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与扬帆的生死之交

说起潘汉年和扬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1955年轰动全国的“潘扬事件”。然而，潘扬的生死缘分和知己之交，却要追溯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追溯到康生阴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扬帆所遭受的另一场冤情。
1、凌子风坦言惹祸扬帆
1943年，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学子凌颂强（即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怀着抗战救国的赤子之心投奔到了延安，正赶上“整风运动”（康生在其中又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凌颂强坦陈是由当年的戏校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南京“救国会”，从而与共产党及爱国进步人士接近并投奔而来的。
凌颂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坦陈将老师石蕴华，即当时已担任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的扬帆也牵进了被“抢救”的行列。南京戏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张道藩——大名鼎鼎的国民党“CC”派健将。这所学校的救国会一定与“CC”有瓜葛，扬帆竟在这所学校当过半年老师，还热衷于救国会运动，这还了得？康生如获至宝，即刻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将扬帆逮捕。
接下来的情况便是，扬帆被诱到军部开会，而后脚镣手铐全副加身，审讯诱供轮番进行。禀性耿直的扬帆誓不屈服，每次审讯都以僵局收场。无可奈何中，只得请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到新四军军部黄花塘来继续审问。
潘汉年具有丰富的国统区工作经验。他在看了扬帆的材料后，便觉有疑。扬帆被捕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地下救国会”问题。对救国会，潘汉年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过贡献。参加过救国会，就是“CC”派，这实在是牵强附会。
2、审讯官囚犯传诗结情
带着种种疑问，潘汉年对扬帆进行了第一次审问。荷枪实弹的警卫为他打开了那间临时牢房的门。初次见面，扬帆就给潘汉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健壮的扬帆，被手铐脚镣锁着，如同一头被困的猛狮，显得焦虑而愤懑，两只手因不能活动而被冻得通红。潘汉年立即命警卫卸去扬帆的手铐：“这么铐着叫他如何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的！”接着，便以心平气和的口吻向扬帆提了几个问题。
望着眼前这位面容和善、态度亲切的审讯官，再听听他所提的要求、所问的问题，都客观公正、合情合理，扬帆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流。一直处于“对抗”情绪的扬帆，竟以平和的口气，将自己在北京大学、南京戏校、上海文化界以及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的经历和革命工作作出清晰诚恳的介绍。
潘汉年对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化圈非常熟悉，虽未曾与扬帆结识，但对扬帆所陈述的事件、提供的证人却极其了解。凭经验和直觉，他认为扬帆的话是可信的，扬帆是无辜的。
卸去了手铐的扬帆除了在纸上写交代材料外，还以诗词诉冤明志。以“汉奸”身份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盛同，实际上是由组织派来监视探底的。他将扬帆写的几首诗抄下来，暗地里传到潘汉年手中。扬帆在诗中或表达对牺牲的项英的悼念与追思，或抒发对陈毅遭排挤的同情和挂念，或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当潘汉年读了这位北大文学系的高才生所写的诗词后，不禁与其文才和诗中流露的志趣胆略有了一种感应。但他虽为审查小组负责人，对案件却无法“说了算”，还得听取康生等人的意见。于是，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先后作诗两首：
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
慰炎狱中
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注：扬帆字“炎”）
潘汉年知道扬帆一案的清理还需一段时日，便派人先将这两首诗传给尚在狱中的扬帆，表示对他的信任。扬帆收到了潘汉年的诗后，为潘汉年帮他洗刷冤情的知遇之恩，更为两人的惺惺相惜、英雄相敬，又回赠给潘汉年两首诗，表示在他“欲辩难言”之境，是潘汉年带给他“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的“雪炭深情”。
同时，潘汉年继续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取证，在获得了扬帆无内奸特务嫌疑的确凿证据后，立即向华中局和延安汇报，澄清事实。此时，延安方面也正在纠正“抢救运动”中存在的“过火”问题，凌颂强也已得解脱，被关押了10个月的扬帆终于重见光明。
扬帆将在狱中所作的百余首诗收集起来，题为《鹤吠集》，呈给这场患难中结识的知己———潘汉年。潘汉年读罢诗集，又写了《题鹤吠集》诗一首：
同为天涯客，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吠，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囹圄，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读罢泪眼红。
潘扬两人在这短暂的戏剧性的初逢之后，又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同一个理想而战斗着。抗战胜利后，原先潘汉年任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调整为华中局联络部，由扬帆任部长，人员组织仍是原班人马。担任情报部机要员的李琼也就是在此时与扬帆共事、相恋、喜结良缘的。而潘扬两位前后任却始终无缘在战争年代重逢。
3、重逢申江，并肩战斗
直至1949年5月，潘汉年、扬帆才又相逢在奔赴即将解放的上海途中－－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丹阳。先期到达丹阳的扬帆，作为华东局情报部长和未来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时，着实令潘汉年又惊又喜。随即，他们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担任建设和保卫新上海的工作。潘汉年成了扬帆最直接的领导人。
