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契约权力合法性危机

［ 作者：公全   来源：权力不自由    点击数：646    时间：2005-3-31    提交：公全 　 编辑:本站主编 ］
《权力不自由》之三    非契约权力合法性危机
一、非契约权力，权变威胁
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万年永固、百世不衰，但老百姓愿不愿意、答不答应，却是另一码事，江山万年只是皇帝单方面的意愿，因为他取得江山时并没有与老百姓协商和谈判，而是在用暴力将他们打服后，老百姓被迫做出的选择。暴力夺权以后，在权力保有和行使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你能打我也能打，凡暴力夺权就会存在暴力继续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非契约权力的合法性，其权力就会始终面临丧失或被改变的威胁。
权力的本质虽是进行人际控制，但权力同时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之一，它往往比金钱还更具有能量，对于拥有权力的一方而言，无疑从权力中可以获得各种超常收益，很多人也因此爱权如命。但是，从权力受众一方来看，权力让渡或丧失同样也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一旦权力被借让和转移出去，借让者相应的一部分独立、自由、人格、意志等就会因此被他人所控制、支配，借让得少则影响较小，借让得多影响就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权力全部借让，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付他人，让他人为刀俎，自身为鱼肉。因此人们宁可让利、让礼，也不让权。即使在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一般利益层面上还可以相互“和稀泥”，不过分计较，而一旦涉及到权威意志，双方就会十分在意、坚决，常常是寸步不让。亲子之间尚且如此，社会成员之间在权力意志上自然就更会互不相让。
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又必须适当借让出自己的部分权力，以组成一个公共治理机构即政府，换取其他方面的更多收益，如安全保障、规则保障等，除非想做“现代鲁滨逊”，否则人们总是需要借让出自己的部分主权，尽管深知这种借让是有条件的。如果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天赋权力借让给他人，这种借让就具有高度的风险性，人们反对或排斥的只不过是这种危险的借让，而所渴望、所需要的则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借让。那么，如何进行权力借让，才能保证可以获得预期的收益而不会把自己陷入到危险境地之中呢？或者说，安全的权力借让应如何实施呢？
具体来讲，政治领域中合法的权力借让，是指权力主体必须通过民众授权，然后以此组成政府，做法同样也是分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希望获得国家权力的主体把自己的纲领、主张等表达出来，即把自己的“货”摆出来，让选民进行充分的认识和比较；然后，选民投票选举，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充分谈判、协商，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得票多者因此获得选民的许可或认可，获得授权，这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样，当选者是一手得选票、一手获授权。
只有在这种方式下的权力借让或权力获取，才符合了法的基本内涵，是合理合法的“交易行为”。法的基本内涵指正义与公平两大原则：对于某件不确定的东西，人们如果要取得它，只能通过先占原则或时效原则获得；而对于某件有确定权属的东西，如资源、权益等，如果人们要获得它，则必须取得对方的同意和认可，然后对价性置换，既不能骗，也不能偷，更不能暴力胁迫；如果是通过偷、抢、诈骗或胁迫等种种非法方式而取得的，双方就随时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冲突，去改变这种占有关系；因为这种占有关系不具备合法性。
皇权产生没有经过与民众的协商和谈判程序，是马背上打下来的，而不是按照程序所获得的契约性授权，这种暴力夺权的实质不是抢就是夺，违背了正义与公平的法的基本内涵，因而没有合法性可言。简单来讲，皇帝权力的获得是来源于把人打服，而不是得到他人的许可，人们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屈从于暴力而表示臣服，往往也是口服心不服，或者心口皆不服。另外，权力的非正义性不仅体现在皇帝身上，在官僚体系之内也同样如此：其一，他们的权力也未经老百姓合法授权；其二，官员表面上是分封所致，实际上部分官员的权力乃是钻营、投机甚至行贿而得来的。皇权是不正义的，官权也是不正当的，所以官员总是担心自己权力被上面剥夺或被其他人争夺。
统治者通过暴力夺得民众的权力，由于民众不是自愿借让权力，这就让他们陷于高度危险境地，各种损失巨大，于是时时都想把自己被迫借让出去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如何借让出去的就如何收回来；暴力夺权总是形成暴力示范——你打我也能打，你夺我也能夺。
具体而言，暴力夺权后的危险性后果来自于如下三方面：
一是叛臣
二是暴民
三是消极顺民
因此，对于非契约性权力，由于它不具有合法性，叛臣和暴民往往随时可能坐大，并效法统治者的暴力示范，采取与统治主体相一致的做法；而顺民则因漠视权力，同样也会让统治者感到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前两类人对皇帝的非契约性权力带来极大威胁，让皇帝从坐上龙椅的那一刻起，就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随时有弱化、变更或丧失的危险。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淡化、降低权变威胁，甚至彻底解决这种合法性危机呢？
