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老叟[原创]萧一湘：从常宁看建国后政治运动

[原创]八十七老叟-萧一湘：从常宁看建国后政治运动
萧一湘：从常宁看建国后政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执政之日起，就一直沿用游击战争年代“运动方式”来做一切工作，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游击战术确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建成一个大国政府后，一切本应按执政大国的正常规则运作，从法律治国入手。不幸的还是一切运用运动办法，政治用搞运动、经济也用搞运动、文化还是搞运动，仍然采取中国古老传统的人治方法，未能及时转向民主法治轨道。毛泽东只是把法律当作一种为我所用的附加手段，未能认识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方针。其实道德也只有纳入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普及，因为一个国家能有高尚道德的人数总是由少到多的过程，完全普及永远是难事，要能等到都能自觉讲道德时，那个国家早已不再存在了。这在哲学上就是叫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规律。即使领导人是好心，领导的事是好事，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全民才能在统一的法律下有统一的行动。我国的政治运动不少从发动的动机来说不能不说是好心好事，但所得效果却是求好难好；至于本来就是错事，那就更不消说了。所以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再不搞政治运动了。
兹就常宁一个县的历次政治运动作一历史反思，让历史的事实去检验。
一，首次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
公元1950年开始，至1952年，常宁县共产党开展首次整党运动。内容主要是整顿老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新党员组织和思想上的不纯。当时中共常宁县委班底都是由山西南下来的，除了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略有小学文化外，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还有部分刚从北方农村不脱产的村干部直接调出来者。其中一支是太行地区的，一支是晋中地区的，太行派掌握权力大，排挤晋中派的人，致使晋中地区有几个区委书记和区长被迫逃回了老家，这种闹宗派问题，本是整风重点，但是县里大权掌握在闹者们手里，农民的狭隘思想，决定他们难以去整自己。于是重点只整顿新党员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其时，常宁有３支地下党组织，共有党员75人。还有３支其它革命组织，这６支革命力量，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动乱、破坏，在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尚未进城就和平解放了常宁。南下干部一到，大家便马不停蹄地投入接管、征粮、减租、反霸、清匪肃特、抗美援朝等等许多艰难危险的工作。没有休息一天，突然就要整顿，当然在一场巨大的急剧变革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整顿一番也是应该。可是这一整顿，几乎所有的地下革命力量一下子消失了。
烟洲组织，因其上一级组织被取消了，该组织亦遭株连而被取消。仅仅承认其中两名党员。功不消说，有的还坐了共产党的班房。
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农民，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发展了一点国民党的小吏，甚至有意发展点特务。当时所谓“反戈一击”、“弃暗投明”、“既往不咎”，已成昨日黄花，或杀或关，有的竟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有法治，发现有新的违法行为，犯到哪里就依法处理到哪里，是否可能避免滥杀、错杀，是否还可能更调动人的积极性呢？也还避免后来平反的难度？
自诩出身历史清白，又有文化的常宁文教支部成员，但又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相信不过、靠不住 ，或他调异地，或借故清出党门，内部监督使用。而且经此一击，给日后连年政治运动留下了难逃的劫难。　　 到1952年，因各种原因共清除出党的57人，占地下党员总数的76%，其中判刑７人，被杀７人。
民先队成员，后来除刘世辅及早调离县境外，（过后还是逃不了“反右”运动）整个组织都不被承认。成员还因这个组织被怀疑而整得死去活来。吴集贤“肃反运动”中，跪在瓦砾上受审，皮开肉绽，唐势豪因受这个组织的影响，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就患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
民盟组织，因县级一律停止活动，无形消失，成员遍遭怀疑、挨整或被镇压。
湘游一支队，被认为是投解放之机，杂牌队伍，成员复杂，不但不被承认，反当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批斗的“活把子”。
所有这些组织与成员，受压30年。直到1979年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所有革命组织都被承认，人人都得以平反。对其成员，无论存没，皆作了妥善处理。
案虽结果，但一压几十年，人的黄金时代白白流逝，子女跟着受罪，又浪费一代，国家人才资源白白流失，社会进步，迁延岁月，损失之账，无法算清，不过总算天理不灭。
二、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自1950年春至1951年7月10日止，在减租反霸运动中，全县174乡，已有123乡、30万人口完成，剩下48乡、10万人口的地区，待土改运动时结合去搞。这次运动，所得胜利果实，折稻谷73494400斤，内黄金607.3两，银元22,247块折成的稻谷。
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破获匪特武装12案、特务４案，各种反动组织９案，其它抢劫、暗杀、破坏12案，共计37案，总共捕获匪特、地霸等反革命分子1,427人，镇压514人，（其中国民党师团长14人。）判刑229人，其余训教后交群众管制439人，尚未结案200人。
社会上镇反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的干部中，亦逮捕6人，其中枪决４人。
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杀他一批也是应该，这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都有很大作用。但是否真有那么多反动组织，又是否一定要杀这么多？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正因为如此，才平反了一大批。
从知识就是生产力角度看，历史上知识多掌握在有产之家，人才培养不易，对于建设国家，也是一笔财富。1949年民国政府常宁县长欧阳耆，整理好档案，率领部属，礼帽长揖，步行出北门迎接解放干部，纵然投诚，也难保一命。虽然当过地方检察厅长留学日本的郭彝尊，辞职归田多年，年届古稀，足不出户庭，潜心研究中医数十载，成为一位名老中医，理论实践，皆冠一县，非数十年之天才勤奋者，难以得之。且在当地，深得民心，也难逃一劫，就是二例。至于大批起义有功人员，绝大多数横遭镇压，都有损党的声誉，给后来平反造成很多困难。这也只能从一场大变革中难免去理解了。