在5年多的共事中，他们配合默契、捷报频传。扬帆主管的肃特工作是极其复杂而艰险的，稍有不慎，就可能给新生的共和国造成损失，给襁褓中的新上海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国民党溃退时，潜伏下一大批特务，又在上海解放后派来了一些老奸巨滑的特工。有着丰富的隐蔽战线斗争经验、又熟悉上海情况的扬帆，在潘汉年这位老资格的情报工作者的直接领导下，精心策划了一个又一个战役，侦控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敌台，及时阻止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暗杀、破坏计划。
仅从上海解放到1950年这短短一年半时间里，上海公安部门就侦破国民党特务和各国间谍案716起，缴获特务电台124部，捕获特务间谍2856名；此外还收容了大批国民党溃兵，狠狠打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黑帮、盗匪凶徒。上海的社会治安，空前稳定祥和。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在和谐默契的配合中，潘扬两人有了更深的了解。扬帆觉得，潘汉年实在是位好领导，对工作非常负责，非常细致，而且学识渊博，工作能力极强。与他搭档，无论在工作水平上，还是在为人处世上，都受益匪浅。同时，潘汉年又是一位最没有架子的领导。扬帆的妻子李琼回忆说：不仅是潘汉年，便是他的夫人董慧，也相当平易近人。正因如此，每逢节假日，潘家总是高朋满座，尤其是文化界的朋友们，特别爱往潘家聚。扬帆呢，星期日只要没有工作，多半是在潘家打桥牌。潘汉年、扬帆、夏衍、蔡楚生，他们四个是桥牌老搭子了，一边玩牌，一边谈天说地，有时还像孩子似地赖牌。
然而，正当潘扬两人为能并肩战斗而感到欣慰与兴奋时，灾难却几乎同时降临到他们头上。先是扬帆，因存在被控人员“叛变”的隐患，而被“检查”。本来，“逆用”敌方人员，在情报工作中是很常见，也很有效的。随着“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报，于是，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
4、一次长达24年的“会议”
1954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扬帆还未及吃晚饭，便被一个电话约走了。之后，李琼被通知“扬帆到北京开会，时间较长，准备好他的四季衣物”。几天后一个星期日，潘汉年又来电约扬帆打牌。李琼遵上级命令，只说“老扬到北京开会去了”，便挂了电话。“会”整整开了24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扬帆从此杳无音讯。
扬帆被送京隔离审查后不久的1955年3月，潘汉年也因抗战时期曾被挟持去见过汪精卫而锒铛入狱。虽然与汪精卫的会面未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一直未将此事报告中央。这次，当潘汉年主动向中央陈述此事后，引来的竟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这顶帽子，之后又被追加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罪名。
而此时的扬帆，也因潘汉年的被捕，在1955年4月l2日，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潘扬反革命集团”就此被划定。起先，扬帆主要是被逼问“潘汉年是如何领导你包庇纵容大批特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扬帆总是说：潘汉年是党的优秀干部，他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他还列举潘汉年工作中坚持党的原则，使用来自敌人阵营的人时讲究策略、严谨细致等事例，以期案件能峰回路转。但这些申诉抗辩、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或许是实在逼问不出什么，或许是根本无须什么证词，扬帆被判刑16年，又因其态度“恶劣”，无“悔改”之意，且频频喊冤，故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潘汉年被定为内奸、反革命后，周恩来总理即布置李克农组织专门班子，查阅相关此案的全部档案资料。李克农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正式报告中，提了5条反证材料，要求重新考虑潘汉年问题，但先后三次报告都杳无回音。
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残害下，扬帆的眼睛看不见了，浑身是病，几度病危。最令人痛心的是，他的精神也已濒临崩溃。好几次，他冲出牢门，大喊大叫：“我要到北京去见总理，我要解决问题！”在湖北沙洋劳改时，他曾两度冲出屋去，落入河中而被当地农民救起，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扬帆遭受牢狱之灾的24年里，李琼一边养育他们的6个孩子，一边承受“不划清界限”的株连之难，还要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究竟是生是死，所犯何罪，判刑几年，关押何处。而她每年写给中央的询问信，也都石沉大海，直至1978年11月，才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获准前往湖北探望丈夫。
相隔24年后重逢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李琼心酸泪盈。当时，扬帆的身体全垮了，看见李琼，只喊：“你是江青派来的。”对于同去探望的儿子扬忠平自然是更不认得了。同年12月，扬帆被获准保外就医。在各地插队落户的三个女儿赶回上海，分三班到医院轮流服侍父亲。女儿们穿上借来的白大褂，遵医嘱细心周到地照顾父亲。扬帆的意识渐渐清晰了，知道了面前的姑娘们不是“好心的护士”，不是“干女儿”，而是自己的孩子。
5、三改平反书
1980年4月，李琼终于可以向病榻上的扬帆宣读平反书了。但她小心翼翼地隐去了其中的一句：“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纵容大批特务，错误是严重的。”
扬帆对这份平反书自然很不满意。经过进一步申诉，于是又有了第二份结论，将“错误是严重的”更改为“错误是有的”。
当时，朋友们来探望扬帆时纷纷祝贺他：“你现在平反了，总算好了。”扬帆却闷闷不乐地说：“我的顶头上司是反革命分子，我能好到哪里去？”
此时，潘汉年一案尚未查清。扬帆的心中好似压了一块大石头，他觉得，潘汉年冤情不了，他自己也就不可能安心，也无法告慰九泉之下的潘汉年夫妇。因此，当潘汉年一案的复查组来到扬帆家调查情况时，扬帆直言不讳地说：“潘汉年有什么问题？他对党是忠心耿耿的！”
l982年，潘汉年冤情大白，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扬帆心里的一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扬帆的平反书也因此而有了第三次结论，删去了“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纵容大批特务，错误是有的”这句话。
但斯人已去，再也无法追回。好在扬帆生性坦荡，意志坚强，虽历经磨难、疾病缠身，但重新回到明媚的阳光下，心境自是开朗舒畅的。1998年冬，扬帆以87岁高龄仙逝。若在九泉路上重逢潘公，扬帆大可欣慰地给老友捎去许多好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