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地质事业拥有强劲的“心”

周飞飞

    5月25日～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并围绕到2020年中国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部署。同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走上第三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的名师讲坛，从解决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瓶颈问题，减少地质、地震灾害及环境问题的角度也谈起了杰出人才的成长问题。讲座之后，记者走访了这位以“直言”著称的地质学家。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民族的追问

    赵文津首先抛出的，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学森先生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向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谈及我国的人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2009年8月6日钱学森在与温总理最后一次见面时再次强调：“努力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温总理曾就此问计国内六所著名高校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但直到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之时，问题并没有答案。
    显然，钱学森先生是带着这份忧思走的，留下的则是这道沉重也是不容回避的未解之题。
    “这一问，不仅政治家关心，教育界关心，各行各业及普通百姓也非常关注。可以说，已然成为一个民族的追问。因为，人才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赵文津语气铿锵。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之后，“钱学森之问”就在中国教育界引起热议，同时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热点。
    目前，人们对“钱学森之问”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教育，比如“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应该‘去行政化’”等等，但赵文津认为，“钱学森之问”并不单纯涉及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是一道关乎整个社会的艰深命题。“显然，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靠办好高校就可以解决的！”
    这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让赵文津十分鼓舞：“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是在2003年，如今时隔7年中央再次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表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国家领导人说得非常好，人才资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培养和造就青年人才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国之路，这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这次会上，我国发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今后我国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共同构成了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显然，国家正在努力求解‘钱学森之问’。”
    同时，赵文津也感到一丝忧虑。近些年，尽管我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科技和人才，相关的工作有了明显推进，但做得还不够，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没有得到切实地贯彻和落实，缺乏具体的措施与安排。这是和社会上“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环境密切相关。他说，其实必须培养优秀人才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关键是明确并落实“怎么办”、“谁来办”。

国家需要能“解决大问题”
的创新性科技人才

    什么是人才？
    赵文津认为，不是说你读了多少书，手里捏着几个学位，就是人才了。人才的标准应该是能够为国家解决问题。能为国家解决大问题的人，就是“杰出人才”。
    作为一名在地质科技岗位上奋战了近60年的学者，赵文津特别谈到了科技人才。
    “我国的经济不是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快速发展着吗，为什么钱学森还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我们可以从钱老的言行来体会其含义。如钱老从电视上见到的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听到中国汽车业是‘外国心’时，连问‘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还弄不成？’的确，虽然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专利技术也很多，但是，先进的战斗机和大型客机的发动机、高级精密机床、许多高新技术设备、核心技术、专利技术、软件等，中国的地质勘查界的大多数高精尖设备，甚至一线的仪器设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大批量地依靠从外国购买引进。真可以说，我们这个大国是缺少‘心脏（即高端核心技术）’的国家。‘心脏’捏在外国人手中的‘巨人’能真正站起来吗？只停留在‘引进与加工’挣小钱的状态，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吗？在当前竞争激烈和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极为被动的态势必须改变！我认为，中国人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自力更生地把自己的‘心脏’强化起来！”
    “成长为杰出科技人才的关键，在于创新性地解决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赵文津一再强调。
“中国国土上有着地球上丰富的独特的地质构造现象，我们理应能够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出许多地质上的新发现及地质科学理论的新发展。现实是，在作为一切地质工作基础的地壳运动和大地构造方面，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概念，但并没有在本质上、在运动机制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如今，我们有不少地学研究人员的思想深处仍然是过于迷信西方，国外提出一个地学计划，就受到过分热情的关注，看成是新的发展方向；国外提出一个地体学说，国内马上就有人说成是又一项地学大革命。甚至，有人发表文章也只愿意引用国外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即使是同样优秀的成果，却往往遭到冷遇。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信心不足。
“解放后，新中国确实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否则又如何能保证国家今天的辉煌发展，但从整体上看，现在的创新型杰出人才还不多。我认为，包括地学界在内，整个科技界的自信心不足正妨碍着我国的自主创新，妨碍着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赵文津说，中央领导都强调了，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
    是的，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观念已经明确，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基础性创新工作还很薄弱？问题出在哪里呢？
    赵文津认为，科技人才创新性不足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年，钱学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要靠科学技术，今后发展新型产业，就应当以科技创新来引导经济发展。”这与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需要、处于从属地位的理解相去甚远。现实中长期存在的“科研与生产两张皮、互不搭界”的现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许多领导者总是按“外延式”发展经济的道路思考问题，在思想上把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两者对立起来，并不认为抓生产就一定要抓科技，或是只重视能立竿见影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实用性科技，却对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性研究不予关注。虽然，现在中央提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科技的重要性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科技工作整体上已经有了大的改观，但这种提法还需要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贯彻，如此，才能真正让科技获得发挥出重要作用，才能让科技创新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主旋律。

