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196名业主提请罢免小区开发商人大代表资格"调查始末

查号台竟有保密电话
■一个月采访 三次核实都被否认
■航班误点 打著名报社旗号借网卡无人帮
■为表明客观立场没吃业委会主任给的苹果
◎文/本报记者 徐英
“调查一个事件，花了一个多月。三次核实均遭否认。航班误点错过发稿时间。查号台不给电话，说是已被设置成保密状态。”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黄磊向记者讲述，他在天津采访时遇到的一系列事情。
3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文章《天津196名选民罢免人大代表》。这196名选民实际上是天津市河东区星河花园小区的业主。据悉，因为入住两年多，这个小区的业主一直都没有拿到产权证，于是经历了与开发商协商到上诉至法院，以至于最后想到开发商丁冰又是区人大代表，于是以选民的身份来罢免丁冰的人大代表资格。文章详细记录了业主经历的这三个变化过程。之后，被新浪网、凤凰网等网站转载。引起了相关的争议。
核实三次均被否认
“天津河东区星河花园小区的选民罢免该区的人大代表丁冰”这个选题，是我从业以来耗时最长的一次采访，断断续续花费了我近一个月的时间。
整个采访最难的，不是被罢免对象，至少他非常坦率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作为中立者的天津市河东区人大，却屡次否认事情的存在。
提交这次罢免议案的196名选民，同样也是天津市河东区星河花园住宅小区的业主。业委会屈主任告诉我，大年初八上午，河东区人大春节假期刚恢复上班，业委会的代表们已经把议案递了上去。当时接待的工作人员还让他们安心回去等信。
同一天下午4点，我赶到了河东区人大传达室门口，想了解他们对此事的态度。工作人员接了电话，知道我是为了区人大代表被罢免一事而来时，给了我“根本没有这件事”的回答。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又给人大打电话，都是同一个工作人员接的，他仍然说根本没有罢免这件事。
直到2月28日，我离开天津的这天上午，我第三次给河东区人大打电话，工作人员仍旧坚持这个说法。说完他便急着要挂电话，当时我就急了：“你先听我说完一段话再挂。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河东区人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说难办，我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选举法》并没有一个成熟、健全的条例可供你们去操作。但你要说没有这件事情，那这是最差的回答，这证明你们对这件事的一个回避态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让他有所改变，他让我等一下，之后就叫来了一个主任，“我们正在积极应对这件事情。”这是我在整个采访中，通过正式渠道从河东区人大获得惟一的一句话。
查号台也有保密电话
整个调查跨越了一个新年。之后，又被搁置了半个多月才发，如果不是补充采访，我都发现不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事。
3月17日，我正在深圳街头逛着，忽然接到了编辑的电话，通知我稿子要发了，赶紧补充采访。
抛下女友，我找了个地方就准备开始补充采访了，从手机里调出了业委会屈主任的电话、帝旺集团董事长秘书、副总的电话，但是河东区人大的电话并没有存入手机，当时也许随手记在哪张纸上了。于是，我拨天津114查号台查询。
电话拨通，一个甜美的声音响起。
“请查一下河东区人大的办公室电话。”我问。
“对不起，你所说的号码没有登记。”查号台小姐回答。
放下电话后，我觉得很奇怪，之前我打的两个电话，一个是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处，还有一个是区人大办公室的电话，这些都是从天津114查号台获悉的啊？
我又拨了天津114，“你们之前就给了我号码啊，怎么会没有登记。”
“这个号码目前已经保密”。
也就是在半个月前，我还从114查到的河东区人大的电话，此时已经处于保密状态了。是谁让114保密的呢？
记得2月25日下午给区人大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刘主任还问了我一句，“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电话的？”我告诉他，是从114拿到的。难道设置为保密状态是区人大要求这么做的吗？情况不得而知。
业主不愿向记者说情况
相对于政府部门的态度，当事双方的态度却很是配合。小区业主作为弱势的一方，他们肯定会很配合地向我展示他们所知道的材料。
第一次去星河花园小区是在2月15日，当时业委会主任出差去了北京，我见到了屈主任的两名助手，他们向我讲述了事件的概貌。提供了材料，而且还叫来了一些业主。
