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复仇与扬帆蒙冤记

　　十多年前，我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形成的原因，“完全是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的说法持不同见解，认为把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归结为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多少是把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然而现在我陆续见到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在具体的历史事实面前，我不得不修正我的观点。因为历史事实恰恰证明，就扬帆冤案的历史成因来说，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确确实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把一桩原本并不复杂的工作事件引向了骇人听闻的爆炸性的严重后果。这个“坏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江青的“坏”并不单指她在政治上喜欢大搞极左的一套，更重要的是她这个人的思想品质很坏，极端自私，心胸狭隘，对人残酷无情，处事阴险狡诈，报复心特强。在她一生所干的数不清的坏事中，泄私报复扬帆，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剖析这一典型案例，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和总结历史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前因：1939年在延安播下的仇恨种子
　　
　　1939年5月，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与威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这时毛泽东的个人感情生活，也正处于新婚不久大抵可以说是和谐美好的阶段。经过党内上层的一番争议，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于上一年的11月和江青正式结婚。江青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共党内的“第一夫人”。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延安接连收到了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两份机要绝密电报，内容都是反映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在上海的某些不甚光彩的情况，并对于毛江婚姻提出异议。前一封电报发给了党中央，后一封电报则是以东南局书记项英的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主席。电报末尾，项英直言不讳：“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这两份电报，所反映的有关江青的情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项英本人此前一直在苏区和游击区工作，对上海以及江青在上海的情况并不清楚，单凭国民党的报刊传闻岂能轻信。但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的政委，出于政治责任感，对于上述传闻又岂能等闲视之？于是有一天，在他见到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现已来到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扬帆时，便问他过去在上海是否知道电影演员叫蓝苹的情况。扬帆原在上海就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他和蓝苹的前夫唐纳（马季良）还一起共过事，有过密切交往，对蓝苹的情况当然就比较了解。于是项英就郑重其事地约扬帆谈话，向他了解情况。项英说：最近我看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报纸，上面刊登有蓝苹在延安的一些活动情况，还传出要和毛泽东同志结婚的消息，不知道是国民党造谣还是真有其事，希望你谈谈对蓝苹的看法。扬帆当然并不知道项英谈话的具体目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理由也是不应该拒绝的。不如实向党反映情况，就是对党不忠的表现，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党性原则。于是扬帆就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蓝苹（他还不知道蓝苹此时已改名江青）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汇报：他大致谈了蓝苹在影剧界的一些闹矛盾、争角色的情况，又介绍了蓝苹与唐纳的婚恋以及后来的离异并闹得满城风雨的情况。关于蓝苹一度被捕不久又被放出，其间是否有自首叛变的传闻，扬帆只是实事求是地谈了“听说”，并未做任何肯定判断。谈话结束后，项英让扬帆将所谈情况写一个书面材料，并注明材料“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所提供的”。（殷扬是扬帆当时用的名字）
　　在和项英谈话之后，扬帆以为自己不过是尽了一个{词语被屏蔽}员应尽的责任，写成材料和注明材料提供人的名字也都是对党负责的表现。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或是向别人打听过什么。上面两份发往延安的电报，经由机要秘书叶子龙直呈毛泽东主席，但随后就被江青本人获悉。她将此电报的内容（包括提供材料人的名字）牢牢地铭记在心中。
　　
　　巧合：扬帆的一项工作“失误”给江青提供了“复仇”可乘之机   
　　
　　光阴似箭，转眼间就跨过了14个年头。1953年的年初，扬帆已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因患脑肿瘤要手术治疗，国内尚无这类手术，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疗。他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了成功的治疗后，被送到苏联政府所属的一家高级疗养院疗养。在这里，扬帆和同院疗养的蔡畅相遇，倍感亲切。有一天，蔡畅忽然对扬帆说，江青也正在这里疗养，她准备去看望一下江青。她问扬帆是否认识江青？扬帆回答说：十几年前在上海时曾见过面，但并不很熟。蔡畅说，那就我们一起去。扬帆却有些犹豫：他知道江青这个人有些怪，如今又处在“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他想，当年还曾经给延安写过反映她历史情况的材料，也不知道她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真不想去见她。