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分蛋糕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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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分蛋糕的游戏规则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7日14:17  国际先驱导报

  贫富差距:分蛋糕的游戏规则

  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一些中国人富裕了以后就移居海外,美加英澳什么的。这里头有各种原因。比如,在那边,财富不那么招眼,他们可以过相对清静的日子。国人的平等观念历来很强,统治者很早就懂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仇富”:体现为心里盼着富人倒霉,甚至路见好车就摸出钥匙狠划两下。这显然是消极情绪,不利于个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看看人家怎么致富的,找找差距,有样学样。

  《经济观察报》最近对北京均价4万元以上的12个高端楼盘开展的调查显示,煤老板等资源行业业主占购买比例的20%,金融行业高管为20%,地产开发商及其下游产业高管占20%,剩下的是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和公司高管,还有相当比例的拒绝透露身份者。进一步梳理归纳后,可以看出,这些富人主要分两类:企业家和“拒绝透露身份者”。前者从事的基本都是中国经济的垄断行业或支柱行业。后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拒绝透露身份,大家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行当,只好发挥想像力。

  富人里还有一类:郝鹏俊这样“局长兼老板”式的两栖动物。2000年,时任山西蒲县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亲自选址、买地、雇施工队建起成南岭煤矿,不到10年就成为亿万富翁,在北京置下35套高端房产,分别挂在自己、老婆和子女名下。与此同时,他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煤炭局局长等要职。一边开煤矿,一边管煤矿,可谓公私兼顾,良性循环。

  以同样方式致富的还有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原监察室副主任张继峰。他以180万元入股某煤矿,得到600多万元分红;之后为讨要1100万元分红款起诉该煤矿,并在一审胜诉。先以法官身份入股煤矿,再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分红权,又一个阴阳互补,相得益彰的例子。

  赫张二位尽管在致富方面左右开弓,雷厉风行,可惜没有研究好过犹不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双双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进去了,一个下去了。“拒绝透露身份者”就比他们高明多了。

  如果想比较安全地富,还可以考虑进入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南方人物周刊》援引社科院专家的话说,2008年,这些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收入大概相当于全国职工总额的60%。不仅如此,这些行业还可以时不常用成本提高、企业亏损、经营困难等理由提高价格,让老百姓埋单,可谓旱涝保收。

  根据种种迹象,有人得出结论: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这里当然有风险,但风险和利润成正比。

  最不济还有富士康保底。员工一跳再跳,工资终于上调。6月2日,富士康曾宣布,大陆基层员工的标准薪资从原来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自10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租个农民房300块,吃饭300块,交通、通信等日常杂费100块,还剩1500块。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每月“自愿加班”100小时以上,还能增加千八百块。这样拼命地工作,虽然算不上生活,却可以活着;虽然个人致不了富,却为集体做出贡献——廉价劳动力据说是我国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去年全世界都闹经济危机,中国GDP还能“保八”,中国工人是功臣,还上了著名的《时代》周刊。

  当不了成功商人、拒绝透露身份者和两栖动物,也进不了垄断行业甚至富士康怎么办?没有关系,正如一些专家因为今年高考作文题有感而发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鼓励多元化,多样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专家总结得都很有道理,人家是权威嘛。现在各个领域都少不了听他们的意见。只是作文尽可以天马行空,柴米油盐却没那么浪漫——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们都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其实做专家也很不错,找到合适的平台,经过巧妙的包装,致富指日可待。

  道德:干什么吆喝什么

  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网上的一个帖子生动地勾勒出道德怪圈。公共汽车上,一年轻女子不让座,一位老妇批评她没有家教。老:你家没有老人吗?少:我家老人有小车,要坐公交也不等上下班时间!老:我们贡献了社会大半辈子,哪有你这样不体谅老人家的!少:我现在还在水深火热地贡献社会,上了10小时班站了10小时,哪有您这么不体谅后辈的,难道您无儿无孙?老:没有我们建设社会,哪能让你们这代人舒舒服服地过?少:没有我们这代人缴税,您哪来的免费公交卡?老:我不管,我现在呼吸很困难,不舒服,你让我坐下来!少:行行行,您别下车,我帮您打120,免得您突然暴毙!最讨厌这种倚老卖老的,抢座有豹的速度,吵架像狼一样咆哮,角色一变装得比林黛玉还可怜……

  双方都有理,但座位只有一个,所以坐下的显然占了便宜,站着的无疑吃了亏。两个人无亲无故,发生争执很正常。我们可以居高临下地谴责双方不讲道德,但还是解决不了两个人面对一个座位的难题。总不能都站着吧?所以有人出了个主意:“从制度层面解决”,比如规定上下班高峰期禁止用老年卡免费乘车,或者开通一小时一班的老年人专车等等。可见这样的争吵未必是坏事,它激发人们想出更有创意的办法,更合理地平衡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

