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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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对此,毛泽东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