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倒退十几年1

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倒退十几年

作者：wenewen 提交日期：2010-6-9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ja8s.html
　　几乎可以确定，我国管理层被误导了。
　　他们被引入经济政策的细枝末节当中，而忽略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纸币就本质而言，是国家财政的价值表达形式。
　　所谓的货币政策，不过是财政政策的金融表达而已。
　　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在财政。
　　不着力解决财政问题，而不断折腾所谓的货币政策，会将国家带入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人不断撩拨中国的汇率问题，实在是意味深长。
　　笔者曾经著文《两个小秘密》。文中说，美国自汉密尔顿开始，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是优秀的金融家（当代如鲁宾、保尔森、盖特纳）；而美国成功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等），都是一流的财政专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权的重要原因。一流的金融专家管理财政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一流的财政专家从事金融攻击，才能够精确定位问题国家，做到一击即中。
　　纸币，作为国家信用，必然也只能是国家财政实力和国家财政能力的综合表达（可参阅拙著《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汇率，作为纸币的空间价值的表达方式（利率是纸币的时间价值的表达方式），一定会滞后于国家财政状况的变化。这种时间的滞后性，为金融投机提供了机会。
　　汇率的扭曲，必然使得借助纸币表达价值的资产出现价格扭曲。资产价格一旦强烈扭曲，就会吸引投机者蜂拥而至，惨烈的财富转移将不可避免。
　　汇率的剧烈波动，必然形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必然严重破坏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其直接后果就是失业。这非常容易导致社会动荡。
　　我国古代的社会动荡均与财政有关（请参阅拙著《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当代国家的社会动荡表面上是金融管理失控。就本质而言，仍然是财政问题。欧元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欧元问题，准确地说，是经典的财政问题。当政府财政能力不断弱化，本能地就会依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越是依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财政能力就会变得越加脆弱。于是，恶性循环，直到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大鳄的作为只是一种现象。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蛋。
　　最近，很多人在谈论日本失落的十年。认为日本的教训在于接受了广场协议。或者说，日本在处理汇率问题上过于“听话”。这是十分幼稚的结论。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日本人拒绝日元升值，结果会如何呢？结论非常简单，日本的资产泡沫将会更加严重，以致于其最终破灭的那一刻，日本政府根本无力回天，日本极有可能退回到战后初期的悲惨境地。失落的十年，对于日本而言，可能是一种代价最低的最佳选择。日本政府在日本财政没有完全失控的时刻，恢复了日元的本来面目，重建了日本相对合理的价格体系。老实说，我很佩服日本人的团结自律精神。若非日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那样惨重的资产泡沫破灭，都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回到本文主题。
　　当我国汇率问题日益严重的时刻，我国管理层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财政问题上。我们最紧迫的工作是巩固国家财政实力和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必须注意，我国可能就要面对极为剧烈的价格重置了（再一次闯物价关）。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一九八九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必须依据财政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千万不要以为货币政策可以独立解决经济问题。当我们依赖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非但不能解决，而且会以乘数效应不断深化并放大。所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十分危险的诱惑。货币政策的独立将意味着行政体系的失控。前苏联已经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我国长期的汇率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严重的资产泡沫必然导致社会生产成本的迅速攀升和社会生产效率的迅速下降。当社会生产效率下降到达临界点的时候，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会接踵而至。如果，不能及早地处理结构性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失去的十年”。
　　汇率问题一般都是源于财政问题。
　　由于我国财政不能自主和自觉地解决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我们必须借助国际金融资本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达到高速发展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在借助国际金融资本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让渡一部分财政主权。被让渡的财政主权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货币主权。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大财政体制的崩解清晰诠释了这一过程。所谓的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一种被动的货币发行制度。其本质是部分丧失了货币发行主权。与此同时，也就基本失去了资产定价权和商品定价权。笔者并不认为，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在管理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中国的财政部早就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决定权。甚至，已经失去了对于货币政策应有的话语权。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和国际贸易顺差构成中国货币发行依据。这种状况长期化，形成了严重畸形的中国经济结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塑造了更加畸形的中国财政结构。中国财政已经形成了对于汇率扭曲的严重依赖。中国财政已经逐步进入了饮鸩止渴的荒唐境地。简单一点儿说，中国财政已经必须依赖制造资产泡沫而存活。在中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真实的财政状况。他们不明白中国三色财政（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的特质。其中，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就是资产泡沫伴生物。我国管理层对于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迅速扩张缺乏应有的警觉。笔者在《政府的死亡底线》一文中指出，当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的规模超越白色财政的时候，政府将走向死亡。
