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善于知人晓事的高人

毛主席善于知人晓事的高人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六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不久前，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公文，即公务文件。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写一点涉及公众的文件是要背很大风险的，第一，知识分子都是好评论之人；第二，知识分子的评论往往也是很内行的；第三，知识分子的评论往往是挺苛刻的。所以，五一期间我终于可以歇口气，看点书，写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年在北京借调的日子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还数次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1935年遵义会议在军事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这是人们对他在关键时刻挽救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的认可，从此之后，他又逐渐在政治上提高了影响力，最后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取得了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此直到去世，再无人撼动。那么他靠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驾驭一个党、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他靠的是一种称得上超凡魅力的东西，包括他的人格，包括他的方略，作为一个主官，他把这个角色做到了极致。我在《八宝山：位子与脑子》中对做主官之人的特点做了一些分析，并且用“知人与晓事”来描述为官之人的本事。而知人写了四个方面“识选用育”，晓事写了四个方面“大要急无”。不过我当时就说，这是个很大的话题，远非一篇文章的一两个自然段可以说清楚的，只能说个大意。这里让我们来详细鉴赏毛主席的“知人与晓事”的本事，集中讲讲毛主席的领导风格。

——主席善识人和选人。识人之要在于识人一般素质，选人之要在于将人安排到恰当的岗位。“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这是唐太宗的一句名言。毛主席识人大多时间还是比较准的，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标准清晰，二是方法得当。从标准上看，虽然他也离不开中国历代“德才兼备”的套路，但是他总是把一个人的品质和他所要从事的事业结合起来考虑，并且随着事业的不断壮大，他对识人的标准也做了许多调整。从方法上看，为了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他提出：“必须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他在阅读《资治通鉴》时，批注了这样的话：“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正是用了这个办法，许多恰当的干部被放到了恰当的岗位。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主席选人，他不仅要看这个人的一般素质如何，还要看这个人对党的事业能做些什么，善搞军事的让他去打仗，善搞政治的让他去盘人。主席选人还在于善于搭建合理的领导班子，要么为“老中青”三结合寻找合适的人选，要么为军政首脑相互配合选择合适的人选。比如，林彪善打仗但有个性，有本事但难合作，从他当团长开始就与多个党代表或政委闹得不可开交，并以后者走人为最终解决方案。而正是毛主席把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能在平常大多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主，由能在关键时刻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的罗荣桓放到了林彪身边。正是罗荣桓成就了林彪的事业，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是我军唯一一位以政治工作出色而获得元帅军衔的高级将领，早在古田会议毛主席就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而在他去世时，毛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鹌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主席善用人和育人。用人之道在于充分发掘人的潜能，育人之道在于充分培育人的才能。主席不仅懂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道理，也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道理。他在用人上有如下特点：第一，有气度。主席用人唯才是举，任人为贤，并不太在乎此人的某些“出身”和对自己的态度。他用的粟裕，是一个由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既没有上过军事院校，也没有远渡重洋；他用的许世友，是一个从出家人成长起来的将军，既不是毛的嫡系（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又对毛大为不恭（他在抗大公开漫骂过毛）。主席用人的原则是“用则不疑，疑则不用”，他擅长放权用人，长让下属独立处置，不必请示。的确，一个能将三教九流的人们组织起来的人何事不可为？第二，有远见。主席用人善出奇着，往往不按牌理出牌，而每每出牌得胜。但细细看来，还是有门道的：有时为了某件事情的成败，有时为了搭班子讲团结，有时为了削山头“掺砂子”和“挖墙脚”。第三，有爱心。他懂得爱护干部是用好干部的必要环节，他在最需要用人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地位》中写下了爱护干部的五个方法：指导他们，提高他们，检查他们，说服他们，照顾他们。第四，有防备。领导者要有这样的本事，既让被领导者充分施展才华，又让领导者能有效地驾驭他。主席知道，人是喜欢犯个人主义的，是喜欢犯自由主义，是喜欢犯主观主义的，是喜欢犯本位主义的；这是因为人往往都有欲望，都好看重自己，都好讲面子，都争雄好胜。如果这些人作为一个个体是不足为虑，但是他们做一个为组织奋斗的战士就有问题了，不能不防，不能不查。

育人是用人的延续，是为了更好的用人。主席在育人的方面也颇有特色，他以自己的学习实践来要求干部：第一，读书不忌杂。他以自己的好读书为参照，希望更多的高级领导干部多读书，读各种书。第二，读书不忌静。学习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也要从实践中学，他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第三，读书不忌师。他历来认为，先生是老师，学生也是老师，如此他看重自学；文化人是老师，大老粗也是老师。第四，读书不忌坏。香花中有学问，毒草中也有学问，而且可能有大学问。活到老，学到老，主席是我们的楷模。

——主席善抓大事和要事。所谓大事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纲要，是根本，是关键。统帅不问细节，领袖不管琐事，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老人家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领导者要有辨析、认识、把握主要矛盾的本事，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要小事清楚大事糊涂。总之，领导者要善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要抓矛盾，二要抓根本。“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什么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要事就是要害之事，要紧之事，抓不好就要捅大漏子。主席抓要事的办法，就是寻找对全局有影响的关键一着。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这样分析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什么东西算是“要事”呢？首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无疑应该算是要事。其次，可能引起格局变化的事情。前不久，为了配合胡锦涛总书记访问美国，中央电视台邀请了当年在中美关系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做客“新闻会客厅”。庄则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毛主席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决策上的全过程。本来，主席已经将周总理送交的外交部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圈阅，表示同意，并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是他在临睡前看《参考消息》上有关外电报道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交往的故事后，突然大叫一声：“哎呀，我的庄爷爷！”立即发出指示，更改前议，天下由此大变。

——主席善抓急事和无事。在政治家眼里，所谓“急事”，是指那些处理不好会伤及事业，伤及生命的事情；所谓“无事”，是指那些处理不好会使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的事情。但是，会看主席的人往往知道，他老人家宣称的事情未必是他真心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写过这样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过主席眼里很少有“急事”，他是一个“散淡的人”，他可以睡到日头当午，也可以躺在床上一日不动。但他善于“弹钢琴”，为了使工作有声有色，他从来很少乱了章法，从来不让别人看出他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就是敌人的飞机到了头上，敌人的追兵到了跟前，他都不急。不过主席也有急的时候：长征路上，张国焘密电要主席的命；文革期间，林彪之崽密谋要主席的命，老人家得知此事后，那是一个“急”，前者星夜拔寨，后者星夜返京，这才转危为安。天下事从来不急，天下事当急则急，这个分寸也只有主席把握得住。

主席从来不怕出事，他总是说“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别看主席不怕“乱”，但他的底线是不能乱到不可收拾。1957年，无论是别人说他搞阴谋，还是他自己说自己是搞阳谋，总之，最初那一刻，他总是让别人把话说够，把屁放够，当他真正感到如此下去将天下大乱时，他就果断出手，而且不计后果。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让红卫兵小将纷纷出笼，让某些刀笔吏大打出手，可一旦看到这些人可能乱我江山、毁我长城时，对不起，今天的座上宾，明日就是阶下囚。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撒江天。”主席是真正驾驭时局的高手，如此，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今年9月9日是毛主席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每到这个日子，我就想起当年我在水库上修堤时听到主席离世噩耗的情景，大堤上无论男女老少哭声一片，那种感情不是装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一个人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那么多人的敬仰，没有波澜壮阔的一生，没有倍受打击的一生是做不到的。当他离开人们的时候，他才真正做到了内心的安宁，老人家，您在北京纪念堂里安睡着可好？

（写于2006年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又要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