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述评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1975年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如何看待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与1975年工作整顿的关系，是人们谈论这段历史时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还在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经这样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段斗争，路线斗争是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毛远新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这个人(指邓小平)是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由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头几年里，一些文章谈及毛远新就“三项指示为纲”向毛泽东的汇报时，均认为这是“诽谤”、“诬陷”。以后，一些书籍也援引了这种说法。近两年，人们在研究1975年的整顿时，有人认为：1975年的整顿是以“三项指示为纲”来推进的。有人进一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谈点自己的不同看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讨论。
一
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一下毛泽东作出每一条指示的背景、对象，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毛泽东此时的思想状态，
1．“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从1974年8月起，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安定团结，这是他在中央政治局内点出“四人帮”的问题后，向中央领导层明确表达的愿望。1974年7月7日，在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休养的前一天，他召集了“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来的第一次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告诫江青不要设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提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8月，针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理的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材料，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对于召开这次会议，他作了多次谈话。他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最后，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0月4日，毛泽东向党中央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他还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10月22日，在“风庆轮”事件和王洪文长沙告状一事发生后，毛泽东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最后说：“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12月23-2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再次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他还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1975年1月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周恩来向毛滓东请示有什么话要说，毛泽东讲：“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在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指示时，他的思想状态是值得注意的：他一方面批评“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拉帮结派、制造社会混乱的作法，考虑组成以周总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想把四届人大的召开作为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步骤；另一方面他仍然在使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仍在参加中央工作。王洪文主持党中央工作，张春桥则很快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或许因为政治格局的微妙，中共中央在传达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时，按照范围的不同对内容作了相应控制。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一段话；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则传达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有关内容；可是，在政治局传达的1974年9月至12月毛泽东对国内工作的“指示要点”中，却没有这一指示。显然，毛泽东当时作出的这一指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在当时，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安定团结的政治目标又是什么?对此，毛泽东没有明确指出。1975年的元旦社论和四届人大会议文件却表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与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提出的口号是一致的，即：“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可见，这是他坚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目标，也是他希望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
2．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毛泽东对党内团结和社会安定表达出明确愿望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重视。1974年11月，李先念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向毛泽东谈到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回京后，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针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而言的。1974年年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的毛泽东对国内工作的“指示要点”中，并没有提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似乎说明他在考虑全国工作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进人思考的范围之内，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仅是他在个别场合表达的希望扭转经济下降趋势的意见。同样反映出这种状况的是，1975年2月10日，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在中共中央批转国民经济计划的第4号文件中传达了这一指示，但是并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文件说：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于前一句，“一抓三促”，文件用黑体宇标出，对于后一句，却未特别标出。这是否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不得而知。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最高领导层的认识状况。
应该肯定，“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限制和引导，表明了他希望结束社会动乱，走向天下大治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四人帮”制造社会混乱的作法，为国内工作的发展带来转机。
3．学习理论反修防修
这一项指示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对1975年国内工作“指示要点”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是在1974年10月20日。这时正是他考虑四届人大的国务院领导人选，并对江青一伙人进行批评的时候。毛泽东对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说：“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听取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问题，一个理论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他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恢复供给制，是他在“大跃进”时期就提出的问题。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一度纠正过那种企图废除商品、货币的极左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所持的抵制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被当做基本信条。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反修斗争的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又被加以强调，一些被认为是有利于缩小社会差别的措施得到了推广，军衔制度和稿费制度被取消；奖金制度和利润指标受到批判；集市贸易中的合作商店和私人经营受到了限制和打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被演变为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通过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和列宁个别论断的误解明显增多了，对中国国情和党内状况的错误认识也进一步发展了。在社会实践中，这一指示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由党内“走资派”扩大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是他发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显示出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决心。
