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春天到来了吗?

共产主义的春天到来了吗?
———伦敦大学“论共产主义观念”国际研讨会评述
2009年3月13日至15日,以“论共产主义观
念”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伦敦大学伯克柏克学院
召开。有12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参加者则近千
人。这场由齐泽克(Slavoj Zizek)和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组织召开的研讨会所预期的目标,如
齐泽克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不是致力于讨
论实际的政治计划或介入日益严酷的社会和政治斗
争现实,而是去思考共产主义的哲学观点或这一理
想如何能被重新激活,以及怎样在21世纪发挥作
用。齐泽克称,为20世纪的罪恶而感到不安的时代
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我们需要重提“共产主义”,把
它从背负的恶名中拯救出来。在我看来,这种理论
冲动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在整个20世纪,各国共产
党或以共产主义为名的组织,毫无疑问是犯下了很
多错误。不过,资本主义也一样,它也应该为很多罪
恶负责。此外,共产主义已经被彻底妖魔化,资本主
义却还在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恶或表现出任何的忏
悔。在当前受金融灾难影响而日渐恶化的形势中,
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而属于它的时代
终于来临了。 在我看来,这次大会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不是“共
产主义是什么?”,也不是“理论如何结合实践?”,毋
宁说是“探寻受资本主义现状强烈抵制的共产主义
观念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的观念,在对共产主
义社会图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否定
性的;我们只能说它意味着人们的解放,能确立当今
被压迫者和被剥夺发展机会的人的生活方式。伊格
尔顿的发言,是唯一努力肯定共产主义的,他试图把
它想象成实际的存在状态,而不只是对现状的否定。
伊格尔顿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丰富和闲暇;它更接
近于贵族生活(或者,毋宁说与我们想象中的贵族生
活很接近),而不同于任何工人阶级所体验的被压迫
的现状。他大量引用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作家,以
此来解释这种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在他看来,
这种“来自过去的爆炸”的不能被预料的结果,用一
种症候性的方式来说,就是任何想象乌托邦的意图
的局限。这种阐释并非真的清楚明了。我欣赏伊格
尔顿对《暴风雨》的引用,也欣赏其他发言者求助于
柏拉图和黑格尔。不过,说到底,伊格尔顿似乎有些
过于含糊,而且方式老套,也太过书卷气。他在谈论
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这些可怕的事物出现之前的“美
好的旧时光”方面,实在是太罗嗦了。
正如迈克尔·哈特(Mi-
chaelHardt)在大会第一天的精彩发言中所论证的,
共产主义必须具有“公共性”(the common),这既是
实用性所需要的,同时也符合它的词源学要求。在
哈特看来,公共性在20世纪既遭到私有权又遭到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压制。共有既非
公有,也非私人所有,而是遭到双重压制。共有必须
要面对这一事实,即个体的创造性本身只有在人类
语言、文化、科学和技术遗产的语境中才会变成可
能。正如牛顿的名言所明确的,由于他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所以才能看得更远。今天,人类越来越多的
共有的遗产被私有化,被注册版权,被跨国集团公司
拥有专利。政治斗争必须夺回这些人类共有的东
西。从这一视角来看,共产主义并不是说要放弃我
们内在的生命,而是要创造一种让这些生命繁盛的
环境。在这种合乎人道的意义上,共产主义就不是
一个政治性的观念,尽管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政治是
到达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手段。
哈特关于共产主义和共同性的讨论,聚焦在政
治经济学和所有权问题上。他经常的合作伙伴安东
尼奥·奈格里也强调同一个重点。不过这次会议总
体上最令我吃惊的现象之一是,在其他的发言者当
中,对马克思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几乎只字
未提,也没人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当前的经济危
机问题(共产主义观念被重新思考的部分原因正在
于受到了它的威胁,或者说它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
来参加本次会议)。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缺席的部分
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的观念本身的目的是想象一个
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当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
学已不再适用。不过,如果思考一下在会议中大量
言谈都是关于如何到达那一目标的政治策略的,这
种判断也就不再是个托辞。

其中阿兰·巴迪欧和朱迪丝·巴尔
索(Judith Balso)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长篇大论地分
析反国家的斗争的必要性,不过,对于国家机器实际
上如何支持和加强资本以及金融力量,又似乎全然
