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和中国改革的死穴

  
   中国富人和中国改革的死穴
        ——试说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星逝夜潭

       茅于轼先生要说什么，办什么，这是茅于轼先生的自由。
       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之所以有一些人议论，其最根本还在于中国富人之富那里来？这又绕到了所有涉及中国富人话题的时候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老问题，即中国富人原罪说。
茅于轼先生似为多情地替富人说话，已经是太迟太迟，太弱太弱了。三十多年来，整个中国的改革就围绕着一个“富”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字进行。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错不到那里。“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穷疯了。只是这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一个重要的修正或否定，就是要明明白白地修正否定中国这场改革所继承的此前中国的那场革命。其中没有调和、中庸、特色、不偏不倚的余地。
其实，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是一部人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分人富的历史，充其量不足三十年。浩如烟海的文字历史记述；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久已有之埋藏的各种旷世珍宝、财物、殉人、殉马、殉狗等等，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历史，长夜难明，从来就是一部分人富的历史。
       于是，曾经有一个人半夜里横看竖看，在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均是一部分人富的中国历史中只看到“吃人”两个字，于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救救孩子”，有人还读着“救救中国”。
       于是，曾经有另一个人在半夜里横冲直闯，呼啸着，稀里哗啦地就打倒推翻了这个几千年来都是一部分人富的吃人世界。
        在死了几千万人的惨烈的，要维护一部分人富的社会制度和要推翻一部分人富的社会制度的血腥大搏斗后，在上个世纪中叶，旧的、一部分人富的旧中国以失败告终。一个有别于以前的，没有一部分人富的新中国矗立在东方大地。
       这个胜利所遵循的是：穷则思变，那里有剥削，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于是就造反，就闹革命，就干社会主义。
       时间又过去三十年，一个要再建造恢复一个新的，一部分人富的社会的改革，又在中国大地悄然掀起。这个改革遵循的是“国际接轨”。其理由很简单，因为整个世界历史，乃至当今世界大部分，从来都是一部分人富的历史和现实。这一点都没有错。
       问题在于中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消灭了所有富人的革命后，中国要怎么再制造自己的第一批富人？
       “公平公正是相对的，不公平不公正是绝对的”，罪恶永远存在，绝不可能消灭消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在这里为中国富人最娴熟地使用。在绝对不公平不公正中失败，就要承认失败，蹲到墙角晒太阳去吧。中国富人最大言不惭，最大胆无耻地聚集在“不公平不公正是绝对”的旗帜下，开始自己的不公平不公正，并且大多无法公开阳光下的致富征程。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令世界惊愕的一撮富豪，而这举世惊愕的中国富豪创新，三十年了，这撮富豪还大多不能、不敢公开陈述描述自己发家的历史、过程。这些据说改变了中国，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的中国富豪，还没有一个像一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的将星簇拥的十大元帅一样，大张旗鼓着标准像面世，大喊大叫着丰功伟绩斐然展示。
       而那些偶尔露峥嵘的中国富人，只是像阴沟里的硕鼠，黑暗聚储，难见阳光。
       要国际接轨的最富的那个世界，其财富的最早积累来自对本国人民和资源，以及殖民地人民和资源的残酷剥削、压迫和掠夺。中国富人要补资本原始积累的课，除了接轨重复老资本主义对其本国人民的剥削压迫掠夺的光荣历史，没有本事重复老资本主义建立掠夺殖民地的光辉业绩。中国富人把致富的全部热情、全部疯狂都集中在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压迫掠夺上。
        在老牌资本主义从野兽进化为绅士的时代，中国的新富人则要从一个普通善良的穷光蛋蜕化野兽，屈辱诈耻，含辛茹苦，白手起家营造自己的财富巢穴。
        顺便说一下，老牌资本主义在老的军事侵略扩张、剥削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中掠夺财富成功，而在新的经济侵略、剥削争夺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中也节节胜利。而据说，在这种跨国的经济争夺中，中国的新富人和旧中国一样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中国再造富人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很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庞大的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财富。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偷窃侵占，是中国富人最快富起来的最捷径。茅于轼说这属于“财富合理分配”。对个人而言天文数字一样的亿万国有资产，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合理分配”到私人囊中，这种财富的合理分配的合理性建立依赖于对原罪最大宽容、不争论的沙滩沼泽。
        无论中国富人是讳言“原罪”，还是中国富人把“原罪”推诿向“改革之初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改革给的奶不足”，以及出于创业初期的“艰难”、“无奈”、“被迫”等等，中国富人都无法得到心理安宁。所有讳言和推诿，都是“为富不仁”的自白、写照和证明。
        法律法规不健全，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小学生都要遵守的“爱护公物”，这几乎是不正自明的社会道德法律的公理、最底线，就可以轻易地把“改革之初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打到地狱里去。
