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系列策划《摩登时代》之二：全面涨薪时代是否到来

今年以来，在系列劳工事件背景下，中国近30个省市以平均约20%的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更多的省市表示正计划调薪。官方和部分媒体指出，新措施将让中国劳工整体受惠，“全民涨薪时代”即将到来。
但这种看法正确吗？加薪是否能从个案变为普遍现象？制造业的加薪是否将传导至其他行业？此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廉价劳工时代是否即将结束？
廉价劳工时代的现实：GDP向上，薪酬向下


根据日本野村证券的数据，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报酬，并没有与生产率的提高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增长。而据官方数据透露的家庭收入占GDP总量比例逐年下降，也同时表明，经济增长的好处很可能大多流向了企业和政府。
 
低廉劳动力成本“领先”日韩，仅为墨西哥1/3
中国工人工资普遍起点低，让中国制造业维持了20多年的优势。“低劳动力成本”曾经是举国上下津津乐道的“优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价格到底有多低： 据经合组织数据，直到2004年（此时中国受外需拉动的制造业建立已十多年），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工资除以产出）水平依然“超低空飞行”，仅为约0.16，远远“领先”其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0.6）和日本（0.5）；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为0.5美元/小时，不到美国的4%；2008年底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业之前，即便在薪资出现涨势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薪资水平依然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
劳动力生产率往上走，劳动力报酬越来越“便宜”
始终保持在低位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压缩劳动力报酬，一直是制造业长期采取的手段。但情况还不仅如此：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在下降——1994年至2008年期间，工业企业实现21%的年度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工人年薪涨幅仅略高于13%（据野村证券数据）。此外，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95年51%下降到2007年的39%，而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企业。劳动者工资与产出不成比例，造成了工人的工资实际上越来越“便宜”。[详细]
劳动力资源“基石”仍在，全面涨薪动力不足



市场调研机构EuroMonitor的数据指出，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7%；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调查则显示，20至30岁之间的农村青壮年中，绝大部分在外乡打工。目前，还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劳动力短缺已足够成为工资上涨的压力。
 
低端劳动力依然过剩，政策性劳动力转移仍在进行
据《新世纪》周刊披露的人口统计数据，1986年－2008年的22年间，至少有超过3亿外来工曾经或正在珠三角的各种企业打工，其中低端劳动力占据大头。因此，不少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招不到人，是“人不太好招”了。比如2010年初的短暂性“民工荒”时，不少沿海省份的企业就进行了一定幅度的涨薪，但一旦用工恢复，涨薪就戛然而止。
事实上，中国各省以促进就业、维持社会稳定为名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几乎一刻没有停止过，而这一政策下所进行的劳动力转移，客观上形成了对低端劳动力的补充。此外，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企业似乎永远都有退路。比如，全球最大电脑电源供应商台达电子集团就在2008年将厂区从江苏乌江（最低工资标准为700元）搬到安徽芜湖，后者的最低工资仅420元。在贫富差距极大的背景下，再低的工资，也总能吸引一部分打工者。[详细]
新增劳动力增长放缓，不代表劳动力供给达到“极限”
廉价劳工时代的基石，是中国曾经“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近日，不少数据证明，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24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接近或已经“见顶”。但这并不一定造成廉价劳动力的“断流”。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就指出，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并非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会不会引发工资上涨也依然存疑。而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而这显然与中国的现实不符。在中国人口结构彻底老龄化之前，劳动力都有可能维持“无限供给”。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劳动力短缺问题是个长期问题，但在短期内（如2011年下半年），中国仍可能面临较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据他估算，中国GDP每增加1%，新增就业近110万。2011年新增就业机会仅略高于800万，但就业需求将高达3900万，其中包括农村还需转出的600万至700万剩余劳动力。随着四万亿投资项目的结束，还有近2500万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据财经网报道）
企业以利润为目标，加薪非“理性选择”


受出口需求拉动而建立起的中国制造业，在经历20多年的繁荣后，并没有给它的缔造者带来多少好处。(图片来源：财新网)

廉价并不是中国劳工的唯一优势。他们熟练的技能，以及对外国公司运营方式的熟悉，超过了亚洲任何其他国家。(图片来源：财新网)
 