不能用好现有人才，就不能奢谈“人才强国”

    赵文津讲述了发生在钱学森身上的一个例子。
    钱学森生前全面关注我国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科技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大创新性和深远战略意义的建议。比如，他建议发展物理力学学科：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想建立自己强大的空间国防力量，在空间探测方面作出突破性的贡献，就不能不重视物理力学及其所包含的相关爆炸力学、等离子体力学等学科发展，它是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
    然而，钱学森提出并以毕生精力提倡和推动的物理力学，遭遇却十分曲折：1956年开始作为本科专业招生，1958年因“大跃进”被取消；1961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恢复专业，后来再度被撤销；1979年再次恢复，1993年再被撤销。历经“三起三落”，最终的命运还是被撤销学科资格！
    原因是什么？
    赵文津对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崔季平等人的解释很是赞同——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下，基础科学建设受到削弱，有的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有的甚至消亡，这是非常短见的事情。“作科学研究不能以能不能拿到钱为主要目标。”
    在地学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质力学。
    地质力学是运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及其起因的学科，是由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20世纪40年代初正式创立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地质工作和研究中得到较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在解决我国石油、放射性铀等急缺矿产和地质灾害问题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是真正的中国人开创的地学理论，而且完全是超前的、符合现代地球科学发展方向的。可是现在，学校中原有的地质力学专业和地质力学课程都被取消了，李四光亲自建立的现代化的地质力学研究所也几次险些撤消，这不能不说是地学界的一个悲剧。”说起这个话题，赵文津有些黯然，“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的建议和心血尚且如此命途多舛，何况广大普通科技专家的建议呢？”回忆历史使我们更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钱学森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另一个不利于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问题——“部门分隔，各占一块搞分隔，是今天科技体制之大病”，并建议应成立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加强统筹规划，领导使用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在今天看来，‘部门分隔’已成为我国科技生产力大发展和杰出科技人才涌现的严重阻力，而且，还有越发展越严重的趋势。部门分割与当代全球化、信息化、资源共享是格格不入的。”赵文津说。
    “杰出人才不足令人担忧，现有杰出人才不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同样令人痛心。比缺乏人才更可怕的是缺乏一个发现和培养杰出人才的环境。反过来，我们再思考钱学森所质疑的‘为什么杰出人才太少’，可能就会明白更多。”

