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红卫兵的派系根源

北京红卫兵的派系根源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份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从1967年“二月逆流”到1968年“一月风暴”，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涪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在1967年夏天，在全国范围（特别是首都北京）红卫兵文艺突然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大戏。清华大学井岗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岗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首先，介绍一下1967年——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一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一一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岗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这是“中央文革”上层政治斗争在大学的曲折反映。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枪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
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拷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做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两派，“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映强烈。在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班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曾活跃于文革初的红卫兵则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怒笑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双方谩骂。如，北京2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一“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老红卫兵在道义上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
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
《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等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
“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象：“联动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击陈毅。除此之外，红卫兵小报也为红卫兵文艺提供了不小的活动天地。：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宇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一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人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抄俱下。当时《新湘江评论》曾引毛泽东未发表诗词，“自信此生多风雨，潮涌漫湘江”（待考证），还有评论员文章，“指点共产主义灿烂江山，激荡无产阶级血珠文字”这样的文字挥挥洒洒。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摘录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