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贫富差距是两极化还是一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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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贫富差距是两极化还是一极化?

2010年05月13日10:36新京报唐钧我要评论(9) 字号:T|T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日前,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报道,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其实,这个报道中所引用的数据,应该早已是“旧闻”。譬如,基尼系数0.47,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用2004的数据测算出来的。在媒体上,应该是见怪不怪的“老面孔”了;至于“基尼系数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更是老生常谈,但多年以来一直被决定政策的人们熟视无睹。

其实,关于基尼系数,还有更惊人的数字。2007年的《社会蓝皮书》就说“冒”过一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按照严谨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得出的调查结果是: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96。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1。当然,这些非官方的说法被指是夸大其词,书生之见,有故意哗众取宠之嫌。于是,后来的“分析与预测”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可能触发天庭之怒的“禁区”。

也许,近日里会有专家出面澄清“基尼系数”的种种“不科学”之处。最主要的辩词可能是:既然早已超过红线,为什么没有发生动乱?扯远点,美国奥斯汀市发生的“驾机撞楼事件”导致了全美对“一个人的恐怖主义”的恐慌。说近点,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会连续发生“校园流血事件”?我的回答是,当凶手持刀扑向那些素不相识的无辜孩子时,唯一的解释就是“报复社会”——借用我的同事的说法,“粉饰太平只会导致‘安乐死’”,我们还是居安思危的好。

“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虽然在中国,今天仍然有很多“学者”会不同意这个说法,但这却是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峰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作出的历史性判断。事实上,当市场经济成为我们的发展取向时,因为这个选项“与生俱来”的马太效应,贫富差距的拉开是必然的。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呈现的是“一极化”还是“两极化”?

两极化,意味着“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种发展趋势终究是很危险的。一极化,则有三个基本点需要把握:一是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可能一部分人提高得快,另一部分人提高得慢,由此形成差距;二是有一个“底线的公平”,不会有人跌入贫困的陷阱;三是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要负起社会责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办事,要对社会知恩图报。有了这三点,贫富差距才会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怎样做到这三点,那就是要靠政府的治理和倡导。具体而言:

一是要做好初次分配。首先是要保障就业,我们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其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失业就意味着参与第一分配的资格被剥夺。其次是要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争取在3—5年内超过50%。第三是要建立一个关于劳动报酬的谈判机制,让劳动者在工资福利问题上有“集体话语权”。

二是要做好再分配,这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劫富济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国家存在并向公民征税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据。要以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既帮助每一个公民和他们的家庭从容应对养老、疾病、失业、工伤、生育、伤残和死亡等传统的社会经济风险,又保证每一个公民和他们的家庭都能得到住房、教育等现代社会中必需的生存和基本生活条件。以上种种,都应该被看成是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和政府应尽的义务。

近年来,我们在执政理念上的先进性已经毋庸置疑,但站在普通公民的立场上,似乎仍然感到得到的实惠不尽人意。这说明,我们的政策目标可能还有偏差。两会后,我们花了大力气去调整“高房价”,终于使一线城市的房价呈现出下跌的趋势。然而,以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即使跌50%,一般人还是买不起。当此辉煌政绩令我们额手称庆之际,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并不是“房地产”或“高房价”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性住房建设才是釜底抽薪之举。现在的政策则类似于堂吉柯德大战风车,对于一个已经坐大了“市场”,政府的直接干预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