要培养“千里马”
先得重视“伯乐”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赵文津认为，在科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上，最有发言权的不应是官员，应该是战略科学家及学科带头人等科学家。
    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事业的希望，要把培养造就青年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工作制度，采取及早选苗、重点扶持、跟踪培养等特殊措施，使大批青年人才持续不断涌现出来；要不拘一格、广纳群贤，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这方面老一辈领导人和科学家都有许多很宝贵的经验，需要很好地总结推广。
    赵文津认为，现在影响青年科技人才涌现的一个问题是：科技界官本位思想太严重，影响广泛。一方面，一些科学研究不是从学科发展的要求出发，而是围绕着单位领导的个人兴趣和需求，甚至忽视了这个科研单位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许多科研人员不愿沉下心来搞研究，只想着如何能当官，或者获得官员的赏识。本来，科研单位应以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骨干为中心进行业务活动，现在常常是以行政官员为主，当了官就等同于当了“老板”，似乎官员才可能成为“伯乐”，有权力认识提拔人才。试问，是学科带头人、科技骨干了解青年科技人员，适合“早选苗、重点扶持、跟踪培养”青年人才，还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了解我们的年轻人？这也是现代中国科技界的咄咄怪事！
    如今，在科研教学单位中，对科技人员的考核是以发表的论文数和取得的项目总经费为硬指标，现在又加上一个经费开支的硬指标。于是，一个科技人员要承担着多个项目（课题或专题），一年到头忙于应付检查评审，交阶段性报告。这样，大大影响了搞科学研究应有的平静心态和宽松的时间。这就好比，如果一个工人没足够的时间操作车床，又如何能完成加工任务呢？“‘科研人员干什么去了’，钱老的这一问，问得太对了！”赵文津认为，我们的科技工作和科技人才培养，在识人、用人和管人的指导思想与办法上都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他建议，在推动有关学科发展时，要尽力改变现在盛行的“行政化”倾向，让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骨干真正发挥出“将”和“伯乐”的作用，来重点培养科技人才，尤其是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
    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地质高等教育。
    赵文津说，当前的学校教育，以创收、升学率、就业率为主要考核指标，这无形之中影响了教师和学生的正常教学。学校教育，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给学生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甚至是一生的。老师的思想境界与学术水平，对学生思想境界的开拓和学术水平的发展关系重大。因此，赵文津非常赞成许多人关于学校“去行政化”的建议，他认为，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而不应以管理行政活动为中心，所有工作都应围绕搞好教学、培养人才来进行，其他无关的或次要的活动不能占据太多时间。“‘我国杰出人才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钱老说的太好了！”

不能辜负这个适合地质人才成长的新时代

    “人才的成长环境非常重要。尽管我国在人才培养的机制体制上有许多亟待改善的地方，但不可否认，一个适合人才成长的大环境已经形成。”赵文津说。
    他对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十分推崇。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就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断，他将当时已经出现的以信息产业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界定为第五次产业革命，提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问题”，并明确提出了在21世纪要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他认为，第六次产业革命是“以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新的产业革命”，是建立以“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为特点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重点是生态农业、沙产业、海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之后，第七次产业革命还会相继而来——以人体科学为主导，带动各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赵文津认为，无论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产业革命，关键都在于高度的科学技术。他说，钱学森先生的论断告诉我们，生态平衡、生命科学、遗传基因等领域正在和即将进行的高速发展，正在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地质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地质科技和地质科技人才，完全可以走上更广阔的舞台。他高兴地透露，目前地质工作者已经在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中有所建树。
    “我们正站在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也站在一个地质工作备受瞩目的时代。当前，一系列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正求解于地质工作，比如，能源、矿产资源、环境、自然灾害、全球变暖、低碳经济、空间探测等，也就是说，我们的地质人才正身处一个新的巨大的机遇期。”赵文津说。
    有利的环境是人才涌现的催化剂，但赵文津一再强调，个人奋斗更为重要。他认为，成才必须有四个重要条件：动力、勤奋、机遇、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成才，个人立志奋斗是第一位的。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没有理想与远大志愿，就没有成才的动力。赵文津认为，对杰出人才而言，应该是“德、智、体、美、群、哲”全面发展，“德、智、体、美”比较容易理解，“群”是指组织能力及与同事共事能力，“哲”是指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培养。“显然，有了完备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及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旦机遇来临，人们就可以在实践的磨练中逐渐成才。”
    对于地质人才的成长，赵文津还谈到了两点。一是钱学森一再提出的：“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不能忽视文学素养、忽视综合素质的养成；另一个是地质科技人员必须重视实践，决不能成为就会纸上谈兵的赵括。
    “希望我们的青年人都能立志高远，抓住机遇，发扬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精神，加快行动。只有科技之‘心’增强了，我们中国才能真正‘站立起来、奔跑起来’……”赵文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