是动态调整。基本药物价格方案是去年10月份公布的，目前是否还会调整？是否是30%？我只能说这些都是行业内的猜测。时间是不定的，幅度是未知的。

　　《21世纪》：从发改委的角度看，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

　　郭剑英：药价是体制机制矛盾的综合反映，体制顺了，药价即使政府不调都会自然趋向合理。

　　“以药养医”的医药卫生体制形成已久，医院和医生需要药品来养活。医院和医生的名义收入低，主要靠药品销售来获利，药价中多少都存在着这种“养医”的费用。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把这些必要的但不合法的成本来合法化。我国台湾地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台湾健保制度推行之前，医药问题和大陆一样多。

　　刘振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药品价格问题是医药卫生体制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可以看到，这次涨价事件之后，各个医药主管部门并没有相互推诿，而是在一起努力解决。医改在今年进入攻坚阶段，药价这个问题因此显得尤其敏感。虽然国家政策三令五申，但是医生开处方的那支笔还是管不住。

　　“药”的改革取决于“医”的改革，如果现行医疗服务体系补偿机制不改革的话，仅从药价上动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