  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比如公务员,这是一个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但很多公务员并没有服务意识,或者有服务意识但弄错了服务的对象。陕西咸阳的三个“局长”乘坐警牌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不交费闯关,收费员降下横杆拦截他们的车,他们竟然一拥而上对收费员一通猛揍。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于被服务,被下级服务,被法律法规服务。不过,可以想像,他们对上级一定很有“服务意识”。

  再比如,司法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法律,执行法律。但是,从躲猫猫、喝开水到赵作海、王子发,一个又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现实故事让人们慨叹:生活比小说还荒诞。又比如,医生,他们的工作是治病,但现在似乎以“检查”和“开药”为主。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兼作教辅材料的推销员。生产食品的,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敢吃;搞新闻报道的,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

  美国伦理学家迈克尔·约瑟夫说,有道德的人应该是做的比要求做的多,比允许做的少。这与我们所说的克己复礼意思相近,是极高的要求。职业道德比这低一级,仅仅要求人们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做到要求做的,不做不允许做的。如果能这样,我们的社会一定已经无比和谐了。

  其实这并不很难,只需要一点点换位思考。做公务员的站在公众角度,做警察的站在当事人角度,做医生的站在患者角度,做教师的站在学生角度。这不是幻想,而是很实际的考虑。公务员本身就出自公众,做警察的有一天可能就成了当事人,做医生的免不了生病,做教师的自己也有小孩。在这个万事万物普通联系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依赖他人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不讲职业道德可能一时占了便宜,但最终却是损失。所以,职业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它是一种规则,虽然不像法律那样有明确的条文,触犯之后有各种明确的惩罚措施,但分量并不比法律轻。当前的种种事实已经说明,放弃了职业道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就像今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道德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而现阶段我们似乎还没有太多的条件去“仰望星空”,尽管那上面很美。我们的主要精力似乎应该放在“脚踏实地”上,用另一句人人都懂的话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法治:要把人当人

  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美国的法律制度未见得比我们公平。美国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自己就说:他们的所谓正义就是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谁的律师更好。他们也有冤案(《国际先驱导报》就报道了“美国版赵作海”案)、窃听和虐囚。他们的总统更是水门、伊朗门、拉链门、伊拉克门……不是触犯国内法,就是触犯国际法,违法乱纪的事儿没少干。

  但必须承认,他们在语言上有一点比我们进步:他们有“草根”(grassroot),没有“草民”。“草根”和“草民”指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与领袖、精英相对。但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草根强调的是根基,本原,其分量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草民却是把人视为草芥,所以才有草菅人命之说。

  1988年2月,河北临漳县官村发生一起纵火案,4死1伤。该村村民刘俊海、刘印堂作为嫌疑人被逮捕,在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2003年初,二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的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183天。特殊情况下的案件,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627天。但这叔侄俩被关了足足15年,无罪释放后,竟然还要交5000块钱的生活费!在看守所里,刘俊海每天在墙上划一条线代表一天,就这样划了5444条。刘印堂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靠同号的人伺候。刘俊海的妻子和刘印堂的母亲在15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找人申冤。家里没钱,就带几个馒头上路,有时一天只喝一碗稀饭。重获自由后,两人逐级向县检察院、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提请国家赔偿,但7年过去,杳无音讯。(直到2010年6月9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刘俊海、刘印堂叔侄二人下达赔偿决定书,共计国家赔偿金额118万余元。)

  发生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司法人员水平低,效率差。赵作海冤案曝光后,11年前发生的无头尸案仅用30天时间就成功告破;而刘俊海、刘印堂叔侄等待了7年的赔偿也迅速到位,这充分说明司法人员智商很高,能力很强。从赵作海、佘祥林到王子发、刘俊海、刘印堂……所有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执法者把老百姓摆在什么位置?是根基,还是草芥?把一个无辜的人关押十几年,这比让罪犯逍遥法外可怕得多(事实上,某些罪犯正是因为承受不了无辜者替自己服罪的心理压力而自首)。而一宗冤案涉及的绝不仅仅是被无罪关押的那一个人,而且涉及到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原来那个凶杀案或纵火案本身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还有真正的罪犯。

  更令人痛心的是,冤案发生后,相关机构和人员无视《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不仅仅是渎职,而是完全缺乏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可以想像,这些所谓的执法者当中不乏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下属;换一种场合,换一个对象,他们都可能体现出充沛的情感和道德。这一切只能让人们得出一个解释:在某些时候,他们没有把某些人当成人看待。

  列宁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与精神。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把“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重视程度,突出了保护人权的核心地位。人权到底是什么?目前宪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但这里的“人”范围很大,比人民、公民都大。它包括精英,也包括百姓,包括执法者,也包括被执法者,包括好人,也包括坏人,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农民工,包括老人、小孩、婴儿、残疾人、精神病人、犯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总之,是人就在这个范围以内,其合法权利就是宪法法律保护的对象。

  不把人当人是极其危险的。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真有所谓的“道德底线”,那这大概就是了。所以,道德是法治的基础,突破“道德底线”,法律就毫无意义。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要把人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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