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看国外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

  特别关注：看国外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简称《决定》）。落实党中央的《决定》，切实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一方面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我党执政五十多年来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研究和借鉴国外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20个专题研究课题，全面、系统地研究执政党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教训。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十届国际问题论坛——执政党建设：国际经验与教训”。本期特别关注奉献给大家的就是会议上的主要观点。

李慎明：认真研究大胆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李慎明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此一点也不能有丝毫动摇。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我们党的建设。也可以说，越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越应该、也越需要抓紧党的建设。1992年，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安心睡大觉”。这一重要论断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深谋远虑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冷静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沉痛教训，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十分重要的结论。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李慎明进一步指出，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括全面地领导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打交道，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坚持和创新正确的理论。现在，我们正在干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认真地、批判地借鉴世界上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但其他政党的理论决不可能解决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我们坚持和创新的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符合我们自己国情、道路和利益的理论，只能靠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李慎明还指出，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能是为着解决我们党内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例如，如何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进一步落到实处，始终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如何始终把党风问题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来抓，真正有效地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如何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有效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在借鉴世界上其他执政党，其中包括西方民主党的执政经验的同时，确保我们党所特有的性质、本质和特色；如何按照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指示精神，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把党的建设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李慎明在讲话中还强调，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政党建设经验时，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认真研究、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同时也要学习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经验。我们是共产党的执政党，当然首先要学习世界上其他共产党比如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同时要学习印度共产党(马列)等局部执政经验，学习其他国家在野党的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经验。既要学习世界上现存的正在发展的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已经消亡的共产党的执政经验。既要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也更要吸取其教训。有时候汲取教训可能比总结经验更有价值。对苏共垮台、苏东欧剧变的真正教训我们要深入研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反面说，苏共垮台、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是全人类的一笔十分宝贵而丰厚的遗产。

其次，要认真研究、学习、借鉴包括拉美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内的左翼执政党的经验。

第三，要认真研究、大胆借鉴世界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类执政党的经验。只要符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成功的做法，我们都可以大胆地借鉴。

第四，在积极借鉴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明确一点，中国共产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在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目标、群众基础等方面，有着根本不同。在大胆借鉴的同时，对西方执政党的东西特别是成体系的做法，决不能照抄照搬。另外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更是领导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其特有的鲜明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目标纲领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与其他民主党派是领导与合作协商的关系，而决不是西方执政党与其他在野党的关系。学习借鉴要为我所用，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党情。


与时俱进才能保持革命政党的活力


前苏联的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冲击，各国左翼政党都接受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与会者回顾了冷战后全球各主要政党的政治动态。在美洲大陆，政党的极化趋势十分明显。一方面是美国执政党中新保守主义占据上风，力图用新帝国取代现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左翼政党纷纷登台执掌拉美国家政坛的事实。拉美国家政治光谱的大变化再次证明了哪里压迫最深，哪里反抗最烈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欧洲，欧盟的诞生使小国第一次尝到与大国比肩的滋味。一时之间，左、右翼政党在对外欧盟如何与大国定位，对内如何继续发展问题上都出现“失重现象”，各政党的传统政治定位丧失作用，出现了政见趋同的现象。但是，也有人迅速摆脱失重状态，例如法国共产党，进入了斗争的新阶段。在前苏东地区，少数左翼政党生机不减，但是主要国家的左翼政党还没有走出低谷；在亚洲地区，左翼政党新一轮的崛起正在形成气候。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改革开放为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成就了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政治格局。但是，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目前，拉美国家人民的斗争锋芒更是直指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为其他大陆人民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低谷且听新潮声”不失为对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概括。各国左翼政党成功的经验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是左翼政党保持生命力的根本经验。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吴广义研究员重点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变革情况。根据时代和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党的纲领和路线，是日共建党83年来始终能够保持活力的根本原因。

