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学术讨论园地/胡甫臣/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三)三反运动hufc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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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随心所欲的强迫命令代替了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胡甫臣
毛泽东在1951.11.20和1952.5.10半年多的时间里,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这期间他代中央、军委和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有关文件、回答下面的请示、转发下面的计划和经验等的批示大约185次(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130件,以党中央名义签发的51件,以军委名义签发的4件),现摘要选择一部分可看出他领导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批示看看。
1951.11.20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批语中有: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三反运动的三反就是这么来的。
11.30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批语中有: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8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请注意,运动要和打击敌人的镇反运动一样;运动还未开始就提出了这么大的预期指标。
1952.1.10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有: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
这对下面各级组织可说是严令,谁敢怠慢。
1.24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中有: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省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
第一次从上往下提出了估计的(当然是主观的)但是大得吓人的打虎指标。
1.30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的批语中有: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个至1300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个至130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
2.4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有:(一)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四)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达到72%,少者占13%,平均33%。九个支书中7个贪污,九个村长中8个贪污,其中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个乡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2月3日据报已增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150只,共计250只……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10%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上面提指标往下压,还要求下面做打虎预算,也就是自订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举了许多虚报数字作为范例,自订预算和上面往下压的预算,规定了下限,只允许上升而没有说不合实际者可以下降。
2.4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有:你们1月31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小,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这是要下面的领导向下分配高指标,层层往下压,并要不断增加指标。
2.4对华北区打虎计划的复电中有: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
表扬高指标,硬性要求向高指标看齐,要求不断增加指标。
2.5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还没有订出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规定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
2.5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1000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1000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2000至3000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
2.7对中南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
2.11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中有: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这是全国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
2.11给中南的电报中有: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3000,中小虎2万,还是低了……
对预算、指标嫌低,就主观提出些高指标,硬逼追加。
2.13转发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的批语: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则大虎1000,中小虎3000,增为大虎2000、中小虎6000。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军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2.17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有:这个大虎8000小虎42000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3.3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有: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或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连同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都像镇反时一样要交代清楚,可见要让资产阶级绝种的决心之坚决,可见运动范围的不断扩大。
5.9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有: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罗瑞卿同志报告中所订的两条纪律(一是“凡不按原则办事,‘放虎归山’者,经查出后以包庇纵容论,应受到纪委处分”;二是“领导不力,对第二阶段的处理工作马虎草率因而造成损失者,亦应论处”),全党必须一律实行,保证三反胜利。
运动都到收尾了,不强调实事求是,还要求反右倾。所订纪律也只惩右,不提防左纠左。
5.10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价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直到结案时候,才强调实事求是。运动中扩大化、错伤害人、影响正常工作等现象都已成事实。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参加三反的人数共383万多人(不急括军队),贪污10万元以上的10万人,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42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据另一个地方的材料,说被查处的有102万,这高出的90多万人,就都是不该受审行、一该受批斗的、扩大化了的人。
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腐蚀,保持廉洁奉公的一次实践,对贪污,人们都认为该反,一般都认为这是开展得比较好的运动。比如:《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2卷的“编者后记”就说:[“三反”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无论怎样,全党重视和全党努力,群众监督和群众动员,始终是有效地进行反对贪污浪费斗争的必要条件。无论为着了解历史,还是为着借鉴历史经验来研究现实工作,阅读“三反”运动的有关文献,都是有益的。] 被党中央、国务院授命主持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难得清醒》一书中也说:“我参加革命以后经过的运动,即使目标定得准的,也常常发生“过火”现象……据我观察,解放后开展的各种运动,几乎没有不发生副作用的,唯有“三反”运动偏差最小。……不像思想政治问题可以做随意性的解释。有人说这是一次时间不长、善始善终的运动。”但历史事实却不是像一般人(上面所引的说法可为代表)认为的那样。我们从上面那些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
(1)毛泽东这段时间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他领导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这些文件,靠转发下面的计划、报告、经验和他在上面加的批示;
(2)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三反运动他直接管到了最基层。简直就是他一个人在坐镇指挥。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一个人就批示了大约185次,有时一天就要批示几次。
(3)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但在这次运动中,由于他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形势看得极端的严重,用他个人主观想像的高数字、高指标或某个单位已经订出的高预算去推算,层层强压下面达到高预算的打虎指标;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各省县都强迫让人家向打虎的高计划、高预算看齐;强迫下面层层订打虎预算,并且要按人数多少、开支多少、管钱管物多少的比例去推算,让下面互相攀比打虎的高数字;大老虎和中小老虎也给你规定了一个比例,不准少了、小了;一看打虎数字增加就高兴,就表扬,一看打虎数字不如人家就生气,就批评是右倾;甚至在运动的末期,还把罗瑞卿反右倾的做法转发全国,全部批示中,直到定案中发现许多问题,才提出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真可说是一左到底了。而这样高压下的群众运动,群众对上面订的政策,几乎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完不成指标被扣上右倾帽子。上面本来就左,群众执行起来,便左上加左。因此,三反运动时哪个机关都打出好多假老虎,出现了许多冤案。
(4)在这样长的时间,不断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么多显然做不到或一眼就可看出是不实事求是的高指标,竟没有人提出意见,一直到总结的时候都没有人提出搞高预算打虎的教训。是不敢呢或是都左昏了头也没有认识呢?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已高到谁也不敢有不同、有相反的看法;也不敢总结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左的教训。后来,回顾当时的这个运动,对它的历史结论还都是歌颂这个正确的经验多,认真总结的少。
(5)这可算是我们开展群众运动的典型一例。这也可以说是领导运动群众一例。从后来的效果看,三反连一反也没有反干净,三反最突出的特点是打虎(反贪污),但很快就又遍地是“虎”。可见我们这种搞运动的工作方法,因为是群众运动,随便斗争,随便隔离反省,整的人之多,无法统计。但却并未抓住要害,并未建立起永久防止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制度,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总结出一个过得硬的规范。最重要的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监督。但我们长期不曾反思过,以后还认为这是我们的法宝,一个又一个运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乱,越来弊端越多越深,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的天下大乱。
在这样极左指导思想下开展的三反运动,那些老虎是怎么样打出来的呢?从各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的情况看,主要是不断反右倾,分工包干找线索;内外夹攻忙审讯;小会挤大会突,发动群众搬“石头”;找重点抓弱点,坦白检举相结合;专案专人包打包查;预算数、期成数、必成数,穷追猛打不放松;个别谈话和群众压力相结合;以虎攻虎,深挖成群成窝的老虎;防止逃跑和不断补课;杀、判、赦结合,猛、狠、压配套;斗智攻心和群众挤压,确定任务限期破案;大造声势组织火力,捉不住老虎决不收兵;公开宣战,八方围歼;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打、骂、捆加逼、供、信;打虎队突击,穷追到底等等群众性的大轰大嗡、无法无天的做法。从后期各地报告的结果看,自杀、自伤逃亡都成为要严防的事情,翻案、结不了案、收不了场,绝大多数只好宽大处理不算老虎,原来上报的老虎数字减了又减,甚至减到零。但好多人已经被打虎队“打”得有气无力,“打”得自己抬不起头,家属见不得人,这样搞法,肯定扩大化,伤害好人一定不少。所以每次运动都和这次运动一样,在运动后期都有一个复查、甄别、定案阶段,以便把整错的纠正过来。同时停下工作搞运动,又打得机关人心涣散,工作很难齐心协力,肯定影响正常工作。
群众运动确实威力很大,但在错误思想领导下,不讲法律,由各级领导掌握,危害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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