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永贵吴桂贤到李启红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原创首发)

标题: 从陈永贵吴桂贤到李启红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原创首发) 参与讨论 推荐 作者：贺兰岿然 于 2010-06-21 11:06:19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台湾网友长挢又胡嚼什么从工农中选拔干部的事情。李启红的悲剧，恰恰说明一个道理，在好的环境中，坏人可以变好，在坏的环境中，好人也能变坏。李启红的变质，既有她个人的原因，长期在一地任职，一直顺风顺水，市场经济利益交易原则的诱惑，复杂的关系网提供的便利，使得本来政治上不合格的她最后走向犯罪。

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和体制上的原因害了她。李启红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乃至思想观念冲突变化最激烈的时期。我们无法进入李启红的内心，探寻她的思想变化轨迹。她的蜕化变质，应当主要是从她进入中山市委领导层以后，手中权力的扩大，本地干部，家族的利益纠缠，这些都是促使她走向犯罪的客观因素。然而比较吊诡的是，就是在她走上犯罪道理的2007年以后，她居然当选为中国十大品牌市长。这是多么深刻的一个反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从工农中直接提拔干部担任国家领导人，是我们党的伟大尝试，尽管这个尝试由于特殊年代特殊原因中止了，但两位著名的“品牌人物”离职后的表现，证明了一点，选人用人，政治上合格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们看看陈永贵和吴桂贤同志离职后的情况。

陈永贵，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先后被评为县、地区和全国劳动模范。先后被评为县、地区和全国劳动模范。1986年３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陈永贵任副总理后，保守太严格，接近不了群众，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从此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赋闲后，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陈永贵赋闲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


吴桂贤，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51年，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十一大召开后，吴桂贤同志恢复了原来的身份后，当年9月27日，她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当年9月27日，她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1988年，吴桂贤来深圳创业，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陕西的“老乡”又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