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纸币~看完不准笑，都是国家领导人，要严肃！ （转载）

各国的纸币折叠创意-- 不准笑啊，严肃点！都是国家领导人呢。

《牛奶可乐经济学》中的解释是，金属硬币上面积狭小，要制作出逼真的正面像很困难，而纸币上面积较大，印刷复杂精细的正面像能够增加假币制作的难度。

【简介】
　　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是中国，时间约在公元九世纪。首次在欧洲使用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不过那时发行纸币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印刷的银单一经公众接受就成为真正的钞票了。
　　目前世界上共有两百多种纸币，流通于世界193个独立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各国货币主币的纸币，精美、多侧面地反映了该国历史文化的横断面，沟通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交往。目前世界上比较重要的纸币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等。
【纸币定义】
　　是指以柔软的物料(通常是纸张)造成的货币，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纸币本身不具价值，虽然作为货币的一种，但其不能直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
【流通公式】
　　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商品的价格总额/货币流通次数
【交子的诞生】
　　　一、出现背景
　　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 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 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900年来，“交子”诞生地始终是个谜。
　　据专家考证，“交子”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又称 “私交子”。著名经济史专家、西南财经大学货币证券博物馆馆长刘方健介绍说，北宋初年，成都一带商业十分发达，通货紧张，铁钱却流通不畅，于是当地16家富户开始私下印制一种可以取代钱币、用楮树皮造的券，后来被称作“交子”。当地政府最初想取缔这种“新货币”，但是这种“新货币”在经济流通中作用却十分明显，于是决定改用官方印制。但是这两种“交子”的诞生地却一直没人发现。
　　历史考证，“交子”最早在成都万佛寺内印制。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 ‘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早在3年前，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 900余年，现在的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金花桥侧。
　　　二、产生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 500斤，要用车载。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 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三、发展过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 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 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 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 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四、影响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会子】
　　一、 会子的由来和“会”字的读音
　 　 “会子” 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 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①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②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③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④，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⑤。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⑥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 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⑦。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⑧。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引陶宣干《河东逢虏记》。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④ 吴曾：《能改斋漫录》逸文(《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
　　 ⑤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
　　 ⑥ 《盘洲文集》拾遗。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乙酉。书中“兑便钱”的“兑”字写作“兑”，这是“兑”的一种写法，并非错字。有学者错认为“充”字，以为它是错字。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①。
　　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会子的“会”应读何音，有必要提一下。“会”可以读hu)音，也可以读kuai音。现在在谈到会子时，两种音都有人读，显得不统一。从会子的由来不难推断出“会”字的正确读音。会子意为取钱凭证，有“会合”之意，而无“会计”之意，可见应读hui 而不读kuai。后来产生于明末的汇票，很长时期都写作“会票”，后逐渐被“汇票”所取代。从“会票”一词的演变也可见会子的“会”应读hui音。
　　二、会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况的不可能
　　会子开始不分界，后来才决定分界，分界后又实行两界并行。何时宣布分界和两界并行，史书的说法不尽统一。何时宣布分界共有三说。
　　会子分界发行后，旧会子收回，收换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①。收换时每贯收糜费钱20文，几百文的收10文。会予以三年为一界。由于《宋史·食货志下三》说交于是三年一界，实际上却是两年，有的学者怀疑会子实际上也是两年一界。其实两者不能类推。《宋史》作者说交子三年一界是误以为三年，并不是用三年来代表实足两年②。而说会子三年一界则不是误以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货志下三》记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会子展界，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一界，两次展界共为九年；如果是实足两年一界，加起来就只有六年了。
　　会子一共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发行和收兑时间好像并不难。其实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资料不足。现存有关会子的资料中，关于会子分界的内容很不完备。根据这些资料要想搞出一个完整的分界时间表，只能依靠推测。合理的推测必须建立在有相当资料的基础上，而现存的会子分界资料不足以成为推测的基础。
　　第二，第l界会子的开始时间难以确定。如上所述，会子分界开始于乾道四年，那么第 l界会于是不是从乾道四年开始发行呢?对此史书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宋书·食货志下三》说，乾道五年权许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这是把乾道四年以前发行的旧会子算作第1界，因为如果乾道四年以后发行的会于是第1界，则乾道五年还没有到收换期。但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却说：“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明确把乾道四年发行的算作第1界，这又同《宋史·食货志下三》所说的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发生了矛盾：照《玉海》的说法，乾道七年发行第2界，则三年后的淳熙元年才发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说法，淳熙三年第 3、第4界都已经期满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时开始两界并行难以确定。乾道五年初决定两界并行，何时开始实行各书记载不一。《玉海》说到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这时距宣布两界并用的时间已足足10年。而《宋史》说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则两界叠用至迟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开始了。而且对两界并行本身也难有确切的解释，可以是一开始就发行两界；也可以是一界发行一年、二年或三年后再发另一界，原来一界并不收回，从而形成两界并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一界并未严格执行。会子虽有三年一界的规定，但并未严格执行。如第14界会子在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开始发行，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还在流通，前后达20余年。
　　以上情况说明会子分界情况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后人根本无法完全搞清它的本来面貌。对会子的各界起迄年份已有多人试图列出完整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张时间表是完全正确的。这并不一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
　　从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开始，会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远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颁行金银见钱关于，一贯准第18界会子三贯，限一月内以第18界会子收兑第17界会子。第18界仍继续流通，直到宋亡。
　　 ① 《文献通考·钱币二》。
　　 ② 参见拙文：《 <宋史>交子起源析误》，《中国钱币》2002年第1期。
　　三、宋孝宗管理会子的成功
　　会子发行后即遇上宋金战争。政府用会子支付军费，而并无保证会子币值稳定的有效措施，贬值是不可避免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为隆兴元年(1163年)。隆兴二年宋金达成和议，孝宗即着手整顿会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内库及南库银100万两收兑会子，次年又以内库银 200万两收兑会子焚毁①。这两次的收兑资料出处不一，可能后者包括前者。从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共印造会子2800余万贯，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余万贯。因当时规定各路纲运全部要现钱，故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外地商人低价收买会子，运到临安兑钱或向各地榷货务兑物，造成六榷货务的供应紧张。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曾在奏疏中谈到会子贬值的情况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为一贯，“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说明会子贬值达一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后，继续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货务定价收兑会子。到这年六月，在外会子只剩下490万贯。乾道六年闰五月又规定“诸路总领监司州军受纳、解发钱贯须是现钱、会子各半”，实行了“钱会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两界并行后，会子的发行额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间流通的会子达 2200余万贯④。经过回笼以后，淳熙二年四月在外会子降到了200万贯，会子成为难得之物，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商人用会子的好处是：“一为免商税(金银有税)，二为省脚乘(运费)，三为不复折阅(贬值)。”⑤
　　发行额200万贯只是一时现象，淳熙三年以后会子的发行不断增加，到淳熙末年已达4000余万贯⑥，超过了规定两界发行额的一倍以上。虽然发行额大大增加，而会子币值却继续保持稳定。淳熙七年还是“会子与见钱等 ”⑦。淳熙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可兑钱 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于糜费钱。即使糜费钱在外，贬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⑨。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