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腹背受敌

来源：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www.verylw.com 　　论文关键词：整理国故； 胡适； 传统； 现代； 科学 　　论文摘要：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历史、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整理国故”是一场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由以胡适为首的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发起，主张用现代眼光去重审中国古代典籍材料，赋予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意义，再造中华文明的运动。“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民间化的取向是其具体体现。不过，这场立意甚高的运动在现实中却碰了一鼻子的灰，遭到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内外交困，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环境，认识新文化运动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传统的可贵努力，也使我们思考在面对“国故”时到底该用何种态度和眼光。 　　 　　一、 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 　　“整理国故”口号一经提出就被守旧派大做文章，趁机重新打出“六经以外无文”的旧招牌，认为经书里才有文章的正宗，西学乃中学本有，不必舍近求远。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读文言写文言，理由是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因为新文化运动者的“整理国故”就是认可了传统典籍的至高地位。这使得国内一时复古气氛浓烈。1922年4月10日周作人作《思想界的倾向》：“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并预言由此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著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化之至治。”[1]其后他陆续写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经验》、《复旧倾向之加甚》、《国故与复辟》、《国学院之不通》等文章，皆攻击社会上的复古现象。赞同和积极参与“整理国故”的郑振铎也发现，无论怎样界定，不论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只要主张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便等于支持旧派。 　　纯粹的守旧派尚不可怕，因为他们与“整理国故”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而将保守的观点与西方最新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声音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更大的敌人。一战后西方社会充斥着悲观的幻灭感，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暴露使西方知识界开始反省自身，并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一文中表达如下看法：“中国无论如何扬弃传统中仅为形式主义的部分，仍应审慎，维护它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精神。”[2]杜威、罗素于1920年代初相继访华，皆有类似观点。罗素曾说：“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3]在“罗素热”风靡全国，学子们竞相阅读罗素的著作，报刊杂志争着刊载罗素的演讲录，连精明的商人们也用罗素之名言大做广告的情形下，这番话的影响可想而知。一些中国人由此重新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推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是先进程度的区别，而是文化类型的区别。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保持自身优秀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全盘西化不可取。他们甚至还想用中国文化去救济西方文化，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述：“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超拔”对方的历史责任。[4]一批曾积极从事西学输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皆有类似看法。 　　这种观点乍一看与“整理国故”者非常相似，可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到底将“国故”当作知识资源还是学术资源。“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5]两千年来儒家经典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根据，也是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在西方冲击下，儒家经典作为政治合法根据受到动摇，但中国传统典籍可以成为社会合法根据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康有为从今文经学中制造改革理论，章太炎提倡国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时期无论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肯定，却都坚持认为传统不再能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的合法依据。保守阵营与“整理国故”者的区别就在于此。 　　“整理国故”者将传统视为一种学术资源，而不是“知识资源”。胡适说:“‘国故学’的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所要求的”，至于把国故学说成是“应时势之需”，那是根本不懂国故学的质，是古人“通经治平”的幻梦。[6]胡适曾多次撇清“整理国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明言“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7]顾颉刚也认为，整理国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要救世安民。[8] 　　 　　二、 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 　　复古倾向的加重使新文化阵营中本来就反对“整理国故”的站了出来。陈独秀讥讽胡适妙想天开，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另一些反对者则在认同“‘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9]的基础上提出反对意见。鲁迅指出老先生整理国故与青年追求活学问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10]郭沫若认为做人行事本应“各就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国学研究家就其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同时，“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1]最有力的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不是整理国故的时机，现在最该做的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等改变了国弱民贫的状态“整理国故”再做不迟。吴稚晖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12]茅盾也认为“整理国故”是“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13] 　　为复古气焰助燃的现实后果也使支持和参与“整理国故”的新文化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做法。 　　郑振铎1923年写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而到1929年1月《且慢谈所谓“国学”》则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认为提倡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会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而“沉醉于”这些“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他甚至说：“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异国，由他们代为保存，也并不是什么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现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叹息的事。”