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守护丁玲的尴尬：不利于妻子形象的史料就改

核心提示：丁玲称陈明为“改家”，意即丁玲的作品都经过陈明的修改。在回忆录中，陈明专门有“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一节，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其中着重谈到了他对丁玲四十年代日记的修改原因。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作者：徐庆全 原题：《陈明守护丁玲的尴尬》

著名作家丁玲和陈明的爱情，在文学圈甚至圈外，都引起人们关注。近日，年过九旬的陈明，出版了《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身份，系统地回顾两人相伴走过的历程。书中在陈明的简介中说：这本书，“对于了解丁玲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极其宝贵的独家史料”，对于像我这样关注丁玲的人来说，自然是必读的书了。读后有所感，为小文与读者分享，恳请陈明及方家批评指正。

陈明对丁玲的两个担当

丁玲与陈明的结合在1942年的延安。那时，丁玲38岁，陈明25岁，13岁的差距，典型的老妻少夫；此前，丁玲经历过两次婚姻——先与胡也频，胡被国民党杀害后与冯达——和一次恋情——与冯雪峰相恋；陈明经历过一次婚姻。尽管陈明比丁玲小13岁，但自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后，陈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护者的角色。这角色，基本上是两个担当：一是在丁玲命途多舛的岁月中，不离不弃，成为其坚强的后盾；一是在政治上、历史上维护丁玲的名誉，尤其在丁玲1986年去世后，陈明虽再婚，但一直没有放弃丁玲名誉坚定捍卫者的责任。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作家中，丁玲属于命运最为坎坷的一个。这种命运，肇始于1933年她被自己第二任丈夫冯达出卖的被捕。在被国民党软禁3年的岁月中，丁玲与冯达育有一女，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陕北。在延安，丁玲又写过使她受了“几十年苦楚”(丁玲语)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成为延安整风中被批评的对象；而在接踵的“审干”中，丁玲被捕的历史又似霍桑笔下无法隐灭的“红字”，梦魇般地纠缠着她。然而，梦魇并未结束。1955年，丁玲又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1957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右派”。经历了风霜雨雪的北大荒岁月后又进秦城监狱；出狱后又被流放山西，直到1979年才重返北京，恢复党籍；而她被捕那段历史的结论，几经周折，直到1984年才尘埃落定，丁玲用“我可以死了”来告慰自己。此时，距离丁玲谢世仅有不足两年的时间！

在丁玲所遭受的几次大的创痛中，陈明不管从现今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党性”来说，还是从自己的命运考虑，都可以选择离开而不用背负道德的指责，但陈明坚定地和丁玲站在一起，成为丁玲栖息的港湾。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用“荡气回肠”的字眼来表达，都轻了。

丁玲谢世后，陈明依然没有放弃守护者的责任。虽然这种守护，使陈明常常有“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忙碌和尴尬，但陈明一直坚守，直到如今出版这本回忆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守护。

本来，丁玲一生坎坷，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甚多，而自身的经历又是那样丰富，她的性格又是那样特立。对于研究者来说，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不足为怪。但在陈明看来，凡是离开了他心目中丁玲形象的观点、言论，基本不足取，应该按照他的观点而对丁玲保持“舆论一律”。为此，陈明首先写下了大量文章批驳研究者，甚至采取上书的方式动用组织手段以维护丁玲的形象；其次，以对丁玲日记、讲话以及作品整理的方式，修改原始记录，以有利于己。在陈明这本回忆录中，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守护痕迹。

“改家”陈明的“夫子自道”

丁玲称陈明为“改家”，意即丁玲的作品都经过陈明的修改。在回忆录中，陈明专门有“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一节，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其中着重谈到了他对丁玲四十年代日记的修改原因：

至于丁玲40年代的日记，因为要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只得我独自替她改。我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她的日记本来就记得很不完全。我修改过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因为她与主席的谈话，也是凭记忆记下来的要点，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没有讲到茅盾作品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把丁玲的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人们会以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茅盾。考虑到毛主席说这番话，只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太严谨，同时对茅盾也稍过了一点，所以我把这段话做了适当的修改，把丁玲说的茅盾的话加进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说郭沫若，有才华，但组织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着毛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写得好，我不如他们。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丁玲去世后，我觉得这段谈话有意义，可以发表，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

这可以看作陈明修改丁玲作品的“夫子自道”。陈明何以要着重谈对丁玲日记的修改呢？缘于陈明与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关于丁玲日记的“笔墨官司”。我在2001年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也谈到这一“官司”，因而与我也有点关系。

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日记，经过陈明整理后，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首先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上，注为“陈明整理稿”，陈明在注文中还说：“括弧内的字是我加的简注。”那么，未加括弧的，读者当然认为都是丁玲自己的亲笔内容，是原始的记录，陈明只是原稿照录，未经丝毫的改动或删节。

不料，丁玲和前夫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于1994年5月22日给《新文学史料》(见1995年第1期第53页)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指出经陈明之手整理发表的丁玲日记《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并以丁玲1948年6月15日的日记为例加以说明。蒋先生特意在括弧内加注说明：丁玲日记的原稿“现存我处”。

