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葬在深圳的姑娘

那些葬在深圳的姑娘
　　
　　 那些过早离去的生命
　　
　　 与山坡上远望的灯火辉煌的城市相比，她们已经在这片墓地里沉寂了很多年。
　　
　　 她们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她们的年龄永远定格在20岁上下，一位艺术家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她们，发现了一个被都市的霓虹灯遮盖、我们来不及去关注反思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性葬在了深圳？
　　
　　 她们的死亡带走了一个个丰满、鲜活的故事，也带走了具体而细微的答案，但在艺术家的复原与呈现之下，抑制不住的在场感与共鸣提示我们去反思这座城市与人的关系，反思我们当下生活与都市化进程的角力博弈。这是一次严肃而深刻的思考，它带着挥之不去的忧伤底色。
　　
　　 1
　　
　　 很多女孩看着看着就流泪
　　
　　 有个女孩甚至当场痛哭
　　
　　 我的长途之旅
　　
　　 是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一张童贞的面容
　　
　　 在远处风景里等待
　　
　　 回家的奢望，是一个虚词
　　
　　 行走着，在幻觉里
　　
　　 在时间的尽头，我设想着
　　
　　 我们设想着故乡
　　
　　 还有菜园里扑鼻的清香
　　
　　 2004年的夏天，艺术家刘卓泉在深圳写下一首思乡的朦胧诗，这不是他第一次写诗，却是他第一次为了一群陌生人写诗，这群人来自全国各地，葬在深圳的吉田公墓。
　　
　　 2003年，刘卓泉带着几个摄影师到深圳的吉田公墓拍摄黄埔军校的纪录片，那里葬着一位军校的高级军官。从任何角度看，这是一次预先框架好主题的例行拍摄，如果没有刘卓泉漫不经心的闲逛，如果没有看到一排与自己同样来自湖北却长眠于此的年轻女孩的墓碑。“心里一颤，那种感觉或许体验过的人才能明白。你在他乡的墓园看到一群老乡葬于此，你会想，这里有没有与我认识甚至与我有关联的人？她们为什么葬在深圳而不是故乡，她们为什么死于深圳？”刘卓泉一个墓碑一个墓碑看下去，总觉得会遇到熟人，“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了，这里不止埋葬着湖北的年轻姑娘，还有东北、湖南、江西、四川……几乎全国各地的年轻女孩。”刘卓泉站在墓地的高点向下看去，几百个墓碑伫立得密密麻麻，那是一群曾经鲜活的生命，都在青春的年纪终止了脚步。
　　
　　 为了拍摄和创作，刘卓泉行过很多个城市，但任何一个城市的墓地都没有深圳这个公墓来得刺痛人心。“没有一个公墓葬着这么多年轻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
　　
　　 2004年的夏天，刘卓泉写下这首思乡的诗，做了一个重回吉田公墓的决定，直觉告诉他，与繁华的深南大道相比，这个墓地隐藏着“城市生活表象之下无法言说的事实”。
　　
　　 2005年，刘卓泉带着相机从北京回到深圳，他已经记不清吉田公墓的具体地址，拿着地图背着水壶一个一个墓地去寻找，他只记得，墓地里葬着一个与自己同样出自湖北仙桃的女孩，那是唯一可辨析的坐标。
　　
　　 “进去看到一座山坡就回忆起来了。”走遍深圳东西南北几大公墓后，刘卓泉再次回到两年前的时空与情境，与上次匆匆一瞥不同，他用“彻骨的痛感”来形容这次长达两个月的拍摄。“很多女孩牌位上的照片都是生前彩色的、漂亮的照片，几乎没有专门的遗像，这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暗示。年轻的女孩们多死于上世纪90年代，多是外来务工者，也有白领、公务员，光挑出来用做展览作品的年轻女性死者照片就有300多张。”刘卓泉在描述当初的拍摄情景时几度哽咽，他说那些彩色的漂亮的笑意盈盈的脸庞无比鲜活，提醒你去想象她们生前的美好与青春，然后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然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被强行终止，萎缩成一片小而单薄的符号。
　　
　　 结束了两个月的拍摄之后，刘卓泉将挑出的300多张照片用磁铁固定在一排围栏上，挂上霓虹灯。他把这个作品叫做《葬在深圳的姑娘》，他没有用更多花哨俏的艺术语言，他要作品直接表现牺牲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必须传递出：青春、劳动、梦想、记忆和死亡。
　　
　　 “我在广东这些年不停地从外界收获同一类信息：很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地遭遇厄运甚至死亡，工厂女工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死在厂门口，每年好几千女工的手指被机床切断……都让我联想到城市高速发展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刘卓泉用工地的围栏暗喻城市大规模改造和建设的背景，霓虹灯则指代了深圳都市化的光鲜与灯红酒绿，“无需讳言深圳都市化进程中的残酷，再遮掩它还是存在，它是历史或现在的必然组成部分，只要对比一个城市的都市化和繁荣程度，这种残酷的语言自动显现。”
