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用脚对政权投了不信任的一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最近，一些学者对中产阶级悲观失望，认为他们既不能担负经济的重任，也担负不起建设民主的重任。本来以为中产阶级增多能够带来社会的稳定，可此时的中产阶级玩起了胜利大逃亡。出国的出国，移民的移民。即使自己难以出国，也让孩子出国。出国当然不是古巴\朝鲜和索马里，大都以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其中多以美国为首选。中产阶级抽空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极，橄榄球型的社会难以形成，哑铃型的社会成为人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就说过，民主如果搞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否则民主就会是一个坏政体。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人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用中产阶级这一指标来分析民主，并泛化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但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方面的原因使中产阶级先天不足，使他们难以承担民主的重任，社会稳定的重任，中产阶级难产且畸形。

　　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又没机会也没能力补，这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不同，西方的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二者互为因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却是多方面促成的结果，这表现在：

　　历史上的先天不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严重匮乏，对人的财产的尊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体认、对自由的认识、对每一个人享有同等幸福和尊严的诉求存在着致命的缺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自由的无知程度。在这样一个缺少自由主义传统里，很难长出成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企业家。看看那些饭店里明目张胆地写着不允许自带酒水、看看那些地沟油、那些视人的生命为儿戏的众多矿难、生产三聚氰胺奶粉就知道中产阶级和权力同样自傲自大。

　　革命所导致的先天不足。农民战争不但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而且是中产阶级的死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其中一重要指标就是培育中产阶级还是消灭中产阶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毛泽东领导的战争仍然是农民战争，这场战争的战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灭亡。在建国之后把中产阶级以消灭地富反坏右的方式消灭掉，留下的就是工人、农民、军人、干部这几部分群体。工人和农民又被代表，表面上的工农联盟又被户籍制度分割开来。在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进入了阶级拉平化的社会，没有富人，但穷人遍天，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大体平均略有节余的思想。

　　经济上的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让一部分地区富起来之后，中产阶级才以发展私有经济的方式艰难的发展起来，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在体制外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遇到体制内的排斥和排挤，私有经济不得已或多或少的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体制内相互勾结，最终形成了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利益共同体。资本有原罪，权力也有原罪，握有资本的中产阶级和握有权力的中产阶级是权力与市场结合的怪胎——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而不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受益者，当出现潜在的危险时，他们选择逃跑，当民主政治来临时，他们选择了逃跑。

　　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中国的中产阶级表面上受到了大学教育，且不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鼓励创新，就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使得中产阶级处于一个精神双重人格。以大学为例，大学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群体。很多上意识形态课的老师知道讲给学生的都是假的，可是他们为了生存还得讲。很多搞党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博士生的论文和所学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知道他们报考的博士专业很多内容根本经不起推敲，他们自己不信，可他们还给学生讲。学生也不信，学生更会鹦鹉学舌。这样的中产阶级群体或中产阶级后备军不但不会进行文化的创新，就是人文教育、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的教育、人的言论、集会、思想和良心自由的教育都严重缺失，到社会能有民主、自由的想法吗?反对来，倒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却率先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权利的抗争，这真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个讽刺。

　　社会上的先天不足。毛泽东在建国后强调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以斗字当头的哲学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当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时，斗争哲学对社会边缘群体有着潜在的巨大的斗争能量。如果社会真的斗起来，不但极少数的富人成为掠夺的对象，就是中产阶级也必然是受害者。

　　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成了后发劣势，这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上，权力不受制约已经使政权呈现出溃败之势。一个书记为了平民愤当场解除一个“我是领导”的职务，表明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已经公开化和无序化。尤其是在党国体制下，权力的滥用主要是党的权力的滥用，一把手书记的滥用，对一把手书记的制约缺少有效的手段，对省级以上的书记的监督形同虚设，如果说有监督有成效更多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党国体制的权力滥用表现在本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空间的不当介入，在本应该成立捍卫工人权利的地方成立工会，在本该捍卫女人权利的地方成立女权组织，在本该捍卫农民权利的地方恢复或成立农会组织，结果却成立党组织，使工会组织、妇联组织成了党组织的附庸，农会组织被取消，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两个方面挤占和压缩了中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人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动物，中产阶级他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一定知道什么是不自由。他们甚至可以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他会要财产，他会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至少知道财产来之不易，他们听说过、他们看到过西方宪政的完善，他们从小就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知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他们对财产的侵犯有着本能的恐惧，他们看到权力的滥用经常会使无辜者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看到强势集团如何使他们变成房奴，他们看到他们邻里的幸福如何被剥夺，他们看到他们的同胞用下跪、自焚、上访都要不回可怜的财产、仅有的自尊，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受的不是益智而是弱智的教育，他们看到他们的同胞没钱医治而死在医院的门口的时候，也许逃跑就是求生本能的呼唤。无奈但不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