　　我们来理解一个公式：
　　被动的联系汇率制度=信用特权+资产泡沫=国民福利转移=变相征税=利益集团私人财富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货币主权转变为货币特权，再转换成为信用特权的含义。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信用特权，正在行使政府一部分的社会再分配的职能（财政职能）。非常遗憾，他们在迅速占有并转移国民福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迅速削弱国家财政实力和肢解国家财政能力。他们是在制造未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总是以深化市场改革的名义，将不道德的个人行为进行制度性安排！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货币战争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在哪里。那就是由货币主权而延伸到的财政主权。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
　　笔者在这里必须指出，如果中国发生货币战争，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侵略战争”。就本质而言，那仍然是一种“内战”。没有国内利益集团从中配合，并一定程度肢解中国政府的财政职能，任何外部势力试图通过价格波动，来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是，我国政府的财政职能确实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国政府没有针对强大资本和庞大资产的课税能力，我国政府的税负重点仍然是可怜的劳动所得。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能力。
　　事实上，比丧失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更严重的问题，是丧失思想主权。丧失了思想主权，才会进入幼稚的GDP逻辑。
　　经济高速发展与资产泡沫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并非正相关关系；资产泡沫与国民福利是负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要遏制资产泡沫的生长。否则，经济高速发展非但不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会形成大规模国民福利转移。中国正处于这样诡异的状况。
　　笔者感到非常惋惜。
　　在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初期，笔者提出了经济保全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引起重视。我国政府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推动下，推出了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这个刺激经济方案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状况推高到难以修复的程度。我国房地产泡沫就是在这个方案推动下，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国民福利被占有和被转移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水平。尤为严重的是，此一方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极其严重的财政状况。未来，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人们会深刻认识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破坏性力量。
　　笔者一直在想，我们为什麽不认真吸取一九八九年的教训。那时候，所谓的“闯物价关”，本质上就是一次人民币重新定价的过程。人民币重新定价，将导致所有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物价剧烈波动中，民众将会成为受害者。他们极其容易在剧烈的价格波动中失去理性。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当我再次听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感到不寒而栗。是的，大涨价的信号似乎发出了。大蒜和大豆疯狂上涨不过是一次预演。美国人撩拨中国的汇率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清楚地知道人民币重新定价意味着什麽！
　　笔者觉得非常可笑。我国的一些管理者在说什麽“管理通胀预期”。当黄金上涨到每盎司1250美元的时候，以黄金为尺度，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几乎没有上涨。这意味着，其他资产和商品价格已经严重低估了。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必须大幅度升值，同时，房地产价格必须大幅度贬值。但是，这有可能吗？如果这没有可能，那将意味着什麽呢？中国将迎来铺天盖地的通货膨胀！这难道需要预期吗？二零一零年五月，李嘉诚罕见的建议大家买股票，郭台铭敢于一次为员工加薪到两千元，这是偶然的吗？他们的潜台词是非常清楚的！
　　货币战争必须通过严重的通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来实现战争的目的。
　　一个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才有能力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我们在最需要培育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时候，进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随着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我们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弱化；随着税基逐渐地收缩（拒绝资产课税和资本课税），我们的财政能力在不断地收缩。与此同时，我们实际的政府公共支出仍然在刚性地成长，我们实际的制度成本仍然在迅速攀升。我们实际的财政状况其实已经非常脆弱了。
　　精通财政的国际金融大鳄们，决无胆量挑战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不过，当一个国家财政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遭到国际金融资本惨烈的攻击。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救中国！
　　中国货币战争中的战略制高点已经十分令人忧虑了。
　　当然，最值得忧虑的是，中国最高管理层对于中国真实的财政状况近乎无知。他们在强大的利益集团误导下，仍然在进行危险的逆向操作。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竟然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的词语！
　　积极的财政建设其实很简单：
　　第一，勤俭建国。
　　第二，均衡税负。
　　第三，社会保障。
　　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搞赤字财政。更不应该是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