蔡畅由于不了解扬帆犹豫的原因，便热情相邀：“在这里中国同志很少，既然你也认识，就一起去吧。”扬帆碍于情面只好跟着蔡畅一起去了。刚一见面，江青并没有认出扬帆来，蔡畅便向江青介绍说，这是你在上海时就见过的扬帆同志。江青就说是有些面熟的。扬帆立即补充说：我在上海时名字叫殷扬，扬帆是我到新四军工作时改的名字。不料扬帆无意之间的这一“补充”，却触动了江青的那根一直就很脆弱的神经：想起了当年的殷扬（即现在的扬帆）曾经向延安告过她的“黑状”一事。于是她马上撇开有关治病疗养一类的寒暄，立即就问起扬帆这些年来的工作经历。扬帆自然如实相告。江青一听说扬帆现在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她的那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又被再次触动：1934年她在上海曾经被捕过，这段秘史她一直就没有如实向党交代清楚。当年在延安虽曾受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只是由于有她的小同乡，当时正掌握着中央“审干”大权的康生的竭力庇护才得以蒙混过关。现在上海已经解放，包括她当年被捕情况在内的大批敌伪档案资料无疑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所接收和掌管。一旦这些档案被泄露，其后果不堪设想。偏偏就是这个扬帆不仅当年就对她在上海的历史情况说三道四，现在又掌管着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大权，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过这时江青毕竟已经跻身政界上层多年，已深知韬光养晦之计，特别是在蔡畅面前，更不敢张扬露馅。她只是不冷不热明知故问地对扬帆说了一句：“你是搞戏剧的文化人，怎么搞起保卫工作来了？”然后就把扬帆冷在一边，只同蔡畅大谈其养病治病的孤独与寂寞。
　　同江青见面之后不久，即在1953年的5月，扬帆结束了在苏联的疗养返回上海。江青也在稍后回到了北京。
　　历史需要作一点倒叙。扬帆在去苏联治病之前，即在1949年5月到1951年2月这段时间里，他在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期间，他所主管的肃反工作曾经出现过某些失误。这就是按照党的一贯方针和既定政策，根据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一批已经起义或自首投诚以及在被捕后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原敌特人员，作为我公安机关的“特情”协助我进行肃反工作。实践证明，实行这“以特制特”的方针政策是完全必要并且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上海市公安局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过程中主流也完全是好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领导、华东局领导、上海市委领导都曾经给予过充分的肯定。就是在利用“特情”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局部的和个别环节上的疏漏，例如在某些工作安排上忽视了内外有别的界限，对个别人员的安排不当以及处置过宽等等，因而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其中有些则是由于外界不了解隐蔽战线的特殊斗争规律而引起的误解），但所有上述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早在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就已经被发现并及时做了纠正，明确定性为“工作性质的错误”。他向中央报告时，称赞上海公安局纠正工作失误时的“态度好”，因为扬帆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上述工作的失误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做了多次的检讨和说明。同年7月，中央公安部又曾派一位副部长再次到上海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同年9月，中央公安部在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对全国镇反工作进行检查总结时，也并没有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特别提出来，做进一步的追究。扬帆依然在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做着领导工作。不过在此期间，上面虽然没有追究什么，下面，即在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内部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变数。在一次会议上，一部分人借罗部长批评和纠正上海肃反工作某些失误的“东风”，着着实实地把扬帆这位在华东和上海市公安系统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狠批猛揭了一番：这些批评和揭发，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把罗瑞卿部长曾经明确指出过的“上海的问题是工作性质的错误”的结论突破了；一般的工作性质的错误被提升为政治性、路线性、组织纪律性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评揭发以及把错误性质升格，终究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是受“左”的风气影响，宁“左”勿右；另外一种人则是由于受“压抑”而出怨气或妒贤忌能。而扬帆也确曾有某种“恃才傲物”的毛病。有此二端，其人际关系包括在党内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中的处境便是可想而知的。上级领导机关因此便不得不作出某些组织调整，1951年12月，便宣布免去扬帆的上海市公安局长职务，同时将原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许建国调到上海接替扬帆的工作。扬帆则被宣布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从加强上海公安工作领导的角度看，许是老红军又是直辖市副市长级的干部，其资历与威望都高于扬帆，扬帆对此也能够充分理解。基于工作需要，许建国并未让扬帆去华东公安部履行新职而是将他留下来帮助工作，不久又在征得他的同意后让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协助许的工作，因为许还兼有{词语被屏蔽}职务。尽管如此降职使用，扬帆仍然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认认真真工作。直到1952年的年底，他的疾病发作，经中央批准送他到苏联去治病为止。批准扬帆这个资历和地位都并不很高的干部去苏联治病，临去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又通过苏联专家给苏联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给予关照，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还亲自为扬帆送行。这一切都说明，党对扬帆仍然是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丝毫看不出有将他推向敌人一边的任何迹象。 收藏 分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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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表于 昨天 15:39 | 只看该作者 火上浇油：扬帆被打成为“反革命”