[14]曾认为研究国学正当而且应该的何炳松则责问：“现在我国全国的青年差不多都变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一大堆的故纸里面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应该负的责任么？”他正式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这一口号。[15] 　　而“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人胡适在1920年代末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反思了这一运动。他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16]这样的论调，彻底推翻了胡适在1919年《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提倡的“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7]这一观点。 [1] [2] [] []　　新文化者否定“整理国故”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整理国故”的开展会妨碍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整理国故”也主张科学的精神、现代的眼光，虽然“整理国故”者一再努力强调国故、国学作为学术所具有的独立和超功利，可是仍然无法掩盖国学、国故的传统色彩。而“八股”同“洋”的结合对中国发展构成的“威胁”比仅仅“八股”更为严重，中国传统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就更加难以被破除打倒。因此“整理国故”的后果只能是助长保守复古派的气焰，延误甚至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理国故”既然与中国急需的“现代”相冲突，任何一个新文化人都不能不暂时放弃个人的见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就连胡适也不例外。 　　 　　三、 “整理国故”方法的局限 　　“整理国故”运动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立足，在胡适看来：“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搜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18]而这却成为所有反对派攻击的焦点。 　　章太炎认为用科学去研究中国传统学问，是旁门左道，是不懂、不通。梁启超也指出科学运用于国学的局限，明确提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9] 　　具有系统西学背景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同样倡导研究国故，可它不仅在研究目的、态度方面与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迥异其趣，而且一再攻击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梅光迪在《学衡》第2期发表的《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中说：“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谙西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术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陋，亦无人敢与之争。”[20]同期，吴宓在《学衡》上发表《文学研究法》一文，把美国人的文学研究分为“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和“义理派”。其论“考据派”云：“总之，考据家之误，在以科学之法术，施之文章，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要之，考据派之文人，极似吾国之小学家，谓其成绩与研究文学者，不无裨助，则可，然以此为研究文学之唯一正轨，则大谬也。”因为，考据家“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辞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21]吴宓这段话隐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的批评。比较吴宓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区别非常明显：胡适对作品进行事实判断，吴宓则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 　　郭沫若也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强调自己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他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郭沫若对“整理国故”的否定是因为他与胡适等主张整理国故者在历史态度上存在根本的不同。胡适等对历史的思考是过去史式的，即认为过去的事实，即便是精神现象，也应该作为脱离于现在并独立于历史学家的既成的、绝对不变的事实。郭沫若则持未来式思考，即通过过去历史以确证理想的（或决心付诸实现的）未来正在来临。历史思考方式的不同使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尚不够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 　　另外还有对“整理国故”的具体方式提出批评的，如严既澄认为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韵文及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是一条“歧路”。[23] 　　其实，不管旧学方法，价值判断，科学精神，还是唯物史观或其它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不同方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方向的尝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其意义所在，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过，在转轨期的中国，新、老学术及方法都想争得一个地位，只能旗帜鲜明。于是，“整理国故”以自身的复杂受到多方的排挤，传统的不视它为传统，现代的认为它不够现代。“整理国故”不得不承受传统和现代等多种学术力量的压力。 　　众派的攻击使胡适不能不反思自己的主张，不过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没错，错的是材料，即科学方法的对象。因为：从清代考据学到“古史辨”，“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24]胡适以西方作对比，认为西方用科学方法以研究实物的材料，所以成就裴然，影响巨大。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材料更为重要；整理国故只在故纸中寻材料，有着先天的缺陷，努力的结果很可能只是“枉费精力的废物”。因此，“整理国故”应该被放弃。 　　“整理国故”运动用现代眼光清理中国故有资料，廓清迷雾，为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较高的起点。通过“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主动反省自己的文化主张，审视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虽然在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夹击下，它没能实现自身的意图，但它的出现犹如一声号角，预示着五四时代的过去，文化建设时期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M].岳麓书社，1989. 　　[2]徐传礼.关于学衡派和新青年派论争的再认识[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5,(3). 　　[3]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8]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13]茅盾.进一步退两步[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0]鲁迅.未有天才之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12]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4]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5]何炳松.论所谓“国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6][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 　　[18]夏元文.新文化运动与科学概念的发展[N].光明日报,2001-5-15. 　　[1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上海中华书局,民国36. 　　[20]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21]吴宓.文学研究法[J].学衡,1922,(2). 　　[2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985. 　　[24]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 [] []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