2000～2004年，日共以修改党章和党纲为标志，实施了自1961年以来党内最大的政治变革，对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关于日本共产党的性质，新的党章进一步明确“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又是日本国民的政党”。在其新的党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近期目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可能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三大根本目标是取消日美军事同盟和美军基地、以国民利益为中心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和消灭军国主义、确立民主主义。三项基本对策是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撤除美军及其军事基地；解散自卫队；公断解决天皇制的存废。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社会”。日共的政治变革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可以说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日共的理论思想更加统一、原则立场更加坚定、日共党员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更加明确、方针政策更加务实、日共的对外关系更加活跃。

当前日共主要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在美日反共势力和日本财阀势力的联合打压下，在日本整体政治环境日趋保守的形势下，日共的活动空间正在缩小；二是青年党员的数量在减少。面对不利的生存环境，日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顺应形势变化的灵活的策略，把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日共在不利的环境下仍高举和平、反战旗帜，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修改历史教科书，主张日本全体国民反省侵略战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独树一帜之处，并据此顶住了前苏联解体后国际共运低落的压力；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积累了发动和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

在讨论中，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尽管日共在新党章和新党纲中有一些新提法，但党的最高目标和纲领没有变，因此仍可将日共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围绕新党章和新党纲，日共领导层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在党内做了大量统一认识的思想工作，并在干部局举办了十几次读书会和恳谈会，在全党中基本实现了对新党章的统一认识。

学者们对前苏共总结了四大教训：第一，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丢失了自己根本的政治特色；第二，在一段时期内理论脱离实践，不能与时俱进，在思想建设上，向党员灌输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绝对化的认识方法；第三，在组织建设上，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不能保持整个队伍的纯洁性和凝聚力；第四，在制度建设上，没有解决好执政党如何防止和纠正党内官僚化倾向的问题。

欧洲左翼政党在社会思潮和选民心态的影响下，出现了党纲、宗旨以及施政政策等与右翼政党趋同的趋势。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七大变化具有代表性。这7个变化是：第一，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调整党的传统纲领，酝酿顺应新形势的新党纲。第二，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左右翼政党表现出了趋同性，各政党以向中间选民靠拢为目标，加紧调整各自的党纲。第三，强调政党的全民性，以加强政党调整社会利益的能力。第四，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引入了直接民主选举的体制。第五，各类政党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在宣传和组织群众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社会时尚，扩大政党的影响。第六，政党的绿化和泛化倾向比较明显，都高度重视人民关注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七，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深，欧洲左翼政党的跨国化程度正在加强。

在欧洲出现左、右翼政党趋同现象的同时，也出现了象法国共产党这样对趋同趋势“喊停”的左翼政党。法共认为，选民脱离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因为共产党淡化了革命原则，在政治光谱中丧失了自我。他们总结近期大选失败的教训，提出坚持革命原则，当好反对党。今后决不会为进入政府执政而妥协，决不放弃原则轻易和他人结盟。

不断扩大人民权益是抵御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


大家普遍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前苏联，苏维埃全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依靠苏维埃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前苏联解体后，反和平演变的现实斗争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让人民直接行使政治、经济权利的必要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阶级利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将执政为民的思想落到实处关键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机制，保证管理者的执政方向不会偏离被管理者的意愿。实践证明，吸收群众广泛直接地参加管理，将人民享有的权益用法律固定下来进行有效保护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好的制度。让人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则是实现被管理者监督、制约管理者的重大措施，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直接体现之一。