不予考虑。新自由主义的肮脏的小秘密在于,如果
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对市场没有任何干预,那
么“自由市场”就无法实现它的功能。因为只通过货
币发行之类刚性的国家控制,以及所有权法的刚性
实施(这些法律立足于荒唐的虚构,即用遗传学改进
了的作物的基因组合,不知为何竟然与个人的传宗
接代一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那过去几十年
中那些疯狂的金融投机早就已经发生了。听到左翼
人士与新自由主义者居然持同样的论调,虚伪又误
导性地主张消除国家,实在是令人心碎。
我认为存在问题的左派反国家的修辞,在布鲁
诺·波斯蒂尔斯(Bruno Bosteels)那里被颇具实用性
地表达出来。他以玻利维亚的局势为例,指出了这
种态度是如何明显地无济于事。在玻利维亚,莫拉
莱斯(EvoMorales)作为被大多数选民选举出来的总
统,是在具体运用国家权力来为大多数民众提高生
活条件,但条件是损害了富人和特权阶层的利益。
此外,还可以补充的是,在玻利维亚,以及最近在泰
国和其他地方,准确地说正是那些具有特权的中产
阶级,在运用反国家的“人的力量”(people power)这
种战术,借助大众和国内的不顺从者的力量,推翻由
大多数民众选举产生、又威胁到他们经济特权的
政权。
回避“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带来的问题,在巴迪
欧的言谈当中体现的特别明显。在他关于革命事件
将如何挑战资本主义的描述中,不仅对政治经济学
避而不谈,而且,就在这么狭隘的讨论范围中,他还
用“经济主义”的罪名来指责对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关
注。巴迪欧论证说,经济只是“形势”的组成部分,形
势是他推出的新的“真理”,被革命事件所产生。对
事件的忠诚,具有扰乱作用。巴迪欧坚持政治乃是
最终的统治,显示出毛泽东主义的血统。与进行政
治经济学批判相反,也与把政治视为与经济密切互
动而且二者不能被分割相反,巴迪欧以一种近乎诺
斯替教的方式,把经济的地位降低到不可挽回地失
败的领域。他的纯粹政治的观念(以及纯粹哲学的
观念)完全没有被经济弄脏,或者说完全没有被经济
污染的政治实质上是当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种
镜像,这种经济学把自我想象成中立的、不关涉政治
的。结果就证明巴迪欧是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毛泽东主义者,这种姿态在我看来毋宁说是
可怕的。
再次重申,首先我不
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毛主义者,不过,巴迪欧采取
了这种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姿态,并将马克思
主义清除出去,确实只给我们留下了欺骗性的过度
革命论,沉迷于恐怖的清除/屠杀可能性之中,并且
将它浪漫化。

总起来看,本次会议展示了当今欧洲和北美关
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方法之间的主要张力。一方面,
齐泽克和巴迪欧倡导并掀起了回归革命的热潮,另
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把“大众”视为反对“帝国”的
力量。齐泽克和巴迪欧坚持要以“激进的唯意志论”
(radical voluntarism)对抗全球性的资本统治。哈特
和奈格里则相反,他们已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
化的结果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两种视
阈之间的差异,有着贯穿20世纪的关于马克思主义
的大争论的回声:前卫者主张夺取权力的策略,另外
一些人则相信历史的逻辑将自动使资本主义转向社
会主义再接着转向共产主义。在21世纪,这种针锋
相对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我们需要设法超越这两
者。不过本次会议并没能够提供这种答案。
        这场研讨会完全由欧洲和北美的关切所主导,
很容易就注意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声音是缺席的。所
有的发言者均为欧洲白人,要不就来自北美。此外,
12位发言者中男性多达11人。至于听众,在性别方
面尽管比发言者更加均衡,不过白人也占压倒性的
多数。这种狭隘应该受到指责。齐泽克以批判英美
学术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虔诚而闻名,可是,在这次
会议上,他也难辞其咎。不能只声称很担心发言者
中白人和男性占绝对多数,不能就这么简单了事,这
样说说只是无关痛痒的哀叹,毋宁说,会议的人员构
成证明了一种狭隘主义,证明了在西方的“我们”在
破除狭隘性方面仍然做得很糟糕。在12位发言者
中,只有布鲁诺·波斯蒂尔斯涉及到了拉丁美洲的
问题(具体来说是玻利维亚),他讨论了拉美的体验
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化努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是亚力山德罗·鲁索(AlessandroRusso)谈论的中心
话题,还有几位发言者也都谈到了中国的“文革”。
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次会议在原本应该具有的国际
性方面还差得远。
       与大部分的发言者不同,
而且或许可被视为同意哈特和奈格里,齐泽克的分
析确实包含了政治经济学,他列举了我们在当今疯
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四种威胁或者说挑战,并且
承认,其中有三种都符合哈特和奈格里的“情感化
的”观念或“非物质的”生产。它们是: (1)环境灾难
的威胁; (2)所谓的知识产权、版权和专利的问题,以
及对共有的财富的私有化(如哈特论证过的在最宽
泛的意义上的); (3)生物工程、遗传学和操控我们
自身基因的能力所带来的问题,会在生物学和生理
学的层面改变“人类的天性”。齐泽克还补充了另一
个挑战,并认为它潜藏在其他威胁之中; (4),在全球
范围内包含和排除所带来的问题,在边境控制、民族
主义和移民问题上反映出来(北方国家把南方世界
的民众排除在外,只承认他们的半合法和不合法地