当然也有。一般来讲，统治者有两种基本策略可供采用：一是“大棒”策略，即以暴制暴。但暴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也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而稍有不慎则是两败俱伤，危害性非常大。因而历代君王虽然是马上得天下，但马上治天下者却很少。于是，统治者在暴力夺权之后，更多的是倾向了“胡萝卜”策略，即实行怀柔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礼，对民众进行道德灌输和情感笼络，如借用家庭关系，“内则父子，外则君臣”、“父母官”、“爱民如子”等说法，用来转化或转移各种官民之间的各种利害冲突。但“胡萝卜”策略也不完美，“胡萝卜”过于柔软，很多人连硬的都不吃，这种并不可口的“胡萝卜”就更不会吃，而且认为权力比情理更为重要，情理与人身控制、意志控制相比能值几何。所以，即使极权统治者把二者综合起来交叉运用，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其效果仍然有限。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统治策略都不能很好地营造权力的合法性。
极权统治者非常需要一种“恰到好处”的统治策略，既兼具上述二者之长，又去其所短，并且最好还能同时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那么，能找到这样一种“恰到好处”的统治策略吗？在“大棒”和“胡萝卜”两种策略之间取其中，既具有暴力力度、又不具有人身伤害性，既有“胡萝卜”的软、又不至于软弱无力，而且还能有助于解决好非契约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消除权变威胁，这种方略有没有呢？
二、权威宣示，合法性生造
可以说，权威宣示就是这样一种“恰到好处”的策略，它兼具“大棒”策略与“胡萝卜”策略二者之长，而又去其所短。具体来讲，它的优越性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不直接使用权力和暴力。权威宣示的方式有各种各样，但一个总的特点是不直接行使权力和暴力，这种非直接性，避免了双方互伤。
（二）权威宣示虽然在表面上没有直接运用权力和暴力，但它又是以暴力作为后盾，以权力作为核心的，并籍此营造出一种威势、威信和威望，对老百姓形成一定的控制甚至震慑。这种权威氛围的营造，小可以是日常用语的禁忌和吃穿住行等的区别性规定，大可以是在驾临万民或巡游江山时而举行的浩大仪式，在权威宣示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暴力，但一旦有人触犯权威，隐藏在权威后面的权力和暴力就会适时表露出来。
（三）这种日常化、生活化、大量化的权威宣示，使得老百姓频繁地、经常性地感觉自己在被控制、被影响着，时间一久就会对老百姓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让老百姓感到江山是皇帝（或是皇帝一家）的，自己没有权力；其次，皇帝天生就是“治人者”，自己则是“治于人者”，“治于人者”应该服从于“治人者”的管辖和管理；最后，觉得不服从统治者是错误的。因此，可以说权威宣示是一种“不战而屈民”的高度策略化的统治手法。
（四）维护权力的成本收效比最佳化。权威宣示虽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付出比较适度，一般不至于让社会难以承受。权威宣示虽没有直接使用暴力，和直接运用暴力相比，权威宣示中包含了适度警示；与情感笼络相比，则可以起到有效提示的作用。因而这种成本与收益之比，可能是最佳化的——很难再找到一种比这种策略成本还低、效果却更好的统治策略。
权威宣示的暴力间接化，就好比“权杖效应”——宝剑放到权杖之中，平时只见权杖不见宝剑，但人们都知道权杖之中是宝剑。所以总的来讲，权威宣示的优越性表现在不怒而威、刚柔相济，可谓“恰到好处”。在权变威胁中，它与“大棒”策略和“胡萝卜”策略相比，其维权效果更理想，安全性更高，成本收益比也最为合理。
然而，权威宣示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可以直接降低权变威胁，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对暴力政权营造出合法性来，以祛除暴力夺权的不良成份。
下面我们来看权威宣示是如何营造出合法性来的。
首先，权威宣示能产生“使用权错觉”。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感觉：东西拿在谁手里，这东西就是谁的。比如开车，好像车就是开车人的，而实质上车很可能是开车人租来的或借来的，甚至是抢来的或偷来的，开车人并不对车拥有所有权。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误判，就是因为使用权能给人一种错觉：当人们正在使用或经常性地使用某物品时，这种直观化、情景性、连续性的使用权，往往会对其权源和本质等具有遮蔽作用，使人在没有看清楚权源和本质的情况下，为外在景象所迷惑，从而简单地、武断地作出权属判断。权威宣示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示治权、使用权，极权统治者以大量的、日常性的禁忌和仪式等向人们不断地展示这样一个现象：权力在我。久而久之，老百姓往往以现象论本质，对皇帝的江山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不再区分主权与治权，以至主权治权混为一谈：谁占有，就是谁拥有。
其次，权威宣示能产生“时间转化效力”。
我们知道，物权法上会规定：对物占有一段时间后可以从占有权转化到所有权，国际法也有领土主权五十年时效规定。在一段和平的、足够长的时间段之后，人们往往就不再追寻某种事物或权益的源头，而让时间来填补、缝合这种断裂感。时间本身隐含合法性的因子，权威宣示排斥了直接暴力，在相对平和、稳定的状态中，用时间效力注入了“合法性”因子，久而久之，虽然实质上仍然是非法的，但人们也会逐渐地对它产生认同感，不再认为它是非法的。
再次，权威宣示能进行“意识刻画”。
面对同一个信息的重复刺激，哪怕很反感，也恰恰只能表示这个信息在反感者身上已经产生了力的作用，留下了它的痕迹，“谬误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原因往往就在于此。在官样文章和八股文章中熏陶过久以后，即使很讨厌它的人，在写文章作报告时也往往如出一辙，可见“意识刻画”多么深。权威宣示同样符合这一原理，它通过大量的、日常性的各种用词、用语、仪式、规格等来传达权力信息，这些信息每天都会刺激老百姓若干次，很容易在老百姓的思想和意识中产生一种穿透力，或迟或早都要打下它的烙印——即被动性地、下意识性地认同这些信息，哪怕在理性上是拒绝接受的。
权威宣示虽以暴力为后盾、以权力为核心，却又不直接使用暴力和权力，因而能够在“使用权错觉”、“时间转化效力”和“意识刻画”三方面都能让人对非法性的权力产生某种认同感，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它，这就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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