　　重建中国丰厚的的财政实力和强大的财政能力是一篇大文章。这篇大文章的主题不在“财”字，而在“政”字。那已经不是本文可以概述的了。那当然不是玩弄几个经济政策术语就可以实现了的。财政的变革必然触及体制与制度。
　　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
　　中国期待着一场伟大的变革。 作者：三高的浪人　回复日期：2010-06-03　23:14:28　   　　从目前来看，汇率的谜底被破解后 　　
　　唯一支持工具是----利率了　　
　　一切 都将在收获的季节 见分晓　　
　　经济方面 政策力度将减弱了　　
　　原来 是动则获咎 　　
　　现在 是动不动都获咎　　
　　最后的决定因素 看force吧 作者：三高的浪人　回复日期：2010-06-09　01:31:52　   　　胡锦涛今起展开中亚之行 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09日00:20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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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密切关注 　　
　　不知道 这次C国付款的大小　　最近严重关注阿米动态　　
　　1 拒绝盖茨访华　　
　　2 A和C 亚洲安全会议矛盾放到了桌面　　当年 朱由检同学 为了和谐 支付关外的成本也很高的　　
　　中亚 不知道 胃口 和皇太极的胃口 怎么样？ 2010/06/09 08:17:39中国经济：通胀、滞胀还是通缩？崔宇 
    本来中国政府今年的目标应该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悲观者开始转而担忧“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甚至通缩。但是，目前看来，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是通胀，而不是滞胀或通缩。
    我们不必罗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相信的CPI数据，单纯从10多个省份开始上调最低工资以及部分企业开始大幅度涨工资，就可以证明通货膨胀已经来临。
    值得一提的是，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会加剧通货膨胀，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非原因。不管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媒体上，我们经常会发现“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的表述，这种表述就是认定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即工资上涨会形成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但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虽然工资上涨和通货膨胀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但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首先，如果工资上涨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动的，那么企业就不必提高产品价格，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这时候企业相当于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消化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次，即使工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或者说单位产出劳动成本上升，侵蚀了企业利润，但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也不一定会立即选择提高产品价格，否则会降低市场占有率。
    最后，如果说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提价，继而工资继续上涨企业继续提价，那么工资为什么会率先开始上涨呢？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工资率先开始上涨背后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期间企业开始提价，利润增加，工人也有了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要求分享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增长。至于通货膨胀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得不相信，通货膨胀最终是一个货币现象，也就是流通的货币相对于社会的商品量过多。因此，工资上涨是一个滞后指标，而不是先行指标，它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来临，而不意味着一定会加剧通货膨胀，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是要从货币源头上找原因。
    中国2009年释放出了9.6万亿元的天量新增贷款，同比增长了几乎一倍，但是在2009年没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在于部分新增贷款处于“非流通”的状态，趴在银行的存款账户上，而且当时由于出口受阻还存在产能过剩，可流通的货币相对于商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随着出口在2009年中期后的复苏，产能过剩的压力开始减小，由于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分步骤地使用信贷资金，并没有在2009年毕其功于一役，那些“非流通”的货币也开始渐渐流通起来。
    虽然目前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但并不会带来再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即使导致全球复苏进程缓慢，导致中国出口受到影响，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平衡战略和新兴产业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会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因此，2010年中国面临的通胀风险虽然会因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有所缓和，仍然要比2009年大得多。
    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并不会出现所谓“滞胀”。滞胀是一种罕见的经济现象，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之所以同时发生，是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就业，长期推行赤字财政，而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政府不断提高税率，另一方面通过增发货币稀释赤字，长此以往，前者容易导致经济停滞，后者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而且恶性通货膨胀本身也会导致经济停滞，从而让宏观经济政策进退两难。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滞胀时期经济增长常常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而通货膨胀往往达到了两位数。