标杆企业迫于压力加薪，有能力但难持久
廉价劳动力曾经造就中国制造业近20年的繁荣，今天，充分享受成果的企业是否愿意主动结束廉价劳工时代呢？那要看他们有没有能力这么做。大型的企业如富士康，可能相对有回旋余地。据瑞银（UBS）分析，富士康对工人提薪30%，则意味着企业年度利润下降20%。即便如此，由于劳动力成本比例较低（只占库存成本的7%左右），富士康增加的成本将被价值链的其他部分所吸收，甚至都不会转嫁给消费者。（据英国《金融时报》）
然而，加薪对大型制造企业而言自然不是理性选择。标杆性企业不得不加薪，是作为龙头面临种种压力的结果，但当一个行业的劳动报酬普遍很低时，越大的企业越没有理由去加薪。如果“行业老大”率先加薪，可能会遭致整个行业的雇主反对。事实上，如果没有一连串突发事件，富士康的“主动”加薪也未必能实现。
中小企业对利润率要求更高，加薪或意味着关门大吉
但问题是，并非每个企业都是富士康。中小制造型企业对廉价劳动的依赖更为明显。对没有“话事权”（行业议价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工资全面上涨，资本回报率就会迅速下降，利润率直接受到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通常要求比大企业更高的利润。
他们利润空间有多小？据有关统计，代工企业利润已从10年前的20%下降到如今不到5%，而不少小工厂老板的“心理底线”是利润率20%——这意味着，以富士康的幅度涨薪，就是等着歇业。如果“加薪潮”果真到来，中小规模企业不是等着被淘汰，就是被“规模集中”。
企业转型成本过高，固守老模式才是“理性选择”
理论上说，制造型企业应把握机会，变成本压力为动力，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环节往高附加值的价值链方向移动。实际的情况是，做研发实现企业转型，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成本实在太高。何况，在制衣、小家电和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里，工人并不能简单被机器替代，要降低对人力成本的依赖，只能靠裁员。在制造业传统成本构成中，人力成本是惟一具有弹性的可控部分，因此只要“强资本弱劳工”的模式还有利润空间，固守才是“理性选择”。[详细]
政策调控未能“兜底”，却维持了“地板工资”


广东省因其鞋子和箱包制造而举世闻名，不少投资者称，这方面的能力难以复制的。(摄影：Edward Burtynsky)

“中国制造”不那么容易被替代，劳动力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事实上，地方政府还为制造业创造了不少条件。在原材料供应、生产设施、交通运输、质量控制与工人培训方面，中国都一直做得比它的竞争对手要好。(摄影：Edward Burtynsky)
 
地方政府需要招商引资，低工资创造低成本“优势”
当企业的属性决定他们涨薪乏力时，行政调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然而，地方政府说，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下，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快速发展、用“低工资、低人权”模式迎合国际资本，才“合情合理”。为了吸引外资 “金凤凰”，地方政府愿意创造一切条件进行招商引资，低廉劳动力成本，自然成为招商引资中的一大“优势”。此外，正如社会学家秦晖曾指出，廉价劳动力以外，特殊的体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原始积累”免除了很多麻烦。在不少外商眼中，中国地方官员一直是“最好说话的官员”。
“保底”变成确认市场报价，最低工资标准“鼓励”低工资
在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劳资关系下，工资调整应通过企业与劳工博弈实现，但在中国，更多的调剂实际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然而，出于成本的考虑，企业自然愿意“就低不就高”，不根据自身盈利情况上浮而调整劳动者工资，因而本应起“兜底”作用的“最低工资标准”，最后演变成了“合理工资标准”——而企业的这种做法，在“符合法规”的名号下，也不会招致额外麻烦。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几乎都为应付劳动用工紧张而进行，并且往往是在市场抛出新的劳动力报价后，再“事后”上调对报价进行“确认”。（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但“最低工资”当然不是“合理工资”：以深圳为例，这个全球生活指数排名中列亚洲第12位（人力资源机构ECA数据）的城市，最低工资在1996年-2005年间大幅增长（特区内73％、特区外87％），但也只从每月310元涨到2008年的900元。而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是1684元/月。
激励政策缺失，企业“长效涨薪”难以维持
事实上，依靠行政手段的涨薪并不容易。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员唐钧所说，中国产业工人70%-80%在非国营企业工作，无法靠一纸行政令给他们涨薪水。瑞穗证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Steve Ricchiuto也分析称，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欧美等国不同，（以往经验表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有可能被消费市场的扩大、外资公司的新机遇所抵消。不过，前提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从产业转型到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工资，政府都有卸不掉的责任。的确，提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激励企业提薪的主动权却是在政府手上。[详细]
补偿性加薪不长久，全面提薪任重道远


中国劳工的全面提薪，需要劳方、资方和政府共同努力。
 
本轮调整实质：通胀、用工紧缺“倒逼”的提薪
那么，富士康、本田等多家企业“主动加薪”，是否意味着“加薪潮”的到来？有经济学家指出，本轮薪资调整是各种因素“倒逼”的结果——经济回暖后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定紧缺，调整工资的压力自然上升，而生活成本的攀升、又让一线工人难以为继；因而更多是“一次性的、补偿性的、幅度稍大”的动作。
虽然今年2月份以来，包括江苏、上海、深圳在内的制造业“重镇”相应调高工资标准，湖北省调整幅度更高达28.9%，但正如经济学家指出，涨幅看上去很大，是由于与经济增长率比起来，工人工资的增速实在过低。如果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工资自然就被迫调整。
人口结构变化和剩余劳动力减少，将推动劳动力相对成本上升，随之推动工资的增长。中国的廉价劳工模式将被淘汰，但并不是现在。
依靠人口红利建立起的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次长期而深刻的危机。廉价劳动力是这一模式的核心，但如今它受到了动摇。然而，企业或政府当前的涨薪举措，还无法为其带来结构性变动。在这一模式有所松动前，谈论中国工人薪酬的全面提高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