业主们开始诉苦了。说房产纠纷带来困境的，年长的婆婆哭诉辛苦攒钱买房的艰辛。我想，他们是不是误解了我的身份和工作了，以为我是上面派来的人？赶紧声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我没有什么能量改变你们现状。说明身份之后，部分业主都不太愿意说话了。
没吃屈爷爷给的苹果
见到业委会主任屈存玺已经是大年初七了。他刚从北京回来，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吃完午饭后在一家离他家较近的麦当劳见面。
屈主任是从民航退休下来的老干部了。见面之后，他跟我说了整个小区的情况，补充了一些我想知道的事。聊完之后，我继续留在麦当劳里整理录音，而屈主任回去了。
不过一会儿，屈主任又折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看到我之后，“来，小家伙，吃个苹果，”我先是说不要。屈主任坚持要给我。“如果帝旺那边也给吃了同样的苹果呢，您心里怎么想？”当时我也没多想，脱口就说出了这句话。老人半晌没说话。现在想想挺后悔，这话的确挺伤老人家心的。
说这番话并不是为了表现我是多么清高，毕竟刚入行，采访时，我一直都在警告自己，不能被任何一方打动和感染，我是不能陷入这件事的，必须要保持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调查此事。
和采访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一样，如何保持一篇稿件的平衡性。在我补充采访的阶段，星河花园小区的业主又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开发商为什么不给业主产权证的说法，法院的二审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他们很希望我将这个新情况放到稿子里去，但最终我没有写。我告诉他们，这个新的证据不是法院最终裁决的东西，也不是人大调查的结果。这些未经证实的东西我们都不该引用。
但在采访中，我又必须从各个面上获得消息，所以在开发商这个面上，我用了最初调查时他们给我的解释。
如果我不能做到对了解整个事件全面了解的话，那我必须要兼顾不同的片面。究竟怎样介入一个事件？我们追求事件的全部，但是又不可能获得时，那我们只能去获取各个方面，或者说是绝对的片面，或许，还能拼出一个相对的全面来，也可能它比一个所谓的全面更接近于事实。
航班误点稿件迟发
这篇报道本来是可以在2月28日发表的。
2月28日，是本报出报的日期，从早上6点开始，到12点，我基本上写完了四分之三的稿子，于是，我跟我的版面编辑约好，还有四分之一准备在回广州的航班上写，赶到广州后立刻就可以把稿件发给他了，因为我们预计飞机大概是下午4点钟到达广州。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中午1点钟起飞的飞机，因为北京上空正在举行军事演习，我乘坐的航班足足推迟了3个小时。
呆在机舱里的3个小时，我已经把剩下的稿件全写完了。这时我发现了问题，我在机舱里根本出不去，稿子怎么传送给我的编辑，当时编辑给我预留了3500字的版面，那就意味着可能开天窗。
可到哪里去找上网卡呢？我也是急坏了，于是拉住乘务长：“您能不能给我广播一下，我非常需要一张无线上网卡，要发送一份重要文件。”
她当时都愣住了，虽然只有几秒钟。不过像我这样唐突的人恐怕她还是少见的。
“我是记者，需要给报社发送稿件回去，因为马上要截稿了，我可以支付报酬的。”
结果她还是不信，直到我把工作证都掏了出来。还撒了个小谎，声称自己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才打消了乘务长的疑虑，她站在过道上就近帮我问其他乘客。不过，最后还是没人肯借。
这一拖，稿子就到了3月份才发。
神秘发帖人
稿子见报这么多天了，加上之前间断的采访，这篇稿子总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直到现在，我始终未见过神秘的发帖人。也就是这个人让我知道天津发生的这件事。
2月初的一个夜晚，我在新浪读书论坛上浏览，看到了一个帖子，“天津正在发生的一起由房产维权引起的罢免事件”，200多字的小帖，大意是说，发生在天津河东区选民准备罢免区人大代表资格的这么一次活动，而起因就是因为小区业主入住三年没有拿到房产证。
当时就是扫了一眼，并没有多想。因为帖子上的很多讯息都不全，包括对这件事本身的新闻标本价值在哪里？我也没有立刻意识到。
13日左右，我人还在深圳，却收到发帖人的神秘电话，他说是从我天津的同学那里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但我判断，他应该在这期间给了很多媒体类似的消息，只是我的同行们都错过罢了。
但自始至终，这个发帖人就是不肯现身。之后，我接过他的电话，收过他的邮件。

◎脸谱◎
黄磊:学的是政治学，却入了新闻行，现为《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
◎声音◎
我们追求事件的全部，但是又不可能获得时，那我们只能去获取各个方面，或者说是绝对的片面，或许，还能拼出一个相对的全面来，也可能它比一个所谓的全面更接近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