    可以看出，即使目前中国似乎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膨胀上升的趋势，也并非理论意义上的滞胀，一方面是因为2009年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基数不同，去年经济增速逐步上升，而通货膨胀先抑后扬；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显现，如果延续下去，通货膨胀也会随即回落或缓和，至少不会出现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容易引起滞胀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已经在从注重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转向旨在增加供给的“里根经济学”，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保证了短期内经济增长不可能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至于通缩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这是其他经济体而不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通缩的机理与通胀相反，即流动的货币相对社会的商品量过少，美国和欧元区国家虽然也积极救市，但由于银行去杠杆化过程中的惜贷情结，导致信用创造不像中国这么轰轰烈烈，从而实体经济复苏也比较缓慢，美国和欧元区国家的CPI同比增速也仅在2%左右。
    总之，发达国家可能面临着一定的通缩风险，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在金融危机期间受伤较轻但抢救过重存在着通胀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这也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都先后加息的原因所在。中国政府也应该给市场明确的政策紧缩信号，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四处堵窟窿防止资金炒作，资金之所以四处炒作只是负利率下的理性选择。  韩令国：房地产是中国的死穴发表于 2010年06月09日 03:51 阅读(45180) 评论(201) 分类： 房产经济 
    我们一直以为房地产是经济支柱产业，却不晓得这支柱支撑了谁，又消灭了谁，为谁制造了发展，又为谁制造了贫穷。    在这个世界上，土地是人类共享的生存资源，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没有被执政者剥夺生存权利的人，都自然的享受着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任何国家里，土地都是全民所有，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都从未将人类从土地这个生存资源上赶走，顺延几千年下来，合理的占有与使用土地已经是一个自然人的基本权利，也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中国历史上，大量农民离开土地的行为超过百次，而原因却只有一个，‘灾害导致土地无法生产，不能保障百姓生存’，于是才会出现上百次的农民迁徙，在这次城市化运动之前的农民迁徙是清末时期的闯关东，山东、河北等地受灾严重，大量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挑着扁担和孩子来到东北，将蛮夷之地的荒山变作良田，进而在建国后又由王震将军带领军民一同开辟了北大荒，在江浙、河南河北几个粮食主产区外建成了新中国的粮食基地，解决了国民的生存问题，在粮食自给自足后，我们才得以有遗力来发展经济。    在我们发展工业化之初，不得不用资源换技术、换产品来解决技术难题，形成贱卖资源的开端，同时压制农产品价格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在城市居民的口粮问题解决后，以压制人均收入的方式来继续发展工业化。随着人口增长过快出现后，为了既保障经济又解决就业，在没有高科技产品发展支撑的前提下，不得已又要继续压低人均收入发展出口业，加重贱卖资源拉动经济的砝码，最终导致科技没有发展，工业化速度也严重落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这种粗放式的外导向型经济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受经济发展需求不断膨胀与出口业严重冲击世界各国的生产行业影响，贸易保护打压的警钟就已经敲响。    随着05年开始出口业的净出口额迅猛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打压的大棍也由美国带头抡起，虽然此后又经历了07年的出口高峰，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经济危机所影响，在以美国为首的欧洲经济开始衰退后，欧洲失业率不断攀升，日韩两国由于出口萎缩也陷入经济衰退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棍开始大肆打向中国商品，08年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的外资工厂纷纷倒闭，出口业企业也不断倒闭关门，出现了08年下半年40%出口企业关门或倒闭，40%企业处于停业或半生产，只有20%出口业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的状态，年底之前失业返乡农民工超过1.2亿，09年初广东等地的车站、码头、公园和大街上，遍地都是失业农民工。最终在全年增加四万亿救市投资，实施7000亿出口退税计划与全年发放9.6万亿信贷后，拉动经济增长8.7个百分点，解决就业1010万，而09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就高达2000万，年底的城镇失业率已经超过2亿。    从中国的失业率看经济，失业率攀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问题，粗放式发展的外需导向型经济在经济危机时期受贸易保护主义打压后，已经根本无法解决就业，从09年的净出口额与产品看，拉动出口业的仅是资源产品，而且多数是连粗加工都不需要的矿石与稀土等资源，根本无法解决就业。    这种产业结构的经济发展至今天，从全球经济变化与其他国家居民的消费观念变化看，已经走到了陌路，此前欧美国家居民透支消费的习惯已经被经济危机所改变，中国商品的出口在这群人由透支消费向理财消费的行为转变后，已经开始萎缩，如果再加上世界各国的就业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打压的行为又会不断对中国出口业遭重打击，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就业率的提升，都已经无法继续依赖外需，最终将经济与就业问题都推到了投资与消费之上。    在改革开发三十年后的今天，由于前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都在依赖出口，进而导致忽略了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今天出口业萧条后，在没有第三产业可就觉就业的情况下，无论经济增长还是就业率的提升都已经不得不依赖于投资一块，但是从09年的经济可以看出，我们的投资多数是停留在政府的大修大建与胡修乱建之上，除了修公路，架桥梁与建公园外，投资最多的就是政府办公楼的装修与房地产开发。因此，09年的钢筋水泥价格被投资所带动有所增长，房价也是扶摇直上，进而导致庞大的投资非但没有刺激到第三产业发展，反而因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房地产投机行为造成全民投资房地产的热潮，多数民间资本由于投资房地产获利丰厚而放弃了实体生产，限制了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全年所解决的1010万就业也仅是停留在道桥建设、政府办公楼修建、装修与房地产开发之上，如果按房地产业03年-09年的从业人数增长变化看，有700余万就业是建立在政府其它投资之上的，房地产业发展解决的新增就业根本不足300万。    