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文明——乌孙、月氏的迷踪 -

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吐火罗文残卷片段

　　此项关于人种变迁的回溯，择取了乌孙和月氏这两个已消逝于历史文化版图上的民族为研究切入点，搜集借鉴大量东西方史料，并对其进行考据与清理。其事实前提为公元前一千多年中亚地区的印欧白种人（雅利安人[Aryan]）的一个分支塞种人（Sake，亦作Shake）的大规模迁徙。根据考古发现，他们的一支经由土库曼斯坦至里海东南部，到达伊朗，因此被称为伊兰裔（Iranian）；与此同时，另一支抵达印度河上游，其后裔播迁印度河谷一带，被称为婆罗门（Brahman）。此外，中国西域地区亦落籍有伊兰裔人族群，对此最早和最详尽的书面记载分别留存于《史记·大宛传》与《汉书·西域传》，这两处文字记载加诸后世文献对此史实所着笔墨，便可勾勒乌孙和月氏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月氏语乃吐火罗语，与印度伊兰语族同属印欧语系，依据翔实史料可推断，吐火罗语族群与印度伊兰语族群拥有共同的远祖——雅利安人。并且，考古发掘与人种学研究均可对此进行佐证。据此亦可得出结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并非纯粹的东方宗教，佛教乃是藉由月氏并沿丝绸之路南北两路传播而进入中原。对西域人种沿革的勾勒过程，便是从人口迁徙、地域分化、人种混融、语言演变、宗教发展、文化传播、经济交流、军事抗衡等多方面，回溯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的过程。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一文中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一国与别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比较，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被视为比较文学成立的重要标识。苏其康教授择取已消逝的民族和失落的文明作为研究客体，将它们剥离某一静态时空的既成状态，置放于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巨大的学术张力与成熟的研究路数。他坦言，对西域史的研究兴趣，肇始于对唐诗中伊兰胡人相关内容的关注。汉语语境中的历史、宗教、艺术等学科在文学的源头曾与之共同呼吸吐纳，磅礴向前。然而时至今天，各门学科间的边界已然确立，研究者们在各自的学科场域中看视与反观。但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背景使得“去边界化”成为突破某些学科瓶颈的有效手段。在比较视域中打破学科藩篱，进行有效的科际整合何以可能，或如多莫利尔所言：“历史和哲学如何摆脱总被视为‘背景’的地位，成为评论的内容本身和前景透析的一个部分。”近年来，众多比较文学学者都在努力摆脱研究领域存在的以文学等单一学科统摄其他学科的旧有的普遍研究范式。此研究，以乌孙、月氏两个民族为基点，以族群迁徙路线为脉络，融汇文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维度视角，构建起纵越数千年，横跨亚欧大陆的时空坐标。

　　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的汇通性整合和多向度阐发，在凸显各学科本位性的同时，规避了因学科边界的模糊而可能导致的学科界限的消弭和学科主体性的丧失。近代考古发掘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王国维先生所谓“二重证据法”即结合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陈寅恪先生将其阐发为：“其（王国维）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西域人种研究，亦多倚重该地区所发现人类头骨的科学鉴定结果，以及尼雅出土的汉简、吐火罗文残卷等文物材料，与历代书面史料记载相佐证，不啻为“二重论证法”理论在实践层面出色的个案。

　　19世纪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阐述了梵语与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德语等印欧语系语言之间的可溯源流，欧洲历史学家进而研究语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因此语言被视为一系列线性历史的发展。他们认为，语言的丰富性与声音的多样性在增加的同时，其原始的基本成分依然可辨，即便语言以此方式置入动态的自由运动中，用于理解和寻找概念之间亲缘关系的线索依旧存在。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著作《古代社会》中多次使用同源词的比较方法研究雅利安人（Aryan）的文化特征。同样，西域人种变迁历史地图的勾勒，亦可借鉴对突厥回纥文佛典、梵语文献、古希腊语文献、中文文献中的相关词语，以及吐火罗语方言等的考证，在比较视域下进行语言学维度的研究，建立坚实的学术支撑框架。

　　当我们审视那些背依厚重学术底蕴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所凝聚的映射学科发展轨迹的力量。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界被称为“影响研究学派”的法国学派便是以诉求充分的实际材料与严密的论证方法相结合的实证主义见长，此主张为比较文学注入了实证性与科学性的内涵。梵·第根曾将比较文学的特质定义为将来源不同的事实加以采纳解释以期获得尽可能多的结果。后起的美国学派对文学本位意识和审美价值的提倡有效地规避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使历史语境中的关联性与交互性成为研究关切点。继而，以跨异质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派又进一步扩大了学科视域。但是，法国学派扎实的研究路数依然是作为一位合格的比较文学学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底。近年来，许多汉语学者便在关注现代理论与思潮的同时，凸显着法国学派所重视的精于材料搜集梳理的学术能力。上述西域人种沿革之研究在跨文化环境的话语权力制衡中，在宏阔的比较视域下进行跨异质文化的探索，从方法论角度，遵循了注重实证研究和唯科学理论的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在学术视野上又具备了美国学派跨学科性的主张，同时，体现了俄国学派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价值观。

　　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西方理论对非西方文化不具备绝对的普适性，因而在后殖民文化的浪潮下，欧洲中心论的消解以及各文明主体性的凸显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然而，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乌尔利希·韦斯坦因（L.Weistein）对比较文学跨异质文化性仍持保留态度，对“把文学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包含不同文明的现象之间仍然迟疑不决。”他所收视的，仅仅是异质文化系统的不可通约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所进行的跨异质文化的理论追求与实践努力，乃是在求同存异中找寻异质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他们不仅把比较文学推向了世界性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长久以来禁锢学科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

　　诚然，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视中，阐发者将无可避免地带入本文明的观念进行看视，因而在不同的语境下坚持异质文化平等的对话立场的自觉性，是比较研究成立且有效的前提。西域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其兼具东西方性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必要前提，乌孙、月氏又是两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意义的文化群落，以此为研究落脚点，用迁徙路线连接欧亚大陆以及东西方文明，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的：“一方面，西方正处于权力的高峰。但与此同时，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现回归根源的现象。”

　　回望历史，灿若星辰的文明已湮灭于苍茫大漠，历史的足迹如何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续写传承与超越，文明失落的碎片如何能掸净尘埃，重新置入岁月的拼图，于我们而言，是一段永不放弃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