反和平演变的现实斗争也迫切需要我们加快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权益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果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义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揭露资产阶级伪善统治的同时，将人民斗争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化为更高形式的现实，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各种图谋。今天，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斗争的现实迫切地要求我们去认真研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靠斗争挣得的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与会专家围绕这两个权益问题，重点介绍了法国和德国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吴国庆研究员以“法国执政党关于财富再分配与社会和谐”为题做了主题发言。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贫富两极化趋势加剧，导致劳资冲突和社会冲突增加，曾经数次引发法国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成了议会斗争的焦点。在人民斗争的不断推动下，“财富分配按效益，财富再分配体现社会平等、公正和正义”逐渐成为各党派必须遵守的执政原则和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强化政府财富再分配的职能。在法国政府的年度预算中，财富再分配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或单独列项，或融入到其它项目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设置财富再分配的专门机构，从事财富再分配的研究、计划编制和执行，从而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构筑起了较为完备的财富再分配体系。它主要涵盖了下面几方面的内容：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制度、利润分红制度、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救济制度和慈善事业。法国执政党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已成为全国财富再分配制度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是欧盟中农业第一大国。在法国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力和产量的提高方面，法国左右翼执政党通过政策性扶持和政策性的补贴，在农业领域对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人的财富再分配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法国执政党对农业和农民在生产、生活和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的补贴，已经成为法国财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为农民建立了低收费高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顾俊礼研究员介绍了德国政党的执政实践。德国各政党特别注意从以下三个层面构筑起和谐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公民的公决权；在司法层面，政府高度强调司法的作用，建立司法救援制度；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层面，完善工会体系，让它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同时企业的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也成为化解重要社会矛盾的调节器。

首先，在政治上，长期坚持贯彻国家根本大法《基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保障全国各地区居民共享基本相同的生活水平，防止地区发展不平衡；在财政上，通过实行纵向和横向的财政平衡，对相对贫困的州、县、乡镇长期实行法定的财政转移支付（资助），防止地区贫富差别过大；通过社会再分配的办法，实行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以及农村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

其次，特别注意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权利。主要包括四方面：（1）制订《煤钢行业参与决定法》、《企业组织法》、《参与决定法》等法律，确保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行使“公决权”。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调节生产关系机制，它在塑造新型劳资关系、调动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济生活更加民主化、人道化，发挥了公认的积极作用。（2）实行劳资“工资自治”。它的特点是：政府不直接参与工资的制定，而只间接施加影响；在政府影响下，劳（工会）资（雇主协会）双方自觉协调、自主协议；其协议对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3）通过立法，使“人民股票”法制化，雇员参与企业资本，“形成财产”，并依法对职工股票给予税收优惠。（4）实行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它使少数工资特别低的雇员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大部分雇员收入较低，都处在所得税的起征点；而高收入者都处于高税率区。累进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缩小了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利益，有利于形成社会平和气氛。另外，对弱势群体实施司法援助，为那些个人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又无钱打官司的人，提供司法援助，以伸张社会正义，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加强党风和自身建设是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介绍了古巴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共产党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古巴共产党领导古巴人民，在美国眼皮底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巩固和加强了其执政地位，提高了其执政能力，得到了绝大多数古巴人民的拥护。

古巴共产党主要从11个方面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1）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2）重视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3）加强党风建设，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4）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战”，防止“和平演变”。（5）加强道德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6）加强政权建设，健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制度。（7）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8）注重经济和社会、科教协调发展。（9）调整宗教和侨务政策，争取更多的宗教界人士和海外古侨同情并支持古巴社会主义建设。（10）充分发挥军队在备战和建设中的支柱作用。（11）调整外交政策，开展多元外交。

在特殊复杂的环境下，古巴共产党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坚持原则、不断与时俱进是党的执政能力得到加强的重要经验。古巴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修改了党章党纲；面对困难的环境，古共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的原则始终不变；古共不断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道德等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增强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使党成为古巴人民强有力的先锋队，使古巴的社会主义事业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

腐败问题是执政党建设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在全球范围内，腐败有扩大的趋势。（2）西方的选举制度是产生腐败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政治献金和贿赂选举。（3）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行贿成为国际竞争的一种手段。（4）日本是一个腐败大国，其腐败属结构性腐败。在惩罚腐败方面，重经济惩罚，轻刑事惩罚。（5）在世界范围内，“阳光底下无罪恶”，公开化是治理腐败的一个基本经验。