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谈话的背景是耐人寻味的。这就是在确定四届人大国务院领导人选的时候，他一方面确定组成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另一方面作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要求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同时采取的这两个措施，可以说是为将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规定了工作方向，也可以说是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告诫和提醒。随后发表的文章表明了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中国今后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出现修正主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从这种认识出发，理论问题成为毛泽东对国内工作“指示要点”的重要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不久，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在全国掀起。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原本没有联系。这三项指示中的每一条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对象，毛泽东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更没有并列地摆在全国工作的“纲”的位置。这三项指示中，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作为国内工作的“纲”的，只有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而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处在与此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显示了毛泽东思想上不可混淆的主次关系：“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二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在经历了‘‘四人帮，，挑起的‘‘反经验主义”较量之后。
这之前，从1974年11月邓小平接受毛泽东交给的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到1975年3月工交战线开始整顿，这一阶段里，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强调是十分明确的。在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突出地强调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落脚点。当时的报告起草人之一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就抓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小平强调：“整个文章最后归结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要落到这个上头。”“小平同志主持这个报告，一是为这次人代会定了个基调。第二，也是为他1975年一系列的调整工作做了一个舆论准备。”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这个报告引人注目的部分。报告展示了三届人大提出的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要求全国人民在1975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四五计划，为在1980年以前实现第一步设想打下牢固的基础。报告还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报告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四届人大结束不久，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军队要整顿；二是把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与军队整顿联系起来，提出要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提高工作效率。3月5日，邓小平在工业书记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四化建设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批驳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说法，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还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在这些讲话中邓小平鲜明的特点是，不再使四化建设处在从属于革命的位置，而是将四化建设提升到政治高度，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和落脚点，以此反对用“革命”冲击生产的极左观点和作法。由此可见，他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实现安定团结，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里，邓小平强调的安定团结的政治目标与毛泽东自九大以来坚持的团结起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有着明显的不同。
邓小平提出的奋斗目标很快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他们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影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唯生产力论”，要求把学习理论，反对经验主义当做各项工作的“纲”。4月中旬，在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之后，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的错误，再次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场斗争之后，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出现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着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不能忘记。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再次讲到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他说：“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还说：“‘文化大革命’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国内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以上过程表明，在“四人帮”挑起“反经验主义”的斗争之后，邓小平对整顿指导思想的强调出现了变化，“三项指示为纲”成为他使用的一个提法。这种变化反映出以下几点：
第一，邓小平仍然坚持把实现安定团结，为现代化奋斗作为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这里，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而把毛泽东虽然说过、却没有突出的后两项指示提升到“纲”的高度，尤其是对经济发展给予“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更是邓小平的大胆创造。这一作法本身表明了他坚持的根本所在。
第二，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三项指示的首位，突出了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思想。在当时，既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又继续推进整顿，把毛泽东希望实现的“天下大治”与邓小平强调的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是一个客观、现实，且积极、高明的办法。十分清楚，不突出第一项指示，后两项指示也无从坚持。重要的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三项指示为纲”，后者不仅对前者进行了弥补、充实，实质上也对前者作了淡化、修正。
第三，“三项指示为纲”针对着“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为纲”，也针对着“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作法。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成一体，提到“纲”的高度，强调三项指示不可分割，使“四人帮”暂时难于对整顿进行攻击，为整顿工作的开展增强了主动性。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既要坚持整顿的指导思想，又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还需防止“四人帮”寻机进行挑衅、攻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需要高明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这里，历史环境对于邓小平言行允许的程度和范围，与他实际上想要说的、想要做的存在着差距是应予注意的。于是，在整顿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想要脱离旧轨道，但历史条件还不成熟；未能脱离旧轨道，却开始了寻找新道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种矛盾相互纠葛、各种政治力量彼此制约。面对这种状况，简单从事会无济于事，急于求成则将适得其反。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磨合”推进整顿，渐渐淡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突出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认识，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一个高明的办法。可以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表现了他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才智与韬略。这种处理方式，包含着一个政治家在各种各样的桎梏束缚中寻求民族生路所作出的思考。
三