　　
　　风波的再起和问题性质的转化是在1953年的夏天，即在扬帆和江青先后从苏联回到国内不久，忽然出现了新的征兆和新的精神。这新征兆直接来自北京，来自高层，新精神是来自比公安部更高一层的指令。据上海市公安局当时一位负责人后来回忆：1953年夏天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南京视察工作时，对他说，上海是帝国主义的老巢，扬帆包庇了很多坏人，那里的对敌斗争形势很复杂。说“扬帆包庇了很多坏人”这是罗瑞卿的一个新提法。从“工作性质失误”到“包庇很多坏人”意味着前者只是工作不力所造成，而后者则是包含了主观政治动机有问题了，这表示问题性质已经转化。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罗瑞卿的提法变化决非是他个人的措词有误，而是他已经是在“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指挥上海市公安局”开始对扬帆进行斗争了。正是根据中央高层的指示精神，公安部才又派出两位大员到上海去进一步收集材料。其工作方法也已不同于两年前的面对面公开谈话、开会讨论等等，而采取的是背靠背秘密调查，实际上也就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了。扬帆本人的处境也因此而每况愈下，先是被撤销了党组副书记职务和党组成员的资格，后来又撤去行政副局长的职务，完全成了一个靠边站的被审查者。
　　江青回到北京之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扬帆在上海工作中的失误为何态度会忽然发生变化，这其中具体过程与某些细节至今也还没有人能够确切提供。主要当事人都早已过世了，也许难以彻底弄清楚。扬帆在上海的工作失误，公安部两年前便有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应该是早就知道的。事隔两年，毛对扬帆这位名气与影响都不很重要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失误问题为什么会突然特别予以关注呢？是不是如叶子龙所说的那样，江在毛的面前“嘀咕”了扬帆而起了特殊的作用，外人难以知晓。江青在苏联巧遇扬帆即殷扬这个14年前就已结怨的“仇人”，回国以后自然也会特别关注，并很快就知道了扬帆在上海的工作失误。以她的一贯性格，在毛的面前“嘀咕”扬帆一下也完全可能。如果这个推断还缺少必要佐证不能完全肯定的话，那么，接下来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问题了。
　　事情也实在凑巧，正当公安部遵照上面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审查扬帆在上海工作失误问题时，1954年3月毛主席和江青都在杭州逗留期间，有人从上海寄了一封匿名信，通过杭州交际处直接转交给江青本人。信的主要内容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你应向中央组织部交代……。江青看了这封信后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恶意诬蔑，并且大吵大闹，哭哭啼啼。罗瑞卿当时也在杭州，江青便闹着要罗瑞卿立即追查清楚。毛泽东在江青历史问题上是既受蒙蔽，态度又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据叶子龙回忆：有一天他“听到江青在和毛泽东嘀咕，是江青在诉苦，隐隐约约能听出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替她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词语被屏蔽}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词语被屏蔽}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地说：‘你这个人真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引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从这段回忆文字看，毛泽东对江青在自己历史问题上的纠缠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在江青的历史问题上受了什么蒙蔽。延安审干时康生已经亲自审查过并提供过书面证明。（见师哲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康生》）因此，当他看了这封匿名信后，也很生气，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江青的“嘀咕”和“吵闹”这时便起了作用，于是，立即把罗瑞卿找来下令查办。罗瑞卿哪敢怠慢，立即将华东公安部负责人梁国斌等召到杭州一起分析案情，认为信从上海发出，用的是“华东文委”信笺，此人既能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行踪，又对江青的历史有所了解，肯定是内部人，也决不是一般的干部。作案人可能就在上海。江青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她主动提供了一份上海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名单，其中首先列出的就有扬帆、赵丹、郑君里等。于是上海方面立即作为一件绝密要案组织专人侦破，排查对象，搜集笔迹等等。其实江青所列的嫌疑人中，她最担心和害怕的是扬帆。因为赵丹、郑君里等文化人大都对她的绯闻丑事有所了解，而对被捕与自首情况则未必深知。只有扬帆当时既是地下党专做文化界工作的，解放后又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最有可能从敌伪档案中发现她的劣迹。因此，她就将这封匿名信和1939年向延安反映她的历史问题的电报联系起来，指出在性质上都是对她的攻击诬蔑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还特别说明现在的扬帆就是当年的殷扬。她的阴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用“攻击江青、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样的罪名是可以致扬帆于死地的。