　　
　　 《葬在深圳的姑娘》曾在北京和深圳展出，“北京的观众和深圳的观众反应完全不一样，在深圳，很多女孩看着看着就流泪，有个女孩甚至当场痛哭，她们有一种在场感和时代感的共鸣，她们的反应提示我们是不是该反思这座城市，包括它的历史和现在。”
　　
　　 2
　　
　　 她们战死在“沙场”
　　
　　 她们没有回到故乡
　　
　　 11月7日中午，记者来到吉田公墓，去往公墓的路上，深圳的高度在一点点下降，从数百米的高楼到城中村的农民房，再到一排排的厂房，最后墓地落在一个个新兴工地的包围之中，那里或许又将竖起一排排厂房，又将汇聚无数的全国各地的姑娘。4年前的刘卓泉没有看到这番景象，他给记者的照片里墓地更像个乱葬岗，周边还是一片荒野，不像现在这么整齐规范。
　　
　　 公墓分为两个墓区，东边的墓区在青青郁郁的山坡上，一排排墓对着湖水。西边墓区是条摆放骨灰的走廊。东区只能零星看到刘卓泉所说的年轻女性的墓碑，西区骨灰走廊里却比较密集。“骨灰位比墓地便宜很多，管理费也要减半。”墓地管理员说。
　　
　　 骨灰走廊的最后一排，一个大大的清拆牌子挂在墙上，要求家属尽快把骨灰迁走。这一排的骨灰只剩下十多个，四五个20岁上下女性的牌位，其中一个写着：“田金梅，四川南充，1980-1999，男友杨敬海立”。
　　
　　 “很多人问我《葬在深圳的姑娘》中那些女孩的死因，我无法回答。这些女孩没有墓志铭，很难了解她们的生前故事，只能通过仅存的信息推断她们多是非正常死亡，她们的死是一个比现实生活更加复杂的问题。如果她们的死亡只是个独立事件，比如都死于一个油库爆炸、一个工厂火灾，还好理解。但它恰恰不是，恰恰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死因肯定有很多种，但不管是病、谋杀、事故，还是精神问题导致，这种集群性持续性的爆发都暴露了一个城市的问题。”在刘卓泉的建议下，记者粗略搜索了《南方都市报》的近年报道：2004年12月，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徐桂兰一个月内加班超过100小时累死在出租屋床上；2007年宝安光明新区内衣厂大火，7名年轻女工葬身火海；2008年11月，打工妹王爱军连续通宵达旦上班13天，在工厂宿舍睡着后再也没有醒来……
　　
　　 黄永玉在沈从文的墓碑上写道：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如果要给这些没有碑文的女性写一句话，只有这样铿锵的语句才能提醒人们去发现她们曾经的存在，曾经有那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投入到一场有关生存有关美好未来的战斗，她们战死在“沙场”，她们没有回到故乡。
　　
　　 3
　　
　　 需要进一步探索
　　
　　 城市与人的关系
　　
　　 刘卓泉对深圳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仍然没有停止，他还在收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和葬在深圳的姑娘们生存状态相关的信息，他还在不断接触一些40岁上下的深圳女性———如果葬在深圳的女孩们能够活下来，大多数人也是这个年纪。
　　
　　 “我曾被邀请与一个深圳旅游团去西藏，团里都是三四十岁的女性，但她们多处于单身状态，有未婚的，还有带着孩子的。她们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旅游解压，她们告诉我，旅游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城市就醒来。”三四十岁的单身女性，有的还带着孩子，被城市压迫得必须寻找出口和梦境，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又让刘卓泉找到了探究城市与人关系的线索，“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属于同龄人当中最终坚持下来的胜利者，但她们的内心都很坚强很有力量。有位女士给我看过刚来深圳时的照片，带着一个工地帽像个男孩，后来跟着丈夫做生意，然后破产、离婚，还带着两个孩子”。
　　
　　 “刚来深圳时住在一个铁皮屋里，没有空调，夏天特别热。一到刮风下雨，屋子就会被水泡着。我们睡的都是上下铺，水面几乎和下铺一样高，但我们仍然要睡在上面，除了这里就没有其他住的地方。”现任香港某上市公司财务总监的周毅（化名）1985年到深圳的工地上打工时只有19岁，她的记忆或许能够帮我们复原当年外来务工年轻女性们真实生存状态的一角。
　　
　　 从一个打工妹到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周毅的经历或许也是刺激无数年轻女性前赴后继涌向深圳的原因之一，但刘卓泉只将其视为个案，“早前拍过很多关于深圳底层女性的纪录片，现在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深圳。她们的生活很被动，如果有个男人比她们的条件稍微好点，让她们生活得好一点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这座城市”。
　　
　　 葬在深圳的姑娘□谢湘南
　　
　　 仙桃重庆长沙新兴宁波安徽河南……
　　
　　 你们有着不一样的籍贯
　　
　　 你们在别处出生
　　
　　 但不约而同地来到此地
