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对社会充满戒心的督抚衙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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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对社会充满戒心的督抚衙门背后

谢无愿

在这个号称“改革开放”30余年的国度,尽管转型期社会在进退不定中呈现着众多的乱象,但不能否认,在现代性潮流催逼下,社会变迁的步调客观上的确越来越快,从芜杂不堪的城市到依然粗糙的乡村,从时髦的青年到因循的老人,从物质到文化,中国社会生活整体上正在日益开化、外向。唯有那么一些冠冕堂皇的角落,却依然是那么凝滞坚硬,那么腐旧自闭,这就是中国的机关衙门------在一副巍峨、高傲的封闭门面之后,除了自负与相伴而生的实质脆弱外,这些刻意与民隔绝的所在,到底还想掩盖更多的一些什么?!

日前,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完成的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正式公布,其结果是以100分为满分计,国内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为3.21分。按该排行榜,福建、宁夏和北京的行政机关透明度在31个省份中位居前三位,不过即使占了鳌头的福建省机关,也只是区区16.57分而已。(《京华时报》6月16日)

据参与该项调查的一位刘姓教授指称,课题组所采用的还是低要求的评分标准,“离国际规范相差很大”。以如此宽松的标准,尚且得出此类结果,倘若像那些试图借不断涨价把老百姓血肉几把掏干的“共和国长子”哥儿们一样,真的“与世界接轨”一下,拿国际规范的镜子来照一照这些人民政府们,那大约便只能是暗沉沉的迷雾一片,连无比可怜的这3.21也将化为乌有了。为什么调查结果会一至于此呢?据说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各地省级机关参与积极性很差。据同一报道,在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一些省份更对课题组的信息公开申请完全不予理睬。

显然在21世纪的青天白日之下,这些个纯粹由纳税人血汗钱供奉的大衙门,依然近乎是一个个巨大的暗箱,透不了光,通不了气,紧紧地对社会与民众关闭着。真得感谢相关的学者们,总算干了一件像样的正经事儿,在“以人为本”、“公正”等政治声音一度甚嚣尘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已然堂而皇之成为法规之后,这样的结果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一些仍心存奢望的草民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死了最后的一份心。

在中国,权力历来超常傲慢,这本来没什么稀奇。只不过,如果说在以往皇朝纯粹家天下的年代,由于普天之下的蚁民们都蒙昧透顶,对统治机构丝毫不敢有所求,在“君权神授”的欺世大鬼话中,硬生生弯着脊梁骨把权力抬上了天,因而对于彼时权力的傲慢,后人还多少可以理解的话,时至今日,经过了多少血与火的代价换取而来的一个所谓现代体制,在政府事务公开成为最最起码社会准则,而中国社会又极尽渴望、极尽呼喝之时,这些次一级的权力殿堂却死死把自己钉在千百年前的原地,这已不是傲慢,而是在延续皇朝恶习的基础上,一变而为横蛮,乃至毫不掩饰的无耻。此种死皮赖脸、万年不变的功力,真是不佩服都不行。

这样的格外骄横与无耻,当然不能与趁闲混闹的街头痞子等量齐观,其中有它必然的逻辑,那就是由于对社会公益的漠视,更由于自身的利益需要,现今的官僚机构已深度沉溺在权力机制的“内循环”之中,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与民众、社会隔绝。此种情况下,民众和社会的权利公正呼声愈高,要求有执政透明度的压力愈大,权力体系就愈加内向,愈加自闭,对民众与社会的戒心也就越发深重。这是一种严重的反人本、反进步的逆向效应,对其后果的预期绝非危言耸听-------如果不加正视,只想通过持续“维稳”,或用一些粉饰其事的言辞来蒙混,这种越演越烈的逆向效应,只会让自闭的权力与民众诉求摩擦出更大、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候足以促成大乱局的破坏性力量。

此种强烈戒心之萌生,既来自于对公众监督的畏惧,也来自对既得利益过分护持所带来的心理怯弱,正像自私透顶的守财奴总有症候沉重的疑心病一样。恰如报道所说的,“一旦(信息)公开,被课题组或者是‘好事’的网友发现了‘证据’,那可就兹事体大了”。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曾对心存善良幻想的读书人信誓旦旦,说是“不作李自成”。相信以毛当时那种踌躇满志,这不是故意吹牛皮。可如今除了铁血“维稳”和“坚决抵制”之外,那样的自信还存得一丝一毫吗!

现在,在畸形市场化和权力遍地寻租之下,形形色色的利益剥夺和被剥夺已令社会分化逐渐走向极端,而权力机构通过与民众的刻意分隔,通过它们对公众的日益戒备,正从社会意识的层面大大强化这种分化的“边际效应”。这堵横亘在官僚机构与社会(或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狰狞巨墙,已通过信息隔闭等方式,被前者垒得越来越高,官民两边的沟通日益受阻。正因为如此,不管是权力对社会的判断,还是民众与权力的关系、对权力行为的反应,都愈来愈趋于失衡,愈来愈不安和躁急,管治者与被管者不得不进行的社会互动,往往也失去了正常社会关系中应有的正常尺度。这一切的负面后果,当然只能由权力负全责。

在此种情况下,双方不少时候只能沉溺灰色的对立状态中,由于不少权力的不懈努力,近年彼此之间一旦短兵相接,就容易变成了下意识的冲撞,尤其是一些地方权力者,更容易陷入一种恶劣的“伪自由”状态,狂野放纵,丑恶不堪。像最近马鞍山那位旅游局长“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领导”的狂叫,以及郑州规划局逯副局长“你是老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还有河北某镇长对求告无门、声称要自尽的农妇说,“要跳楼到五楼去”,以及“坚决抵制”等等等一类的论调,在正常神经听去,除了个中那七分流氓气之外,简直就如天外来客的怪诞发声,充分呈现着权力在自关其门之后,与社会高度隔阂所导致的失常、谵妄。

而希望渺茫的草民,在屈身忍耐了太久之后,一旦适逢某些机缘,则难免在焦躁之下,或许像马鞍山市民一样,只剩下嘲笑、怒骂,以及不由分说便砸向警车的石块、西瓜与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