　　不幸历史正是朝着江青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匿名信一案把上海查了个天翻地覆（“文革”初期根据江青授意从上海押解到北京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查对了约800名干部的笔迹，重点侦查的对象就有华东文联秘书长赖少其的妻子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妻子等），一时也没有结果。后来终于破案，匿名信和扬帆并无关系，而是中央一位资深{词语被屏蔽}的妻子写的，此人已经自杀。但是，匿名信事件中虽然没有抓到扬帆的把柄，没有能给他安上“攻击江青、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名，而在所谓“包庇很多坏人”的问题上根据北京高层的指示精神，很快就对扬帆进行“深批猛揭”而且穷追不舍。于是从1953年下半年起就积极搜集材料，到1954年7月，在锦江饭店召开的一次只有公安系统少数领导干部参加的揭发批判会上，有一位领导干部就“义正辞严”地发言说：扬帆在进入上海后迟迟不办理{词语被屏蔽}党团特的登记工作，放纵这些人逍遥法外，又包庇和重用一些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扬帆这样做，如果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是不能解释的。这一发言既是一个讯号，又为继续揭批扬帆定下了新的基调。接着在9月间召开的公安系统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以及各公安分局的批判会上，扬帆是“国民党在{词语被屏蔽}内的代理人”的提法便被正式使用。如此这般，扬帆这位在30年代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抗战前夕加入{词语被屏蔽}，长期在新四军和华东局担任保卫工作领导职务，曾经同国民党{词语被屏蔽}派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词语被屏蔽}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推到了敌人的一边，革命者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数月后，即在1954年年底，扬帆就被正式拘捕并押送到北京受审。
　　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和扬帆谈话，宣布“这次是由中央决定，交给公安部具体负责，对你进行政治审查”的。耐人寻味的是，徐子荣并不提扬帆的所谓“包庇重用反革命特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虽然已被人上纲上线，但事情本身并未发现任何新的材料，徐部长对此心知肚明），而是首先提出了扬帆的历史问题，特别要他将1939年向延安反映江青情况的问题交待清楚。当扬帆向徐具体说明当年奉项英之命提供情况的经过后，徐郑重向扬帆交代：这些情况不能再扩散。以后如无公安部{词语被屏蔽}的直接命令，你不要再说也不能再写这些材料。稍后，罗瑞卿又直接向扬帆追问过这件事，同样交待他不要扩散。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扬帆的“工作失误”问题是和他当年反映江青历史问题挂上钩之后才被“火上浇油”，逐步演变，最终被打成“反革命”的。
　　到了60年代初，随着江青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以及她的野心日渐膨胀，她的活动就直接走到了前台。据《徐子荣传》透露，江青在60年代初就开始插手公安工作，几次向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并主管扬帆等大案的徐子荣施加压力，要徐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中的所谓“叛徒、特务”进行追查。其实际目的也仍然是她对自己当年的那一段丑史放心不下，想要借公安部之手把追查30年代的所谓“叛徒特务”的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搞“贼喊捉贼”的把戏。但徐子荣并未完全听从江青的指挥。“文革”开始后不久，江青便迫不及待地用中央文革名义下令将已经先后判决结案数年的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进行审理，理由竟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等“包庇了扬帆等人”。紧接着，即1967年4月12日已经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江青从军队抽调4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并向他们发指令说：“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江青把一封由她和陈伯达共同签名的信件交给这4名干部，叫他们去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协助办理。他们从上海警备区{词语被屏蔽}仓库中找到了市公安局存在那里的有关档案,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管档案的人提出，另有一箱“通天”的保密档案要求他们带回北京去保管。他们向北京请示，江青指示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一个字也不能丢。”这些所谓“通天”的材料弄到北京后，江青指示专案组两位组长先翻阅并写出报告，强调“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但江青看了专案组的报告后却十分恼怒。原来这一箱“通天”的材料中，正保存着1954年写给江青的那封揭发她的丑史的匿名信，以及公安部为此立案在上海进行秘密侦查所收集的全部有关材料，包括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离婚的报刊图片资料等等。江青立即要求将这些材料全部销毁。无奈林彪虽然同意销毁，毛泽东却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江青为此而大发脾气。后来竟栽赃陷害，说杨成武要利用这些材料整她，硬是在谢富治等的监督下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不久，江青又指令专案组直接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向延安发电报的事件。由此可见，江青对她的历史问题以及扬帆掌握她历史情况始终放心不下，心怀鬼胎。其中最令她担心的还不是她的那些风流丑史，而是她的被捕和自首出狱情况。她在“文革”前夕就曾向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询问她1935年左右在上海被巡捕房扣留的情况是否还存有指纹档案，并要公安局警卫处长直接到档案处去查是否有她当年被捕的材料。“文革”期间，江青又指令“饶（漱石）潘（汉年）扬（帆）”专案组去查找当年她被捕时曾经直接审讯过她的特务分子的下落，并终于查出该特务分子已于1954年被处决。这一人证的消失，才使江青多少松了一口气。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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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发表于 昨天 15:39 | 只看该作者 上挂下连：扬帆一案酿成的惨重后果