在房价暴涨后，受流动性影响通胀也开始加重，此间政府数度对粮食价格施以调控，农民收入也被政策继续制约着，然而在此前10余年真实通胀都超过23%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每年都会增长20%以上，最终，在09年不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的农民人均收入5153元这个数字中，生产资料成本就要超过1000元，农民一年的劳作收入仅为4000元，扣除生活消费物价每年真实涨幅20%以上后，每个农村居民一年的生活消费就要超过3000元，一个三口之家（两大一小）的农民家庭多半养不起一个孩子，如果再有一对老人，他们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在当前这种经济环境下，这群农民与他们的子女就是未来的城市化人群，他们之所以进城市，并非虚荣也并非是为了发财，仅仅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生存需求。    对于这样的城市化人群来讲，高房价对他们造成的不仅是生存压力，还有生存的恐慌，除去他们的居住需求外，高房价传导致物价的结果也令他们生活得无比艰辛。    目前城市中的医疗、教育消费之高连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的城镇居民都无法承受，被城市化的农民家庭中最多会有两个劳动力人口可做农民工，09年全国的农民工平均收入为1417元，年收入仅为17004元，如果是三口之家两个农民工劳动力，一年的家庭收入仅为34000元，当前二线城市的房租最低也要800元/月，他们每年的房租需要10000元，加上水电、物业、天然气等费用，每年的居住支出就需要14000元以上，所剩的20000元中，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消费需要1500元，一年合计18000元，如果孩子读书，那么就入不敷出，如果家中再有一对老人，就会无法生存。在全国9亿农民中，10年来这样被迫进城的家庭至少有1亿户以上，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给他们带来社会保障，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收入增长，几亿人口的生存状况已经非常窘迫。    当然，上述这些都不是可以指责高房价的理由和依据，也不是证明高房价不该存在的材料。但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房地产价格发展到现在，不仅令所有民间资本都不发展实体，还让许多实体产业中的资本从产业中撤离，流入到房地产中，推高了房价，推高了物价，降低了就业，压制了农民收入，最终既致使农民因收入过低无法生存被逼沦为城市化人群，又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失业率越来越高，几者遭遇到一起，就是一条通向民穷的万丈深渊。如果不能改观，不能将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一旦民穷发展得越演越烈，经济发展的未来就会全部消失。   作者：魅影行者　回复日期：2010-06-09　11:33:31　   吴敬琏忧中国陷日韩式危机 祷告上苍保佑中国
　　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
　　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但他依然坚持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经济模式二十年之痒
　　《21世纪》：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
　　吴敬琏：有一个中央国企领导人文章你们要看，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好模式，现在已经很有问题。他作为招商局这个大国企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21世纪》：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吴敬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但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但这不是说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
　　《21世纪》：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21世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21世纪》：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3.50 -0.28%](601988)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坏账。
　　商业银行的各级人员考虑到将来出现坏账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优先向那些有国家项目的国企发放贷款。如果出现坏账，就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是贷给国家项目的。所以去年虽然有大量贷款的发放，但中小企业仍然融资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一点。不要大量的注入贷款。另外还是要强调银行的独立、自主决策，而不能由管理机关要求他们发放贷款。
　　《21世纪》：你一直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那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短期内这种阻力会不会有削减？
　　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动力，从政府方面来说，它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从我们公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长远问题考虑得比较少，虽然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坦白说，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不足，就是自觉性不足，觉得我有好房子、好车子就足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意识不高，光是考虑到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动改革、我要去监督政府。
　　《21世纪》：你提到，中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今进展缓慢，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总的来说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利用权力支配资源，能够使GDP最快增长。如果不改变体制，要改变这两条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太好。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种技术迅速产业化，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之后，这种技术就变得人人皆知。因为新技术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专利保护，其实挡不住别人获得这种技术。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技术和发明，因为不能够产业化，过一段时间就死在摇篮里，非常可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摇篮。所谓创新、创业的摇篮，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因为创新主体是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创造一个环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