　　
　　 来到簕杜鹃木棉荔枝榕树旅人蕉美女樱柠檬桉
　　
　　 生长之地，来到另一个
　　
　　 生命的起点
　　
　　 似乎没有人知道你们怎样生活过
　　
　　 用怎样的情怀来投入这片土地
　　
　　 此刻你们用凝固的微笑
　　
　　 静立在墓碑上
　　
　　 你们活泼的身体曾在这个城市的街巷里穿梭
　　
　　 在制衣厂玩具厂电子车间柜台前写字楼
　　
　　 你们或许曾成天加班
　　
　　 或许在城中村的一个楼梯间，热烈地
　　
　　 吻过自己的恋人
　　
　　 在夜班过后的食街中用一个甜点一串麻辣烫
　　
　　 来安慰寂寞的肠胃
　　
　　 此时你们的耳边响起的仍是工地的桩声
　　
　　 是车轮滚滚的流逝
　　
　　 珠链滚入不同的白天与黑夜
　　
　　 青春戛然而止
　　
　　 生命的刻度在城市的表盘上取得一个终点
　　
　　 火热成为与你们无关的事
　　
　　 你可能的理想随同身影一起模糊
　　
　　 你是否还有未了的心事
　　
　　 城市灯火凝视你的亲人
　　
　　 此刻你们真正成为亚热带的一株植物
　　
　　 在城市的外围
　　
　　 与夜露为伴
　　
　　 或许你们在夜晚还会来到城市上空散步
　　
　　 而这城市已认不出你
　　
　　 那条米花色裙子，用水冲洗三次之后
　　
　　 不再有汗味的发夹
　　
　　 2009年11月11日
　　
　　 ■城市围观
　　
　　 深圳城市建设远未进入细节时代
　　
　　 高海燕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
　　
　　 剔除正常死亡的案例，我们或许可以从城市特质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葬在深圳的姑娘，例如这个城市年轻人多，女性所占比例高等，但城市里的年轻女性多并不能构成年轻女性死者多的必然前提，主要原因出在这个城市高度竞争化的环境上。从整体看，女性在高度竞争环境下与男性相比还是存在性别差异上的弱势，女性更不容易适应焦虑感强的社会逻辑，更不容易适应移民城市的动态情感状态……高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被这个城市的节奏和内容所扭曲、异化乃至消灭的年轻女性生命也就更多。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没有得到公众的反思？为什么这些逝去生命背后所映射的城市问题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因为深圳城市发展得太快，很多城市病我们还没来得及停下来寻医问诊。深圳这个城市一直由经济人口、产业人口主导，公司组织是绝对的社会结构主流，相对于1400万人口、90%以上的公司组织，深圳真诚投入到社会细部关怀的第三方组织和个人特别少，人文关怀薄弱。究其原因，深圳这么多年的价值观一直被商业价值强力主导，社会的兴奋点、分工强烈偏向商业，话语权势、组织权势强烈偏向商业、偏向强者。它不屑于去关注社会个体和细节，它不认为公墓里年轻女性死者多是个大事，可再大的事能大得过生命吗？这个城市的建设远未进入细节时代。
　　
　　 深圳缺乏批判、反思城市的艺术家
　　
　　 孙振华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负责人、深圳雕塑院院长
　　
　　 刘卓泉在拷问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人的命运，在提示一向麻木的深圳人警醒和反思，同时也透露出当代艺术中真正积极的意义。真正的艺术、新锐的艺术一定要有社会学立场。遗憾的是，尽管当代艺术将与社会互动视为核心观念；尽管德国艺术大师博伊斯说当代艺术要扩张、要有社会雕塑功能；尽管我们期待当代艺术回归社会责任、对社会批判、对人和城市关注，但强调承载生活、政治、城市反思与批判功能的深圳艺术家仍然很少很少。
　　
　　 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个城市的主要基调仍然是经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为生存而战，紧张而激烈，他们崇尚丛林法则，他们不遗余力地探求资源资本的最大化，他们只为胜利者欢呼，来不及思考城市和个体更多重的意义———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在深圳夭折？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人到底怎么了？偏偏年轻的城市又缺乏自信，更愿意与歌颂的声音结盟，对城市负面、城市问题有种天然的警觉和本能的抗拒。在这样一个城市结构、城市取向基础之上，具备批判意识、反思意识的艺术家连生存都是问题。
　　
　　 一个城市，一定要有一帮人，艺术家也好，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持续不断地揭示、批判城市问题，推动城市更加有序，走向个体关怀。深圳强调创新和活力，多落在物质和一般精神层面的创造力上，却没有把反思和自我反省涵盖进来。这是一座青春的城市，同样也是一座在很多问题上呈现出麻木、事不关己状态的城市，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思考和发问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