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人与容貌无关

                        

    对人喜用既定标准予以评判之传统，由来久矣。自古而今，人之善恶美丑、愚智忠奸，皆有着分明的划分界限与辨识标准。唯有对女人的评价标准，难以拿捏。为何？盖因美丑容易辨别，好坏则无定论。俗语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女人都是相似的，不好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好。只是好女人与坏女人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

    古有四大美人，主要就其外在容貌而言，自然容易辨识；而关于女人之好坏，却鲜有统一标准。好到极致，温良恭谦让；坏到极致，成了“蛇蝎美人”。坏女人中，又尤以“红颜祸水”为甚。回首巍巍中华历史，“红颜祸水”之说，已然在其长河中演绎了上下五千年。“红颜知己”本属人生苦旅之一大点缀，却又不幸成为“祸水”，甚而影响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进程，实在令人扼腕。尤为不可思议的是，世界历史范围内，许多战事纷争皆因女人而起。于是乎，一部中华历史或者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女人秘史。

    也许，只要世界没有毁灭，关于女人的话题与争议就不会停止。每个男人的心中，也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中情人。无论钟情于闭月羞花之貌，还是偏爱于沉鱼落雁之容；无论喜欢妙龄女郎，还是嗜好风情少妇，都是男人内心深处的一处隐秘。注重姿色者，也会分出几等。从豆腐西施到骨感美人，从杨贵妃的丰腴可人到赫本的风情万种，都有着各自的拥众。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曾对此形象地描绘：“增之一分则肥，减之一分则瘦。”看重内在者，讲究的则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一如乡间的灵性女子，天生丽质，娇俏可爱。而今天的某些轻佻男士，择偶标准已简单地变成了“入得厅堂，下得厨房。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女人就该具有女人的一切天性——温良、耐心、长期忍受、可信、无私、宽宏大量。她的神圣义务就是安慰不幸者，鼓励丧失目标者，帮助忧伤者，拯救堕落者，亲近孤独者。”这可看作是一个他心目中关于好女人的标准。网络上也曾流行着内容各异的好女人标准，甚至有好事者事无巨细地总结出好女人一百条。看后细想，若哪个女子真能做到，简直就不是女人了，是仙，是蒲松龄老先生《聊斋志异》笔下的狐媚。

    其实，好女人的标准太多，也就不是标准了。说到底，天下的女人都一样。好女人不仅仅是一种标准，与容貌美丑无关，与身价高低无关，她是物质，却不属于物质世界，唯独与男人的审美眼光有关，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而言，在漂亮的女人面前，男人都愿意做绅士。但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人的美并不在于外貌、衣服和发式，而在于他的本身，在于他的心，要是人没有内心的美，我们常常会厌恶他漂亮的外表。”苏格拉底也说：“美色不长驻”。两人说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意思却是一样的，即外貌的美是短暂的，表面的；精神的美才是内在的、永恒的。可见，以貌取女人的标准是有失偏颇的。

    由此，我想起了一位奇女子。她就是张爱玲，一个写出传奇，自己也成为传奇的奇女子，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传奇人生。张的一生，桀骜不驯，敢爱敢恨，纵然是汉奸胡兰成，她一旦打定主意要嫁，那也是说嫁就嫁的。今天的我们，无意从道德价值观上去评判张爱玲的对与错、好与坏，但就其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和成就而言，我们不得不赞赏有加。正因如此，她对于女人的看法自有独到之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所谓好女人，也并非一成不变。男人以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以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到头来，还是女人更胜一筹。

    霍夫曼指出：“女人既不是善良的天使，也不是凶恶的魔鬼，而仅仅是个凡人，而且从爱情和情感的力量来看，她们是比我们男子更软弱的受造之物。”这句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却从本质上归还了女人的实际面目。作家池莉则认为，“女人之美，美在天然。天生会飞媚眼的，你得让她尽情飞。女人可以风情万种，也可以沉静端庄。可以深沉，也可以浅薄。天然浑成的有趣，才是最要紧的。出污泥而不染，是男人一厢情愿的道理，巴不得自己的女人，又有污泥的肥沃，又无污泥的肮脏，又娴熟又淫荡，又青春妙龄又智慧老练。这种道理，不仅无趣，实在是混帐了些。”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实在太多了。

    自上帝造人以来，男人与女人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作家三毛所说：“男人是泥，女人是水，泥多了，水浊；水多了，泥稀；不多不少，捏成两个泥人——好一对神仙眷侣。”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女人实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造物。美妇娱目，供半世之玩好；良妇娱心，作终身之伴侣。而在我看来，美妇也好，良妇也罢，其实都还是脱离不了类型化的俗套。什么时候也不要管其评价标准，只要自己喜欢，也就妥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智若愚，大美无言。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