        而“改革最初给的奶水不足”。直到现在，一些富人和富人的吹鼓手还在抱怨，私人、资本家企业与国有垄断企业的待遇不平等，国有垄断企业可以无偿占有国家资源并且从国家得到各种补贴等等。如此，私人企业是不是可以继续被迫无奈地进行其原罪行径呢？
        为富不仁，原罪致富，是中国富人的死穴。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占有，不仅是对现在的剥削压迫侵吞占有；还是对几十年里为国有资产积累，辛勤劳动付出的人们的侵吞占有；还是对为了建立新中国而流血牺牲奋斗的人们的亵渎嘲弄。中国富人必须要经受这种死穴的考验。
        而放纵怂恿为富不仁和原罪致富，则是中国改革的死穴。中国改革必须要回答，几十年时间，十几亿人口，几代人的青春年华，生命时光所付出的劳动、奋斗和努力，在共和国大地上所创造出的天文数字一样的财富，怎么在短短时间内就落在了一部分人的名下，怎么就落入了一部分人的囊中？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武功本事，可以在短短时间内，仅仅一部分人，就胜过几十年时间，十几亿人口，几代人的劳动和创造？中国改革必须接受这种死穴的提问。
        中国改革是建立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这个推断上的。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国改革是在基本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是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基础上，是在中国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初具世界大国的实力基础上起步进行的。这些基础很难和“经济崩溃的边缘”联系挂钩。
        而就改革起步伊始，接二连三地给职工加工资换取民心，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安定环境等等，这些加工资的钱，自卫作战的消耗和后勤补充，并不是刚刚开始的改革赚来的。而是30年来的经济积累，是经济正常有效运转，没有到崩溃边缘的证明。
        所有的房地产商，一无例外地都是在一无土地，二无资金，三无建筑设计施工队伍和建筑施工设备，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穷光蛋的情形下，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巨富起来的。
        而掌控中国的全部土地（集体土地也在国家掌控之中）、所有银行资金（其中全部是老百姓支援国家建设的储蓄和人民国家的人民劳动积累）、所有建筑设计施工队伍、建筑设备、建筑材料生产企业的国家，却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时间之后，要为房地产价格、分配等，多次国务院会议，多次国务院几条，而绝无成效，怨声载道。
        为什么？这就是改革死穴所在。对财富原始积累的罪恶放纵怂恿的必然结果。房地产成为中国富人叫板的第一波，是因为作为房地产的命脉根基、财富源泉的土地还掌握在国家的缘故。房地产商需要国家源源不断地，越来越大规模地提供建房的土地资源以赚取更多利润。房地产不过是初试锋芒，此后在所有的领域，都将有房地产的现象出现。比如国计民生的粮食、食品、医药等等。而这必然还要反映到政治、文化、乃至武装力量和准武装力量层面。军队、保安不是生活在真空。保安是现在的民兵、执勤、赤卫队。
        这就是为富不仁，原罪致富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国富人只对利润负责，只对利润感兴趣。社会责任是政府、执政党的事情。中国富人只是商人，商人追求利润天经地义，这一点都没有错。因此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一点没有错。替富人说话赚取利润；办穷人办事，办丧事，办穷人心安理得接受剥削、接受压迫事。没有富人，没有富人赚取利润，穷人别活。
        茅于轼先生没有错。错在改革偏离方向，错在国家对国有资产，人民财富，管理守护失职、失责。并且继续失职、失责。因为对流失的国有资产继续放任不理；因为对违法犯罪的原罪致富听之任之。更恶劣的是，对无诚信、无道德、无廉耻的原罪，还最大程度宽容、不争论，千方百计纵容保护。守土失责，流寇坐大。
        原罪也许可以不理会、不争论。但是，所有人都必须解释，对个人而言天文数字一样的亿万国有资产，几十年来十几亿人口、几代人辛勤劳动，从牙缝里省下积累的亿万国有资产，怎么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很大部分就搞到占人口很少部分的富人囊中了，很大部分就属于占人口比例不多的利益集团所有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还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还不过时，还起作用。那么经济上的胡作非为，必然决定政治上的颠三倒四和，道德上的沦丧堕落。
        为富不仁、原罪致富，之所以是中国富人的死穴，是因为罪恶的中国富人被原罪牢牢地铐在了“仇富”的火焰堆上。“仇富”一词，是富人的高兴发明，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是虚拟歪曲的“红眼病”一词的进化，和“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典型“红眼病”症同出一辙。如果真有富人沾沾自喜的所谓“仇富”，那么这种“仇”，不是富人虚拟歪曲的对纯粹财富的仇恨，不是对纯粹富人的仇恨，而是对获取财富的罪恶手段途径的仇恨。譬如对山西黑窑的仇恨。而山西黑窑只是巨大的为富不仁、原罪致富的冰山最底座的一角。
       为富不仁、原罪致富，之所以是中国改革的死穴，是因为这种改革必须明确彻底否定这之前的那一场革命和那一场革命所遵循的所有理论的核心价值，及其所建立的根本制度原则；是因为三十年的改革除了造就一部分不清不楚的富人之外，还清清楚楚地制造了更多的穷困人群，弱势群体，无产阶级，而这些人群是之前的那场革命的民心所在、胜利基础；最关键的还在于要否定修正的半个世纪前的那场革命，是改革天然继承、牢牢抓住的权力源泉，权力依据。
        为富不仁、原罪致富，之所以是中国改革的死穴。其最根本，还在于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地树立了最败坏的社会行为规则，道德标准。
        接踵中国富人和中国改革的死穴而来的，必然是制造了所谓的信仰缺失、诚信泯灭、道德沦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信仰缺失、诚信泯灭、道德沦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富人、中国穷人、中国改革、中国前程。
        死穴，不要错意谓着死亡。死穴，更意谓着要小心呵护，细心照护。三十年来，对死穴太掉以轻心，太蹂躏有加了。

          2007-8-4