也有学者指出，在研究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时，要慎用“合理的腐败”、“合法的腐败”等提法，以免引起混淆；要严格区分惩防腐败的经济成本与道德成本；要区分区别待遇与腐败之间的原则差别。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宇燕委托代表在会上做了题为“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专题发言。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存在着严重的收买型腐败（在讨论中也有学者认为，此时美国的体制型腐败同样也很严重）。美国这个时期的腐败集中发生在三大领域，即行政、司法和立法领域。行政腐败主要有分配公共职位、偷窃国库、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巧取豪夺、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实施弹性管制等。在司法领域，政治机器影响并操纵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过程，把持法官席位的任命权，许多法官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而不再是司法公正的代言人。在立法领域，通过控制议会选举和操纵立法程序，腐败集团从事罪恶勾当时就愈发无所顾忌，并且为其腐败行径披上了光明正大的“合法”外衣。行政腐败的基础是政府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美国这个时期造成腐败泛滥的主要原因有5个方面：（1）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及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资源权力的加强，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2）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的迅速城市化，大批移民涌入城市。新移民急切需要摆脱卑微的身份，因此，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否能通过利用选举权或利益再分配过程来改变自身命运，而不大在意政府官员的诚实品格与廉洁作风。新城市移民的这种趋利心理被政治机器加以利用。（3）在19世纪末，实业和金融巨头聚敛了大量财富，凭借手中的金元，他们疯狂“收购”公职人员持有的政治权力。（4）法律法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5）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拜金主义所弥漫，为腐败提供了社会氛围。

美国主要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摆脱腐败的困境。5大因素提高了腐败的成本，即法律的惩罚、公检法的查处、党派或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新闻媒体的披露、公共力量的监督。4大因素降低了腐败的预期收益，即在制度设计方面，降低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减少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政府方面，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及监控力度的加强，极大地抑制了腐败的蔓延；在经济方面，将被管制行业市场化，对腐败预期收益釜底抽薪；在利益集团方面，新兴经济利益集团（比如制造商）的崛起和壮大，大大加快了美国反腐败进程。

拉美也是腐败问题极为严重的地区，我们从中不难找出腐败问题的不少特点。有学者指出，拉美地区的腐败有其传统因素，即一些大家族长久以来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司法等部门；普通百姓无法扭转局面，因此拉美人普遍存在对腐败无可奈何的心理。这是腐败成为拉美国家痼疾，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腐败问题却日益加重，这说明腐败与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拉美地区智利的腐败问题最轻。其基本经验是用制度的力量遏止腐败。智利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清廉的国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发展成一个相对严重的制度性问题。其主要诱因有三个：一是激励制度的缺失，使得腐败有利可图。一方面，智利一般公务员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所以隐蔽加薪的腐败有较大的利益诱惑；另一方面，公私界面不清，权钱交易的腐败收益极高。二是机会结构的扭曲，使得从事腐败行为有机可乘。三是约束制度的破坏，使得从事腐败行为的风险极小。

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智利建立了一套反腐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预防腐败的行为准则制度。主要包括严格预防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准则制度、合理保护和使用公共资产的制度、腐败的揭发制度。（2）普遍的财产申报制度。（3）严格的监督机制。包括政治监督、司法监督、行政－法律监督、公民监督等外部监督和行政权力部门的内部监督。（4）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制度，包括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5）高度的社会参与制度。（6）国际合作机制，主要是与“透明国际组织”的合作。

有学者指出，印尼的苏哈托政府也给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苏哈托于1965年开始在印尼执政，在实行权威统治的同时，将发展经济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一执政理念确保了苏哈托在印尼的长期统治，但也为腐败的泛滥猖獗创造了条件，出现了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局面。苏哈托家族和军人是腐败的重要参与者。高度的中央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腐败。集权产生腐败，腐败必然会对政权和经济产生影响。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苏哈托政权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限制和延缓了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维护了自己的长期合法统治。但是从长期来看，腐败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合法性。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苏哈托政府的下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问题的背后，腐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期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供稿，文字整理：王立强吴国平李千谢文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