陈明“整理”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

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

除了蒋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之外，陈明还把丁玲式有些语言上的表述作了他自己以为通顺的修改。

蒋先生在信末指出：“总之，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

当时，我为蒋先生认真求实的精神所感动，也为陈明对涉及毛泽东和丁玲谈茅盾、郭沫若的日记的“整理”感到震惊！因此，200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特意引用了这个例子(该文收在拙著《知情者眼中的周扬》一书中)：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陈明当然知道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也知道完整地保存史料对研究者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到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的时候，更应慎之又慎。陈明的做法，名为整理，实则是肆意删改。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我深感失望。失望之余，我还抱有希望——为保持丁玲的“完人”形象，陈明对文艺界发表的有关丁玲的文章，从“史实上”加以驳斥得很多，这回是涉及到他自己了，我真希望他也能撰文据理驳斥。

我在文末还特意说：“顺带提个恳求：陈明可否就丁玲日记的修改问题，给像我这样的热爱丁玲、又有点‘考据癖’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呢？”

由此说来，陈明回忆录中的“夫子自道”，算是给蒋先生和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不过，陈明这个答复，实在难以服人。首先，陈明认为，在丁玲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的情况下，“只得我独自替她改”；还说，“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日记本来就不是为了发表才写下的，若是为了日后发表而写，那么这日记就失去了真实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且不说，但说陈明把修改日记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连蒋先生这样不是历史的专门研究者都知道“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专门的研究者就更不同意陈明的观点和做法了。道理浅显易见，不必多费笔墨。其次，陈明认为，丁玲记毛的“意思可能不完整”，等等。陈明并没有与闻这次谈话，如何知道的？再说，日记是什么？私密的个人感受的记录，意思完整不完整，是个人的感受，旁人，哪怕是丈夫这样的亲人，怎么能越俎代庖呢。第三，陈明认为毛的话“不是太严谨”才做修改。且不说这是率意的断语，即使毛的话就需要句句“严谨”、“句句是真理”吗？更何况，毛是领袖，但毛也是人，他为什么就不能作为茅盾的读者，对茅盾的作品提出自己的评价呢？第四，陈明认为自己对毛的话的修改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而根据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文，毛评郭沫若只说“有才奔放”，陈明生生地把丁玲的“郭文组织较差”的评价强加给毛，让丁玲背上“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郭沫若的黑锅不说，如果这样还不叫“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那倒真让人无话可说了。

关于丁玲这一天的日记，还有一处也需要补正，这就是陈明“夫子自道”所提到的“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的那段话。现根据2001年出版的《丁玲全集》(11卷，第338页，这一卷是蒋祖林担任副主编的)收录的丁玲日记引如下：

毛主席坐在空地里的躺椅上，他很鼓励了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完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

其实，毛在说了这一番话后，还有话，只是丁玲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而已。

1978年7月24日，丁玲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简述自己的历史，“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信中，丁玲提到了这一天与毛谈话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出国前夕，在西北坡一天黄昏，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我，肯定了我这几年的努力的方向和工作，谈到决定派我出国的理由，并恳切地说：“看一个人不是看几年，而是要看几十年。”又说：“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最后又说到：“以后可以到工厂，写工人……。”(《丁玲全集》12卷第96页)

把毛的“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放在日记中的语境来理解，毛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继续有批评，丁玲则只记鼓励，不记批评。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日记的内容才完整。“改家”陈明如果真的认为丁玲这一天日记“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倒应该把这句话补充进去。但陈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明白，丁玲后来一系列的磨难，完全可以在这句话中找到源头。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且按下不表。

子之矛、子之盾的尴尬

上述陈明的“夫子自道”，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凡是不利于丁玲形象的，就改，这是“明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别人有关丁玲的人和事记载，不好也不能改的，就按“夫子自道”予以“暗改”，方法是含混事实。这样的例子，在回忆录中可以随手拈来。

比如，书中关于周扬与丁玲在延安时的一段描述：

《“三八节”有感》之后，周扬编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书，地位渐渐上去了，跑在丁玲的前面。有人劝丁玲也要走上层路线。丁玲说：“首长们都很忙，我没事找他们干什么？”1936、1937年丁玲刚到保安和延安时，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常在一起谈天，很随便。那时中央领导都很容易接近。后来丁玲看到首长门前有了站岗的，就不进去了。毛主席后来也跟丁玲谈过周扬：“周扬这个人有点逻辑。他的特点是，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第78—79页)

丁玲与“首长们”疏远是否因为“首长们都很忙”，是否因为“有了站岗的”，即使一般读者，想一想就能明白。这段话所暗藏的玄机在周扬编书上。

所谓周扬编马恩列斯毛的书，不是一些，就是一本，即《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1984年作家出版社再版。而“地位渐渐上去了”的潜台词，用通俗的话说，周扬善于拍马屁，“走上层路线”，以后才官运亨通；而丁玲因为不“走上层路线”，后来才屡遭磨难。周扬是否是只会“走上层路线”，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暗示令人生疑：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延安发展壮大起来的，如果在延安时，这个党的组织，这个党组织的领袖，就只重视“走上层路线”的人，怎么能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结果？陈明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忘了自己也是在这个组织中生活了一个甲子的老党员吧？