三、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和部分富农土地、房屋、浮财，无偿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贫农。以此，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场运动，组织干部、中小学教师、农民翻身队以及外地前来参加土改的工作队共2,491人，分别派驻各乡的贫苦农民家中，和他们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向地主清算斗争。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非地主96人，）镇压323人，判刑507人，没收地主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稻谷（包括金银折谷）199,528万石，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人平1.26亩。
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早为世所公认。远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都先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改革。虽方法各异，但效果皆佳，生产力得到发展，例不胜举。例如台湾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对于地主不能耕种的土地，统由国家用较低价收购，转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买者可以分期付款，卖者一般不付现金，由政府发给“工业券”，促使地主转向工商企业，结果工农业都得到发展，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不过封建土地所有制，乃历史产物，并非都是某些人为之过。
改革一种社会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杀之过多，不就少了一批生产力吗，尤其正当共产党全面开展经济建设急需知识人才，自己又没有，培养又来不及，就是培养也得要师资资源嘛！这些都需要利用原有人才之际，似宜以少杀为好。虽然上面说“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但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而启用的执行者，却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而且又是一哄而起的运动形式，于是常宁绝大部分有知识的地主官绅，除了当时逃出者外，几乎很少幸免者。
中共大革命时期早已是湖南区委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萧石月烈士遗孀，孤苦宁丁，为死难丈夫守节，苦熬30年，全靠仅有的20来亩地生活，共产党来了，不但得不到照顾，反被划为地主，生活无着，只得另行改嫁一贫农，以求苟全性命。曾在云南当过法官但1949年即潜赴香港劝导两个在国民党空军的军官儿子起义的周本仁，回乡后，竟被活活打死。不能不给人民政府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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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后来新币一元）以上者122人，而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暑假，又集中全县教师进行“三反”。“五反”是对工商业者，无资料且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染上腐烂生活，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使用的方法，是用的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的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的真正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给人留下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例如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宗光，怀抱情妇指挥整他人，造成全县腐败大集团，一个县委大摊子除个别人外全烂了。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正规法制。
五、肃反运动
几年来通过对社会上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党政机关、企业、学校也夹在其中搞了，这次又专门来个内部肃反运动。早在1956年9月，就抽调257名干部查阅档案1021卷，查出有下落的“敌人”42,421人。其实这个数字当中连一般旧政府的职员和全县所有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圈子会员统统算计进去了，其中有268人正在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3月份成立了15个“五人小组”，分３年４批搞完。第一批在县直机关、区级和部分厂矿、中学中开展，参加人数3,177人，被调查对象298人，调查的问题1,330个，斗争60人，自杀６人，逃亡１人。在县、乡、村的主要干部中，前后参加的总人数达20,110人。最后被定名反革命分子395人（几乎都是不脱产的村干部），开除41人，判刑47人，结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439人。几年来过了多次筛子，越筛越有。当时县委一书记吴若虚看到肃反运动专搞斗争和被斗的人很多、时间太久，连正常工作都受到影响，可后来县直机关几乎没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不无感慨地说出一句：肃反本是为了搞清问题，现在反而越肃越乱了！为了这句话，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就算他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六、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7年春夏之间，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对激进地把田地收归公有的合作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得来好不容易，谷子尽端了出去；对余粮统购过头作法，有些不安，认为多劳不能多得，懒人反而有福；对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也存在意见。
根据上级指示，对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反动派（简称反资），于8月4日训练7,000余人骨干，同一支17,000余人的宣传队伍，开赴农村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引导群众提出137万多条意见：属于粮食统购方面的占31%，属于合作化方面的占25%，属于工农关系方面的占14%，属于干群关系方面的占12%，其它占7%。
鸣放出来了，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立即组织反击。共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直到20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末，才得到平反。
其实，这些中农都是农村最好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他们再怕做地主富农，但确实想成为一个温饱型的中农，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些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贬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