1975年5月，在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后，是怎样抓整顿的呢?这之后，从邓小平采取的整顿措施和对整顿经验的初步总结来看，这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技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三个文件中，他在整顿过程中实际上抓的重点仍然是后两项。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如下观点：
1．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2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都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为文章开头，这是作者开门见山的点题之笔，也是高屋建瓴的醒目之处。文章指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我们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
2．要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3．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责任制。要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
4．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5．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要鼓励科技人员努力钻研技术和业务。
6．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等。
7．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
8．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9．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十分明显，这些措施和观点主要围绕着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那么，邓小平在实践中是如何体现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的呢?从有关的文件和谈话来看，他直接谈到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工业二十条》时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接着，他提出要根据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进一步研究工资差别，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二是要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的问题，他说：有的人发展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些问题不自觉改正怎么行呢?这个问题要整顿。
除了以上内容以外，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整理和起草的部分文件也可透视出邓小平对于学习理论的不同见解。
一是《论十大关系》的整理。1975年7月]3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从邓小平的送审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篇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心思想的文章，与他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因而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对理论学习加以引导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
二是《论总纲》的内容。9月19日，当胡乔木报告说当前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已经布置邓力群负责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时，邓小平极为赞同。他说：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个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专门谈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可是对于专政理论本身却很少作出阐发，重点谈的是：要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文章说，这些人“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如果“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文章还提出不要“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这篇文章，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看到，不过，当他于1977年看到这篇文章时，他借用了“四人帮”的说法讲道：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以上材料说明，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虽然也谈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但是对于理论问题本身没有作出具体论证和强调。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的《论十大关系》、反派性等内容与毛泽东有所不同，在坚持按劳分配的问题上，甚至与毛泽东的思路完全相悖。这些区别似乎蕴含着某种信息：邓小平看来是想在学习理论的题目下做另一篇文章.
四
能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推动了整顿的进行?这涉及到如何从总体上把握1975年历史发展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需分别进行考察。
首先，毛泽东作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并将此作为1975年国内工作的要点，势必要对这一年的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贯彻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四人帮”是积极的鼓吹者，他们不仅利用控制的宣传工具掀起了“反经验主义”的浪潮，为整顿工作设置障碍；而且通过宣传这一理论为他们的假社会主义制造舆论。当然，除了“四人帮”以外，还有一批忠实于毛泽东的、为数不少的人。他们在思想上崇拜毛泽东。真诚地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积极贯彻者。由于这几种因素的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1975年确实形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运动，成为这一年历史发展的又一个线索。这一运动的主要表现是：
1．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受到排斥。城市集市贸易被全面封闭，农村集市也被严加限制，全国不少地区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主的大大小小的城镇随之衰落。这就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加僵化，国民经济更加缺少活力。2．农业战线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和普及大寨县的过程中，平均主义又一次抬头。在9月1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急于过渡、消除差别等问题又被突出地提出来，反映出急于过渡情绪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影响。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一些地区在分配上废弃按劳分配，采用大寨式的“政治工分”，在生产关系上急于向大队或公社核算过渡。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左”倾思想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显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没有推动整顿工作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顿的深入。
其次，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与工交、军队、科技、文教方面的整顿交织在一起时，全国错综复杂的局面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同的发展趋向。这种并存交错的局面在1975年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较量，也反映了“左”倾错误在各条战线的不同影响和干部群众思想觉醒的不同程度。1975年中国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较量和不同发展趋向的交织、变化，与毛泽东既希望实现“天下大治”，又想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予盾有着密切关系。当我们研究1975年的整顿工作时，对于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和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是不能不加以注意和区别的。综上所述，我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不是1975年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1975年11月，毛远新就“三项指示为纲”向毛泽东作的汇报，从内容来讲反映的是实际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三项指示为纲”与1975年整顿的关系。如果认为“三项指示为纲”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那么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也纳入整顿之中了，这样提与实际情况存在不小的距离。进而，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离历史实际就更是相去甚远了，而且，把已经被历史否定了的错误理论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显然是欠妥当的。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是什么?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孕育阶段的特点是：淡化“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框，在各种历史束缚中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