位,并在此基础上过度盘剥他们)。最后的这一关切
和全球贫民窟的全部问题密不可分,如最近被迈克
·大卫(Mike David)所提出的。它还传达出了在被
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所称的控制社会背后
的资本的要求。此外,最后一点,它开辟了一条道
路,承认后殖民理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不是落入
多元文化主义的圈套。在齐泽克的批判中,多元文
化主义也不是完全非正义的。
齐泽克论证说,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前提
是坚持反资本主义的方向,并且必须坚持平等主义
和普遍主义的原则。相关例证是海地革命,齐泽克
视之为激进化,或者是对法国革命的黑格尔式的完
成。法国人试图压制海地人,也就是说法国人不能
实践他们的普遍主义———不能应用在黑人身上。不
过,海地民众采纳了法国革命的原则,而且比法国人
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原则;他们反对法国的殖民统
治,要求并且赢得了独立,海地革命成功的基础就是
由法国人首创的原则。这就是齐泽克的独特方式,
他分开了自己内在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他摆脱欧洲中
心主义所必需的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差异。结果就
是,立足于由欧洲人发明的普遍性的基础上,他表现
出欧洲的优越,同时普遍性又要求他消除这种优越
感。我经常高度怀疑的是,这种黑格尔式的策略是
齐泽克在需要消除任何难解之结时所屡屡求助的对
象。在我看来,这种对问题的解决,最终就显得有些
太过容易而且是自我祝贺性的。
不过无论如何,在齐泽克提出这些问题之后,他
继续讨论了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困难。他强调
应该保持共产主义的激进性,以反对那些改革(目前
金融的某种溢出已经开始减缓)。这些改革往往被
冠以社会主义之名(正如《新闻周刊》最近所断言
的,“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此类社会主义
的改革(包括把银行等机构民族化,或者实际存在的
由美国政府拥有受困的金融公司的大多数股票)将
会提供一种改革幻象,从而允许大量的不平等(富有
的金融家与其他人之间,甚至西方国家的公民与世
界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很大程度
上不受影响。我认为齐泽克在这方面是正确的———
当前的危机形势至少在原则上使激进的选择比在网
络和房地产泡沫中更加容易想象———尽管在当今,
西方国家的政府恢复性的努力几乎完全朝着这一方
向:坚持这种意识,不存在其他选择,甚至对体系(新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来说也假定不存在已经使得它
本身衰退和被破坏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齐泽克讨论了确立违反性的或
反对的姿态的困难,这类姿态几乎立即就被商业化
并被修复,因为造成违反的观念和激进的新思想自
身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资源,成了每一所商学院
和CEO们的流行用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齐泽克
在这方面甚至还援引了布莱恩·玛苏米(BrianMas-
sumi)(因为玛苏米与哈特和奈格里一样,在最近的
论战中属于德勒兹阵营,并不是拉康派的成员)。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把齐泽克与豪沃德
和巴迪欧等发言者区分开,后者阐述了一种关于革
命者的无根基的幻象。不过,齐泽克本人不得不做
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求诸巴迪欧的政治的先验性
公式,笃信激进的裂缝和事件,笃信作为事件和裂缝
之名的“共产主义”。在发言中,齐泽克多次呼吁
“激进的唯意志论”(radical voluntarism)———虽然在
大会的问答阶段,他就这一公式又做了某些让步(至
少修辞上如此),他表示,自己使用这个术语的意思
是说,与20世纪早期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法不
同,我们在今天不能再相信历史的逻辑是在我们这
一方的,也不能再相信客观的进程,认为我们能创造
出共产主义的充要条件。
在这个方面,我同意齐泽克的观点。确实,我与
哈特和奈格里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他们似乎想肯定
模糊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或者说“客观条件”这
一主题。不过,我又认为“激进的唯意志论”这类概
念隐含着一个肯定性的主题———“应该做什么”的意
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又把我们置回目前的
条件中:颓丧的左派正一蹶不振。对这一两难境地,
我没有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齐泽克、巴迪欧或哈特
和奈格里也都解决不了。这些理论家主要的问题在
于,他们都太急于在修辞学方面用力。
        令人悲哀的是,所有这些都被象征化了。在讨
论会的最后,所有人都准备好退场时,齐泽克请求全
体起立共唱《国际歌》,几乎没有人去做———有几个
人在某个角落里唱着,不过在总体的一片嘈杂声中
根本就听不见。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去唱《国际
歌》,而且相信在场的大多数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可是我唱不了———虽然我大致还熟悉它的旋律,不
过歌词我已经忘了。 
(本文译自Criticism, Vol·51, No·1,W inter 2009,原标题
为“Communism atBirkbeck”,经作者授权发表。作者Steven
Shaviro系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译
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