另一个事实，也让陈明这种说法陷入自相矛盾。晚年的陈明，致力于一项社会活动，就是担任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领导工作，从副会长到会长。他的回忆录中，专门写到了这个学会的目的：是“要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的精神”，不但“组织出版延安文艺丛书”，而且“每到重要年份纪念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候，我们总要搞些活动”(第296页)。周扬这本书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第二年(1943年)开始编辑，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宣传毛泽东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吗？周扬第一次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等关于文艺的论述并列在一起，在当年自然是“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的精神”的最好的教科书，现今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门学科的源头，恰恰是这本书形成的概念。怎么周扬在延安为讲话宣传就成了“走上层路线”，而晚年陈明在北京主持的重要年份纪念《讲话》、搞活动，就成了冠冕堂皇的“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精神”了？子之矛，子之盾，我都为陈明的“夫子自道”尴尬。我相信，陈明晚年致力于对延安精神的弘扬与传播，绝没有什么私心，而是出于公心；我也同样相信，当年周扬在延安编的那本书，也是出于公心。

尴尬的还有，再举一例。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怨，一直是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说法：

丁玲看到《记丁玲》(沈从文在丁玲30年代被捕后所写——引者)之后，说沈从文是在写小说，很生气，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没有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几首未刊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在文章里捎带了沈从文几句，说他市侩，当时不听友人劝告，一心依附胡适往上爬。……丁玲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是在沈从文健在时写的，发表的，沈对丁文有意见，是通过给徐迟等人的信来表达的，在丁玲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的。

这段话的玄机在最后一句：丁玲对沈有意见，在沈在世时就说了，沈可以反驳；沈不公开反驳，反而暗地里写信给别人，在丁玲去世后才公开发表。潜台词是，丁玲光明磊落，而沈从文则躲在暗地里；丁玲去世后才由友人发表信，使丁玲失去了答辩的机会。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是否像陈明所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做讨论。但从学术规范上来说，要对某人进行批驳，应当在某人健在时进行，给人家一个答辩的机会；否则，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批驳者也胜之不武。陈明所言不无道理。但且慢，陈明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沈从文的要求是一种学术规范标准，而对自己则是另一种标准。这，可从陈明对待周扬的态度看出。

丁玲与周扬的恩恩怨怨，更为文坛所关注。陈明晚年维护丁玲形象的重点，就是反复地说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反复地批驳周扬的一些说法。不过，如果把陈明从1979年丁玲复出后一直到今天所写的文章包括这本回忆录，作一个排列、研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大致的事实：在1989年，也就是周扬去世之前，陈明的文章中，即使谈到丁玲所遭受的磨难，也没有点到周扬的名字：丁玲在延安审干中的磨难，那账是算在“康生”头上的；丁玲在1955年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那账是算在“作协党组”头上的；丁玲一直得不到自己满意历史问题结论，那账是算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头上的。但1989年之后，陈明在文章中开始直呼周扬的名字，开始对周扬此前的做法、说法予以批驳。这只要翻翻汇集陈明1979年以后所写的文章的《我说丁玲》一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就不难看出来。最典型的事例是，周扬在1978年答赵浩生的访问，提到丁玲，并有一个在延安就分两派——以丁玲为首的“暴露黑暗”和以他为首的“歌颂光明”——的说法。该文1979年就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但在事隔十多年后，陈明才在1992年专门写文章进行批驳。在这本回忆录中，凡涉及到周扬的地方，更是不放过。

用陈明对沈从文的要求反观他对周扬的做法，如果说陈明等的就是这种“死无对证”的时机，虽合乎逻辑但毕竟是我的揣测；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这里，又有必要把我在2001年对陈明的“恳求”重复一遍，希望陈明点拨迷津。

顺带补充一则史料。

陈明在书中提到，1978年他在北京为丁玲和自己的平反奔波的时候，看到过邓小平和当时文化部两位领导人的一个谈话，内中提到了丁玲。当时他没有抄下来，现在书中凭记忆写道：“邓小平说，丁玲和我同年，听说她现在还在写文章，写东西，对她应该有个比较宽的结论，这样比较好。可以不参加外事工作、外事活动。”(第259页)

我在搜集有关丁玲的资料时，在当年作协一位老人家里看到过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并特意把这段话抄录下来。谈话时间是1979年8月19日。邓小平说：

丁玲在长治，现在结论做得松了些，她表示感激。丁玲和我同庚，七十四了，现在还准备写长篇呢！

邓小平所言对丁玲的“结论做得松了些”，是指1978年7月6日，长治老顶山公社党委根据中央11号文件和山西省委的指示，为她摘掉右派帽子(第255页)。邓小平的话，与陈明记忆中的“对她应该有个比较宽的结论”语意显然不同；况且，邓小平也没有说过丁玲不能参加外事工作及活动的话。如同对待毛泽东一样，对待邓小平这样的历史伟人的话，也应慎之又慎，力求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