　　
　　扬帆冤案的形成当然也不能说就是由于江青一人从中捣鬼所致，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首先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形成的大环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左”风越刮越猛，再加上某些心术不正之徒落井下石，又有很多天真幼稚的人跟着摇旗呐喊，这就成了扬帆以及类似扬帆冤案出现的客观历史条件。
　　早在扬帆被押送北京受审之前，即在1954年的夏秋之交，中央公安部就已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专案班子。正如徐子荣所说，“这是由中央决定，交给公安部具体负责”的一项专案。案子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上海解放初期肃反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但在这时已被定性为所谓“扬帆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案件。
　　此案一经定性，上下左右受其株连受害者就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被逮捕关押审查的就有700多人，还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牵涉到的人中，“上挂”的两人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间接和直接领导过扬帆工作的饶漱石和潘汉年。饶漱石在扬帆主管肃反工作“失误”时是华东局书记，是当地最高负责人。他虽不直接领导扬帆工作，但扬帆利用“特情”帮助肃反工作以及任命一个重要“特情”人员担任咨询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向华东局作了报告并由饶漱石批准的。这原也不是什么大错，因为扬帆同样上报了中央{词语被屏蔽}部也是得到{词语被屏蔽}部领导认可的。可偏偏饶漱石这时和高岗搞了个“高饶反党联盟”。扬帆既被定性为“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的反党罪行中也就多了一条和扬帆同样的罪行。而且“批准”也可以按某种阶级斗争逻辑，认定是“同谋”或“勾结”。从这一角度说，饶漱石被扬帆牵连加重了罪行。但扬帆同时又受到了饶漱石的牵连，竟被打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亲自点名说扬帆和饶漱石之间是“没有明文协定”的反党联盟关系。实际上扬帆和饶漱石之间从来就只有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其私人关系并不很好。1944年饶漱石还曾经利用“审干”运动狠狠整过扬帆一回，如今却因为一项工作失误，两人被捆绑在一起互相株连了。潘汉年原是扬帆的顶头上司，在扬帆主管上海肃反工作期间，潘汉年是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他们不论是私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是比较融洽的。扬帆在利用“特情”工作方面的一些做法潘汉年也是支持和同意的。扬帆出事后，起初潘汉年也并未受到牵连。但当潘汉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主动向党中央交代并检讨他在敌占区工作时曾经被挟持会见汪精卫又没有及时向党汇报的错误后，引起了中央最高{词语被屏蔽}的强烈不满并立即下令逮捕审查。于是，他在扬帆“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问题上，就由间接责任变成了直接责任。又因为那些曾被扬帆利用的“特情”人员中有些是潘汉年过去在情报工作中曾经运用过的情报关系，因而潘汉年就被怀疑是“内奸”。然后又按“内奸”这一思路七查八查，直到把这位曾经在情报战线上出生入死建立过无数特殊功勋的大革命时代就入党的老战士打成“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潘汉年问题的出现当然还另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扬帆在肃反工作中的失误，即所谓“包庇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问题，却是认定他有“内奸”行为的重要罪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就因为扬帆在解放初期一项工作的某些失误，经过后来的不断追究，拔高，上纲上线，直到定性为“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冤案，并且把三个本不相干和仅仅是工作关系的人捆绑在一起，在内部被定名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专案。在对外公布时，却又用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或简称“潘扬案件”）进行宣传造势，从而成为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件大案要案。
　　扬帆一案对下面的株连及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扬帆被送往北京关押审查后，上海公安系统立即开展了一场“批判扬帆罪行、肃清扬帆影响”的运动。原由扬帆主管的公安局有关业务部门的干部人人都要检查交待问题，几乎无一人幸免。相当一批业务骨干由于直接参与了扬帆主持的工作而被逮捕审查并最后被判有罪而长期坐牢，其中有些人因经受不了折磨而死于非命，更多的干部则被留在原单位进行审查。这些被审查的干部中即使后来被证明和扬帆并无“犯罪”事实牵连，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只要是对被审查一事稍有疑义，就会又被打成“为扬帆翻案”的“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等等。至于上述所有受株连人员的家属亲友因此而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那就不言而喻了。
　　扬帆本人为他的一项工作失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1955年初被正式逮捕入狱。1965年8月被判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8月被送往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三年即1979年才被允许回上海治病（此时他已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83年8月，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彻底平反才给他做出公正的平反结论。算起来，他蒙冤受屈长达28年之久，其中在监狱和农场劳动改造就有25年。1999年2月，他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